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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僅次于原子彈的機密”：新中國是如何獨立自主研發、印制人民幣的

2021-08-20 08:2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陳發奎檔案春秋

印鈔到底有多難？曾有人將其比喻為“亞核”，也就是“僅次于原子彈的機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包括蘇聯等在內的技術領先國家對印鈔核心技術采取封鎖政策，新中國在印鈔的材料、技術、設備、工藝印制等方面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如何擺脫對其他國家的技術依賴，真正獨立自主地印制人民幣，這關乎整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安全，也關系著國家未來的發展。

1955年，上海市民在兌換新版（第二套）人民幣（上海市檔案館藏）

1948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宣布成立并發行了第一套人民幣。后來，第一套人民幣由于紙張質量較差，票版種類多，規格不統一，在1955年2月由國務院發文收回，并于同年4月1日停止流通使用。

第二套人民幣發行于1955年3月，印制工藝較為先進，票面設計主題鮮明，受限于技術條件，這套人民幣中有部分（大面額的3元、5元、10元券）是在蘇聯印制的。隨著國際形勢的日益復雜和中蘇關系的逐漸緊張，中國人民銀行于1964年4月14日發布了《關于收回三種人民幣票券的通告》，決定從4月15日起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3元、5元和10元紙幣，一個月后停止收兌，不再流通使用。

第一套人民幣樣張

第二套人民幣樣張

其實，在第二套人民幣正式發行后不久，獨立自主研發、印制第三套人民幣的工作任務便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并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精心指導。1959年8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管理局技術研究所揭牌成立，由人民銀行印制局總工程師柳溥慶兼任首任所長，組織全行業的科技人員以研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鈔票為目標，攻克“亞核”難關。

第三套人民幣樣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柳溥慶，1900年出生于江蘇靖江。他于1920年在商務印書館師從美國印刷專家海林格，學習彩色照相制版技術；1923年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1924年4月赴法國勤工儉學，學習美術和印刷；1927年8月轉入蘇聯中山大學，并在莫斯科四家印刷工廠傳授印刷技藝。柳溥慶在印刷和美術方面都富有經驗，是組織團隊、擔綱攻克“亞核”難關的合適人選。

柳溥慶，江蘇靖江人，1999年榮獲“新中國60年杰出出版家”稱號

要印制世界一流的鈔票，就必須有先進的印鈔機器。當時要到德國去買機器，有人說要訂購六臺印鈔機，柳溥慶建議買一臺，他說：采購回來以后，完全可以仿制，六臺要花多少外匯啊?我國有那么多外匯嗎?我們有工程師陳宏閣，可以仿制印鈔機器。

印制管理局王文煥、賀曉初、楊秉超、柳溥慶等領導和廠領導商量后，決定擴大研制隊伍，調上海五四二廠工程師陳宏閣等加入研制小組。陳宏閣會設計，擅長印刷機器制造，曾參與制造凹印機、三色平版膠印機。凹印機用于印刷鈔票、郵票等票券，其印制出來的紙，不同于平印，具有凹凸感。

陳宏閣

三色平板膠印機圖紙

不多久，各路精英齊集北京。研發小組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制管理局副局長賀曉初領銜，來自原八路軍晉察冀印鈔廠、冀中北海印鈔廠、新四軍江淮印鈔廠（一、二、三局）和全國來的專家，會師在北京五四一廠，由廠長直接抓，兩個副主任負責，把實驗小組班子搭起來，先做實驗后定方案，大家積極性很高。

主要任務就是研制我國自己的新型印鈔機，為此成立了145甲型雙面印鈔機設計組，設計指導平凸印一版四色接紋印刷機。

印鈔機設計制造國有化的全班人馬，歡送沈永斌光榮退休。一排左起：鮑振增、陳宏閣、沈永斌、于成群、朱煥明二排左起：劉國棟、陳生文、李根緒、喻廣華、關立桐、唐金鐸

大家一致認為，陳宏閣提出的自行研發翻造印鈔機的設想細節可行。于是就像招標一樣，由各地先搞實驗。北京五四一廠膠印機車間副主任31歲的李根緒，根據該廠前輩沈永斌早年設計的“圖紙”、印樣以及陳宏閣提出的原理，連夜搶先把方案做了出來。沈永斌的設計圖紙在原理上是相當高明的，但有時代條件的限制，在結構和選用的版型以及印刷工藝方面尚需改進，而且“圖紙”是象形的草圖，要真正制作標準化的機器，需要畫出總體布局的總圖和各部件的分圖以及零件圖。

