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哲學家齊澤克就走到“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群眾中間，發表了一個公開的演講。

2011年9月17日開始的“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是一次典型的“后9·11”事件，不僅是因為它出現在恐怖襲擊十周年這樣的象征性節點，更因為它是“9·11”之后公共抗議空間日益萎靡后的第一次大規模群眾街頭運動。在媒體記憶中，這似乎不過是一幫激進的紐約青年學生的街頭嘉年華，他們搭起帳篷，在公園露宿，還彈吉他、唱歌、讀詩。它最初由西班牙的公民抗爭運動誘發而起，但通過互聯網（尤其是新興社交媒體）的傳播，“那一天，9月17日，帶上你們的帳篷，我們去華爾街”這條信息獲得了海量的回應。在這場運動最早的宣傳海報上，一個芭蕾舞者站在華爾街的標志性銅牛身上，仿佛代表了用藝術之美去馴服業已失控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天真幻想。

這次運動的口號非常簡單：“我們是99%。”那剩下的1%是誰呢？他們就是華爾街的銀行家，在2008年給美國造成次貸危機，然后又花納稅人的錢去收拾爛攤子以避免破產。華爾街的這次巨大危機，不僅僅被視為美國經濟的問題，也同時指向了青年一代在“9·11”之后對國家本身的一種質疑。有的抗議者頭戴毛澤東時代的綠色軍帽，拿著中國的官方英文報紙China Daily，站在華爾街上抗議示威。還有的抗議者佩戴了電影《V字仇殺隊》里經典的面具，以彰顯這是一次關于公民不服從的抗爭。可以說，這次占領運動最初是對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體制的不滿，但最后卻發酵成為對資本主義本身的巨大不滿。這樣一種指向制度的嘲諷性示威，在以愛國主義為基調的“后9·11”紐約公共空間中是破天荒頭一次。

當然，有活力的思想家不會放過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明星哲學家齊澤克就走到“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群眾中間，發表了一個公開的演講。當時的環境非常嘈雜，他以“人肉麥克風”的古老方式，口口相傳自己的街頭演說。齊澤克的基本觀點是，表面上西方是自由世界，我們被允許去自由地想象彗星撞地球，想象時空穿越和蟲洞，但卻無法想象資本主義的終結。他那個“紅藍墨水”的笑話，暗示了這種想象的無能是元語言層面的，體現了意識形態對個人主體的深層操縱。齊澤克提醒那些街頭的抗議者，反恐戰爭實際上破壞了美國公民的自由，我們需要語言來說出我們的不自由。他還警告抗議者，不要覺得搭帳篷過夜是一個好玩的嘉年華游戲，重要的不是今天在這里喝酒、吃披薩、唱歌，重要的是你們撤離之后在日常生活中會發生些什么；如果一切照舊，就沒有什么理由為今天的占領而驕傲。

齊澤克不幸言中了這個運動的真相。幾個月后，示威群眾作鳥獸散，OWS已成歷史云煙，而資本主義依然健在，華爾街依然堅挺，“我們”依然被“1%”奴役，“我們”依然是那“99%”！其實，齊澤克對這個運動的解讀依然是阿爾都塞式或福柯式的路子，即強調個人的主體性沒有太多自由意志可言，意識形態通過召喚（recalling）作用于我們的思維，讓我們欲逃無計。既然語言無法言說這個制度的替換物，我們如何可能去想象這個制度的終結？所以，齊澤克的演說是一種悖論式的吁求：一方面，他強調這種不自由無法言說，因為我們就生活在制度之中，被其意識形態或思想話語牢牢掌控；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西方社會去想象這個制度的完結。

我們不妨進一步追問：OWS的意義難道就是為了膽敢想象資本主義制度的完結嗎？事實上，這場運動最招人詬病之處，或許就在于這幫盤踞公園不去的人缺乏明確的主張和要求。曾有機構越俎代庖為運動設計了一份《99%宣言》，要求美國政客不再和華爾街財團勾結，要求更加透明有效的金融監管制度等等。然而，發起占領運動的核心成員卻拒絕認可這個宣言。他們表示自己的訴求就是梅爾維爾筆下那個法律抄寫員巴特爾比的訴求——以絕對的消極抵抗向華爾街說“我寧愿不”。在這些人看來，巴特爾比是占領華爾街的先驅，他早在十九世紀中期就成為了華爾街的第一個占領者。《新共和》上還有這樣一個說法：“OWS是被這個國家不服從的保護圣徒（patron saint）所庇護的。”顯然，看似無主張、無目的的占領華爾街引一個叫巴特爾比的虛構人物為最經典的榜樣，他們認為這個運動的最大力量恰恰就在于這種謎一般的“說不”。

