大約兩年前，哈佛大學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審閱我的一篇論文時指出：文中所用Kuiji（窺基）不妥，應改為Ji（基）。問其理由，答曰：日本學者都稱“基”，不用“窺基”。當時覺得這位荷蘭籍教授是親日派，中國祖師的名字豈能由日本人說了算？！遂堅持把Kuiji發表在了洋刊中。

上個月，東京大學斎藤明教授聽完我的一場學術報告后評論道：日本學界早已公認慈恩大師的名字是“基”，“窺基”是錯誤的，不宜用在日語論文中。我隨即反駁：中國佛教傳統和學界一直都稱呼“窺基”，有時省略為尊稱“基師”、“基公”，沒有正誤之別。然而，此時的反駁已遠不如當年來得底氣十足。

雖然研讀佛學不過十幾年，尚未通閱藏經，但若連窺基這位中國佛教史上第二偉大的本土佛學家（第一偉大是其師玄奘）的名諱都弄錯的話，顯然足以羞愧至無地自容。于是迅速請教了微信群里幾位博學廣識的高人，幸或不幸的是，大家與我一樣，都認為“基”是“窺基”的略稱，沒有注意過所謂對錯。然竊喜后，自覺有必要對這可大可小的名諱一事追查到底。

首先翻閱的是一般視為共識之反映或依據的權威辭典，結果頗為意外。日本近現代出版的佛教辭典，如塚本善隆補編《望月佛教大辭典》（1936 / 1957）、宇井伯壽監修《佛教詞典》（1938 / 1974）、織田得能編《織田佛教大辭典》（1954 / 1977，丁福保《佛學大辭典》編譯自此書），均列“窺基”，注：單稱“基”，世稱“慈恩大師”、“大乘基”、“靈基”。到了1989年出版的中村元等編《巖波佛教辭典》、斎藤昭俊等編《東洋佛教人名事典》，卻出現了“基”而無“窺基”，注：尊稱“慈恩大師”，又稱“大乘基”，一般所謂“窺基”是錯誤的。遺憾的是，這些辭典都沒有說明錯誤的原因。

另一方面，雖然有關法相唯識的研究成果在日本汗牛充棟，但祖師的名諱僅以常識之姿登于研究論著，至多如鐮田茂雄《中國佛教史》（1978）謂：“基，通常稱為慈恩大師，窺基是錯誤的。”后來的《中國佛教史·隋唐佛教》（1999）甚至沒有出現“窺基”一名，只說“基，……慈恩大師、大乘基”。從出版的辭書、專著、論文等使用名字的頻率來看，日本學界最晚在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就公認“基”為正名，且是無須解釋的常識。

在中國，雖然《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佛教》等辭書專著中偶爾可見“原名基”的表述，但恐怕大家早已習慣了“窺基”的稱呼，不會多想其中還可能有史傳的正誤之別。事實上，呂澂先生于1955年完稿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附錄·慈恩宗》羅列玄奘門下四哲之窺基時，在括號內注上了：“‘窺’字是宋人加上去的，原名‘基’上是何字，不詳。”湯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初的授課講義，七十年代經湯一介先生整理后，由中華書局于1982年首次出版）則說：“據其碑文、塔銘及其他較早記載，均言師諱基，而未言窺基，《開元錄》始有窺基名（詳見佐伯良謙《慈恩大師傳》）。”看來呂先生沒有讀到湯先生文和他括號里注出的佐伯大作，而湯先生也只是取了佐伯結論并未予以說明，留給后學的問題一如呂先生所提：原名“基”上是何字，或者說“窺”字是怎么來的？

佐伯良謙（1880-1963）是日本法相宗高僧，京都法隆寺第一百零四代管主（日文稱大寺院住持為“管主”或“貫首”），后創立圣德宗，代表作《慈恩大師傳》由古書商山城屋文政堂于1925年出版。該書從慈恩大師與玄奘三藏的因緣談起，歷數了誕生、俗家尉遲氏、名諱、幼年、出家等生平事跡，辯妄了“三車說”，論述了唯識教學的流布以及與律家、凈土的交涉等等，窮盡史料、考證細密。雖然目前所見日文論著并沒有把“窺基”為誤稱這一定論歸功于佐伯，但就出版年代論，《慈恩大師傳》應是日美學界關于“基”之共識的出典。

慈恩大師的名諱自古以來就有多種說法。收于《卍續藏》的晚唐鏡水寺沙門棲復撰《法華經玄贊要集》（通稱《鏡水抄》）即有整理：“言基撰者，基字是疏主名。當時唐初未諱，今時國諱字也。唐三藏弟子，多于大乘下著單名，大乘基法師、大乘光法師等。亦有云惠基，亦云窺基。三名之中，基與窺基最親。唐三藏臨巳謝寺表中有窺基名字。又于奏請御制經序表中云：大唐龍朔三秊，于玉華宮，譯經六百余卷，至十一月二十三日，令弟子窺基奉表聞奏……”

基公碑文、塔銘均作“諱基”，沈玄明《成唯識論后序》、靖邁《唯識二十論后序》等時人文書，以及“百本”章疏撰號，都寫“大乘基”或“沙門基”，未見“窺基”，更不用說“惠基”（一作“慧基”）、“靈基”。如棲復所言，玄奘門下不少弟子取單字名，如：光、巍、林、欽、暉、詢、諶、云、詮，除了詮法師外，其他人都常帶前綴“大乘”，這可能是玄奘于印度女曲城辯論得勝獲“大乘天”的美稱，歸國后傳給了弟子，以彰顯本門學問的正統與榮耀。

根據上述史料，很容易得出慈恩大師本名單字“基”的結論。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解釋“窺”字？