當時上級決定機器由五四一廠來做，機器代號是五四一，倒過來念就命名為“145”甲型機。李根緒的方案通過后，五四一廠開始攻關，陳宏閣具體指導，討論選用什么結構，并親手設計圖紙。

陳宏閣在北京印鈔廠設計印鈔機

1960年，我國第一代國產印鈔機器——平凸印一版四色接線印刷機（145 甲型機）終于研制成功，該機全機結構由輸紙部、接紋印刷部、出紙部3個部分組成。接紋印刷部的結構有色模分色、傳墨、集色膠皮輥筒等機構。印制出來的圖案、花紋具有四色接紋的特點，該機技術新穎，防偽性能強，印刷成品質量穩定，該機在國內首創，屬國際上先進技術。當時這臺機器一共造了三臺，用于高防偽證券印刷。

平凸印一版四色接紋印鈔機，即“145 甲型機”示意圖

不久，在145甲機的基礎上，245甲機開始研制。245甲機的研制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機器長13米，高4米，幾萬種零件必須全部記在腦子里，每一個細節都要反復推敲、仔細確認，一絲一毫的差錯都可能使這個大家伙變成一堆廢鐵。由于245甲機采用的是比145印鈔機更復雜的接線印刷技術，很多技術上的難題沒有前車之鑒，一切必須自己解決。

245甲型雙面印鈔機

245甲I型工作原理示意圖

經過3年的不懈努力，245甲機終于在1962年11月試制成功。從145甲機到245甲機，這種機型開辟了我國印鈔接線技術的先河，從技術工藝上講，245甲機較145甲機有一個質的變化。從此前的四色集印到八色集印，從原來的單面到雙面印刷一次完成，245甲機不是簡單的數字增加，而是完成了一次飛躍。

1965年2月，該機獲得國家發明證書。

兩部印鈔機：凹印多色接紋循環擦版法和平凸印一版四色接紋印刷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委員會頒給集體的發明證書

第三套人民幣的印刷設備，使用了我國自行設計的145甲型印鈔機、245甲型印鈔機、145丁型印鈔機。第三套人民幣的用紙，也實現了國產化。1960年3月，第三套人民幣1960版1角券開始在北京國營五四一廠印制，標志著第三套人民幣正式投入生產。

首創水印為國爭光

同樣是在1955年，柳溥慶開始帶領團隊研制國產水印紙。1957年，他赴蘇聯考察長達四個月，書寫100多頁的考察報告，揭開了蘇聯制造水印紙的核心技術——網籠技術。

盡管參觀時蘇方保密措施嚴格，規定不準問、不準錄像、不準拍照、不準記錄。在只能走馬觀花的情況下，他獨具慧眼，憑著靈感和超凡的智慧，發現了網籠的秘密。

柳溥慶依據制造水印紙的原理，復制網籠原型，提出網籠原模的方案。他親自負責水印圓模研制，帶領水印原模團隊，提出研制網籠原模方案，從設計、雕刻、電鍍制版、制網四道工序開展研究。經過一系列實驗，克服了一個個技術難關，終于取得成功。

1957年，柳溥慶考察蘇聯赤巖印制局印鈔廠

1959年秋，柳溥慶和輕工業造紙局陳彭年總工程師領軍的團隊緊密合作，在一無蘇聯專家、二無國外資料、三無設備的情況下，自力更生，首次試制成功首批國產水印鈔票紙，即五星、長方形古錢水印紙，并用于印制我國的兩元券、一元券和一角券。

貳圓券的水印設計稿設計精致，為五角星和長方形古錢，它們上下左右交叉排列，組成為滿版水印圖案。五星和古錢分別有三個層次，并有黑、白、灰三種顏色的水印圖案，經抄紙后，效果顯著。此水印鈔票紙產品問世后，曾印制了我國人民幣貳圓券、壹圓券、壹角券。這是我國有史以來，首次采用自己生產的國產水印鈔票紙印制鈔票。

第三套人民幣貳元券（正、背面）

為了加強防假效能，人民銀行計劃在1元、2元、5元、10元各券中分別設置防偽水印，并且結合圖景的結構，安放在各券圖景的地紋空白處，務使水印明顯，便于人民鑒別。水印圖案初步設計稿3種：和平鴿、國徽、天安門。水印制作在國內還是初試，尚無經驗，在生產前還要不斷地試制改進。