《抄寫員巴特爾比》是赫爾曼·梅爾維爾寫于1852年的短篇小說，還有一個副標題，叫“一個華爾街的故事”。它以一個曼哈頓律所的年長律師為視角，追憶了他雇用的一個奇特抄寫員巴特爾比的生與死。此人異常沉默，抄寫勤奮，日以繼夜，成為了那個“前機器復制時代”的“人肉復印機”。這個雇主起初覺得自己撿了一個寶貝，但不久即發現他不僅拒絕參與常規的校對工作，也始終以那句“我寧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去應對一切與抄寫無關的工作指令。律師為了不浪費巴特爾比身上的實用價值，就決定忍讓包容他的這種怪癖。甚至當發現巴特爾比寄住在辦公室時，律師也試圖去同情這個和他一樣的“亞當子孫”。但緊接著，巴特爾比宣布自己徹底停止抄寫，且在被解雇后也“寧愿不”搬離辦公室。當這臺抄寫“機器”的實用價值徹底消失后，律師終于無法說服自己繼續留用巴特爾比，雖然敘述者也一度試圖回到清教主義的“命定論”信仰中，試圖將巴特爾比視為現世的彌賽亞，而自己的使命則是伺候這樣一個怪人。最后，律師將辦公室搬走了，把巴特爾比留給了下一個承租人，一個更加冷漠無情的資本主義世界。于是，遭到舉報的巴特爾比因“流浪罪”而被捕，最后拒絕任何飲食，而餓斃在紐約監獄中。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為什么巴特爾比奇特而堅韌的沉默，會構成“后9·11”時代的美國公民抗命運動的巨大精神源泉呢？西方關于巴特爾比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可舉兩種代表性的解讀加以說明。哈特和內格里在那本經典的全球化批判著作《帝國》中就論及了巴特爾比。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視角看，巴特爾比是一個反抗華爾街的孤膽英雄，雖然身單力薄，卻意味著某種自由政治的開端。哈特和內格里又警告說，巴特爾比“僅僅是一個開端”，因為他以絕食為抗爭，代表了一種空洞的拒絕，尚未走向以工人階級的聯合去對抗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之路。而在德勒茲和阿甘本看來，巴特爾比的消極拒絕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力量。在《臨床與文學》中，德勒茲分析了“I would prefer not to”這句話的非語法性，認為它背后隱藏著非凡的語言暴力，足以顛覆主體的思想意識，乃至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小眾文學。阿甘本則進一步推理認為，巴特爾比的名言體現了哲學上的“潛能”，讓事件永久懸置于發生和不發生之間，介于存在與不存在之間。在哲學家看來，這種引而不發的狀態，是一種非常令人驚駭的力量。

無獨有偶，巴特爾比在“9·11”后也走出了學院派批評的小圈子，重新回到公眾視野。2003年，當美國深陷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時，亞當·科恩在投書《紐約時報》的社論中聲稱，“伊拉克的麻煩代表了兩種看似不能接受的可能性，一種是留在那里，讓我們的士兵每天不斷地死掉；另一種就是我們離開，讓伊拉克陷入混亂當中。巴特爾比提醒我們，當生活給了我們兩個選項，分別是白墻所代表的華爾街，和石墻所代表的監獄，我們要像巴特爾比一樣不去選擇嗎？”科恩的立場是，巴特爾比代表了一種極端的、不負責任的個人主義，我們應該做的應該是在糟糕的選項中敢于選擇一個比較不那么惡劣的，這可能包括戰爭；如果我們不選擇戰爭，一切會更可怕。《紐約時報》的文章引起軒然大波，一些讀者給主編寫信說：“你的那個巴特爾比，不是我們的巴特爾比。”在華爾街的街頭抗議者看來，他們的使命并非是在資本主義和它的替換物之間做出一個比較不壞的選擇，因為“占領”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目的——通過對祖科蒂公園這個標志性公共空間的占領，他們要以自己的方式賦予巴特爾比獨特的時代意義，將之從一個保守主義者口中的選擇困難癥病人，變為一個資本主義的極端他者。

于是，在華爾街閱讀巴特爾比變成了一種公民行動，它的非凡意義就如同“在德黑蘭讀洛麗塔”那樣，表征了文學與政治間的互讀。那么，什么是文學與政治的互讀呢？從讀者反映批評的角度，閱讀不是從文本當中把什么東西讀出來，它其實也是一個過程，讓讀者把自己的前設、期待、認知、價值觀、意識形態等讀入文本中，同時文本的意義也在閱讀中處于不斷生成（becoming）的狀態。換言之，“讀”是對“被讀”的一種寫入，一種激發。互讀，不僅是一種互文性的存在，而更多是一種行動，是一種文學事件。這樣的互讀，不是一種征候式閱讀。