佐伯轉述了《掌中樞要記》的一段話：為避諱開元神武皇帝（712-756在位）的本名“隆基”，把“基法師”追改成了“本法師”！以慈恩當時的盛名或已成為習俗，稱其“本法師”并不會產生誤解。聯想到日本稱呼“お大師”專指真言宗祖師空海（774-835），而不是泛泛的佛教“大師”。此外，這部《掌中樞要記》不是慈恩的再傳弟子智周（668-723）的同名注記，佐伯謂“作者不詳”，現代日韓學者多認為是新羅僧人義賓（一作“義演”）的撰述。

佐伯提出的另一條重要線索是“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八月十七日在奧”（意為：后跋記于984年8月17日）的《清算記》：“疏主大師，姓尉遲，諱窺，字洪道。”但此文在收于佐伯良謙之師佐伯定胤（1867-1951，法隆寺第一百零三代管主）和中野達慧共編的《玄奘三藏師資傳叢書》（出版年不詳）時校印為“諱基”。佐伯良謙指出，“窺”一字名不見于其他任何文獻，因為“音誤”或“音通”寫錯了，或更有可能的是，記者扶桑沙門清算沿襲了宋人避諱唐玄宗本名之風，用發音相近的“窺”替換了“基”——按“王力系統”擬音，“窺”中古音khǐwe，“基”中古音ki??。日語讀“窺基”為ki ki亦可佐證兩字的中古發音相近。

此外，《慈恩傳》的多種傳世本中，校勘《大正藏》所用的宋、元、明、宮等普通本有“令弟子乘基奉表聞奏”，這在佐伯手中的古寫本《慈恩傳》以及通行本《開元錄》《鏡水抄》中作“窺基”。佐伯認為：約成書于688年的《慈恩傳》原文應是“大乘基”，抄寫時脫落了“大”字而作“乘基”，如贊寧《宋高僧傳》所述“或言乘基，非也，彼曰大乘基，蓋慧立彥悰不全斥故”，后人再用避諱來的“窺”字校合造出了“窺基”，并由此衍生出“惠基”、“靈基”。

最后，佐伯總結道：慈恩大師本名單字“基”，始見于《開元錄》《鏡水抄》的“窺基”是錯誤的，《宋高僧傳》以二字名的先入為主觀念稱“基”為省略也不當，《佛祖統記》《佛祖通載》《神僧傳》等后代文獻以訛傳訛，終使“窺基”取代了“基”、“大乘基”成為主流，廣傳于學界、坊間。

佐伯考釋的最大特點是：所用文獻幾乎全都是日本奈良至鐮倉時期的古寫經——身為法隆寺管主，坐擁世界上最豪華的佛教圖書館，即著名的“法隆寺一切經”（戰爭時期流出一些被私人購藏，現亦作為珍貴文物散展于各大博物館）——尤其“本法師”與“諱窺”兩處異讀實為孤本。然而，如果進一步考慮文本在流傳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字之差”，以及不同朝代的避諱背景的話，那么，湯先生轉引自佐伯的“《開元錄》始有窺基名”這一結論就不準確了。

自唐太宗李世民起，整個唐朝的避諱規制并不嚴格，至多依《禮記》“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行事。也就是說，慈恩大師圓寂三十年后，“唐明皇”上位，但單稱“隆基”中的一個字并不犯上，如元稹（779-831）《連昌宮詞》“舞榭欹傾基尚在”言及先帝名諱并未受到查處。所以，慈恩大師的單名“基”即便在開元、天寶年間都無須避當朝國諱，故因成書于開元年間而得名的《開元釋教錄》可用“基”，晚唐棲復亦可照寫不誤。另外，就避諱禮法來說，在與“基”并用的情況下，“窺”字的避諱功能是不成立的，即“窺基”一名毫無避諱之用。由此推測，因為沒有實際的避諱需要，所以唐人用“窺”代替國諱字“基”的可能性不大，更不會寫作烏有的“窺基”！否則，就應出現“大乘窺”、“沙門窺”的記錄了。

那么，如何解釋唐人撰述中出現的“窺基”？一個無奈卻可能的理由是：近現代所見文獻基本都是宋明時期的校刻本或更晚的清人校編本，嚴格來說所錄文字不全是唐時的寫法，如《慈恩傳》“令弟子窺基奉表聞奏”存在異寫“乘基”，這句話在通行本《開元錄》中雖也作“窺基”，但《開元錄》另有六處均為“大乘基”。所以，流傳下來的《慈恩傳》《開元錄》《鏡水抄》等“唐書”中的“窺基”極可能是后人校勘改定的。

根據佐伯介紹的資料，最早且唯一的“窺”單字名，出現在984年抄于東京的《清算記》中。日僧清算在北宋初年巡禮了五臺山，其書寫很可能遵守了宋太祖、太宗時期嚴格的避諱規制，或承襲了宋人的做法，主動規避了本來無須避諱的前朝皇帝，用“窺”字改寫慈恩本名。后在傳抄過程中，與“基”、“乘基”混校產生了“窺基”——這也符合漢語“雙音化”的發展趨勢，易于流傳。至于“惠基”、“靈基”，如《宋高僧傳》所述，可能是當時人對“基”的美譽尊稱，并不一定衍自“窺基”。

也許正因為猶豫于佐伯的考辨并非嚴密無漏，尤其是“本法師”與“諱窺”兩條關鍵性證據均非中國撰述，而且所用日本古寫經雖貴其珍但缺旁證，所以，湯用彤先生才僅僅介紹了佐伯結論的一部分，未傳名字正誤之說。由此看來，倒是呂澂先生看似沒有文獻依據的論斷“‘窺’字是宋人加上去的”較為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