1962年印制技術研究所開始實施水印新工藝探索研究計劃。經柳溥慶領軍的團隊艱苦努力，印制技術研究所試制出的可用于10元券的天安門固定水印，為生產精細圖案水印紙積累了豐富的基本數據，打破了英法美及蘇聯對水印技術的壟斷，開辟了我國獨創的制造水印紙的道路。

第二年年底，在保定鈔票紙廠展開大會戰，邀請全國25個單位的造紙機械設計安裝、美術雕刻焊接等專家和專業技術人員到保定。在輕工業部陳彭年和柳溥慶的統一指揮下，攻克了水印紙的技術難關，經過半年多的試運轉，保定鈔票紙廠原網印紙機試制成功，生產出“天安門放光芒”固定水印鈔票紙，應用于第三套人民幣10元券中。時至今日，人們還像稱呼自家人一樣，親切地稱它為“爭氣紙”。

第三套人民幣拾元券正面圖案：人民代表步出大會堂（又稱“大團結”）

第三套人民幣拾元券背面圖案：天安門城樓

1964年10月28日，央行和輕工業部有關領導共同驗收了新中國首家鈔票紙廠—六零四保定鈔票紙廠。該廠組織實施了“水印新工藝試探性研究計劃”，試制成我國第二批國產水印紙，經數十次對印鈔紙進行“表面施膠”試驗，使鈔紙耐折度超過6000次，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驗收現場，柳溥慶心潮澎湃，當場揮毫題寫：“首創水印為國爭光”八個大字，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無比喜悅和激動的心情。這是至今為止，我們所見到柳溥慶用毛筆題寫的唯一一幅書法作品。

柳溥慶團隊研制成功的水印紙，獲得了輕工業部、河北省科技成果獎，并列入全國114項科技成果，載入國家科技成果史冊。他由此成為印制行業科技人員的一代宗師、杰出管理者和眾望所歸的人民幣印制技術研發的技術主帥。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委員會頒發給柳溥慶的發明證書

專家團隊參與美術設計

印刷設備研制取得突破，如何進行人民幣美術設計并予以繪制，很快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在中央美術學院和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專家羅工柳、王式廓、周令釗、侯一民、陳若菊、鄧澍等主持下，組成由印制系統專業技術人員張作棟、石大振、賈鴻勛、劉延年、沈乃鏞等參加的設計繪制小組。

侯一民繪畫作品

人民幣印制是國家行為，參與美術設計的人選需政治可靠，業務一流。王式廓是解放區延安魯美來的，侯一民是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地下黨，周令釗曾在抗戰時武漢三廳工作，羅工柳從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畢業后去延安魯藝，后來游學蘇聯，他是人民幣設計組的組長。

據后來解密報道，這些畫家都有參加革命實踐的經歷，對黨和國家有深厚的感情，接受任務后，常常周末被接到五四一廠，干一天一夜，星期天很晚再送回家，根據人民幣設計的思路方案進行繪制。

柳溥慶以印制研究所長身份參與人民幣設計的組織協調。身為印刷印鈔專家的他，早年畢業于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后來赴法國勤工儉學，主要學的也是美術。在出洋留學的畫家中，他與林風眠、徐悲鴻幾乎同時。在人民幣的設計過程中，柳溥慶謙虛謹慎，從不宣揚自己的繪畫經歷，但畫家們在合作過程中，都無一不感受到他的學識素養和藝術魅力。

第三套人民幣貳元券正背面畫稿（周令釗繪制），22x14.5cm，1960年，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藏

在第三套人民幣的設計與印制過程中，周總理多次仔細審閱新版人民幣方案和畫稿，提出了十分明確和具體的修改完善意見，李先念、薄一波副總理，曹菊如行長，胡景法、黃亞光、陳希愈、喬培新、胡立教、李紹禹等副行長也先后批示。每次上級領導批示，王文煥、賀曉初、楊秉超、柳溥慶等立即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抓緊召開會議研究，認真貫徹落實。

設計與雕刻工藝之美

第三套人民幣的設計藝術水平較第二套人民幣有新的提高，創作思路更為嚴謹。在版面設計上，打破了傳統的邊框套路，票面開放，人像、風景與裝飾圖案的組合生動、活潑而不失平衡穩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