所謂“征候式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實際上是對整個二十世紀西方文學批評的一個概指，從心理分析文論、馬克思主義文論，再到福柯的話語批評、法國的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等，都或多或少屬于一種征候式閱讀。這樣的閱讀是“深讀”（deep reading），它認為文本的表層意義并不重要，讀者應該深入文本背后去窺察、去診斷那些未被說出的東西，譬如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人格的分裂、拉康式的鏡像、對圣經傳統的諷寓等等。“占領華爾街”與《抄寫員巴特爾比》的互讀不是這樣一種診斷，它實際上屬于一種淺讀（surface reading）。淺讀與深讀相對而生，但并無閱讀價值的高低之分。前者關注的是文本言說的表層，不再因循某種既定的認識框架去剖解文本，不以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邏輯為文本的深層話語把脈。這樣的閱讀或許不如學院派的注經式解讀那么精深、玄妙，但是它卻釋放出文本閱讀的自由，讓所有讀者無需拘泥于深讀的方法論工具或意識形態的促狹，以經典文學和時代政治的摩擦來賦予公共空間的閱讀更大的效力。

在當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張海報上，主辦者號召大家在11月10日下午3點去華爾街六十號德意志銀行的公共大廳，進行一次馬拉松式的接力閱讀。這個大廳和祖科蒂公園一樣，屬于私有的公共空間：它是屬于德意志銀行的私產，但又被政府要求改造成一個供全體市民免費使用的公共空間。大家圍坐在一起，開始逐字逐句地閱讀《抄寫員巴特爾比》。在外人看來，這種閱讀行動是瘋狂而愚蠢的，也沒有任何的政治破壞力，因為我們不太可能在接力閱讀中獲得對文字精微之美的冥想開悟，更不可能通過靜坐或朗讀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但閱讀行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占領運動的政治意義只能訴諸文學中那次關于巴特爾比的想象得以顯現，正是這個虛構人物的不可理喻本身構成了這場運動的關鍵言說。而一旦去對制度做出申明或協商，就意味著被資本主義收編和同化，因為所有可能的改良制度，最后都指向如何讓華爾街銀行更好地生存下去。接受這種制度，或推翻它，都不是占領者的選項。它就像巴特爾比以沉靜的口吻不斷地說出“我寧愿不”，既不是要去憤怒地挑戰或改變體制和威權，也無意在律師的善意慈恩中獨善其身。巴特爾比所做的，是一個純粹的人類個體的自由意志的極致，代表了對這個規訓社會、乃至控制社會的生命政治最大限度的拒絕。

因此，示威者不僅需要占領祖科蒂公園（這種占領注定無法長久），而更需要以一種政治的姿態占領巴特爾比這個文學符號，將它從各種征候式閱讀的妄斷中解放出來，還原它作為一種消極反抗的純粹性和嚴肅性。“占領”（occupy）是一個有趣的雙關語，它的拉丁文詞源 “occupatio”指向了古羅馬律法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即對于無主之物，誰先發現、占領它就能獲得所有權。占領與占有于是合二為一了，一旦占領了祖科蒂公園，就能把這個私有公共空間重新變成“99%的人”的不動產；一旦在公共閱讀中占領了巴特爾比，就能以適意的方式去解釋這個“保護圣徒”的解放性力量，奪回屬于這些示威者們的文學遺產。

另一個有趣的雙關，則是“occupation”所指向的“職業”之義。占領與職業的這種天然聯系，構成了“占領華爾街”運動試圖打破的一個修辭。因為在美國文化里，實用主義是一個深層的行事原則，它的源頭并不是邊沁或伊壁鳩魯，而是那個曾寫過《自傳》的本杰明·富蘭克林。對篤信新教倫理的美國人而言，最大的罪愆不是占領，而是占領卻無為，因為這相當于取消了作為社會人的有用性。巴特爾比正是因為十九世紀中期紐約嚴苛的“反流浪法”而入獄，當時甚至還有一個“游手好閑罪”。那些在曼哈頓街頭露營的占領者也有意無意地在向巴特爾比致敬，因為他們與其說是在表演憤慨和反抗，還不如說是在怡然自得地在這個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表演著“游手好閑”。正如巴特爾比令律師感到駭然一樣，“占領華爾街”這個和平示威運動背后對制度中某些元話語的否定，讓美國的國家機器深感猜疑和懼怕。事實上，美國特工部門和反恐機構也秘密卷入了對這些示威者的監控，因為他們信奉的十九世紀華爾街自殺式抄寫員，就是資本主義體制最為懼怕的“恐怖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