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普卡帕的《史集》：蒙古史由此而生

土耳其共和國的伊斯坦布爾是原奧斯曼帝國的首都。連接歐亞的伊斯坦布爾海峽已披上落日的余暉。老街道一旁的托普卡帕宮殿便是奧斯曼帝國的舊皇宮，這里總有大量的游客云集。然而在宮殿的一角有一座石筑的圖書館卻無人問津，只是靜靜地佇立著。那里沉睡著奧斯曼帝國在六百年間搜集的各種書籍與舊抄本。研究蒙古歷史所需要的最基礎、最古老也是最好的史料抄本亦包括在其中。

托普卡帕宮殿

《史集》：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史書

拉施特主持編纂的、用波斯語寫就的《史集》可以說是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史書。它是在位于現今伊朗的蒙古政權旭烈兀兀魯思（俗稱伊兒汗國）政權期間完成的。

公元1295年，第七代伊兒汗合贊通過軍事政變奪權上臺，改信伊斯蘭教，并對國家進行徹底改造，推行了行政改革。為了推行改革，他任命自己的御醫拉施特為維齊爾（即宰相）。拉施特出生于伊朗西部的哈馬丹，有人認為他實際上是猶太人。合贊和拉施特這對主仆為了重振旭烈兀兀魯思，一邊合力推行改革，一邊著手編纂蒙古帝國的歷史。

修史的目的有很多。從成吉思汗起家以來已經過去了九十年左右，蒙古已經發展成為橫跨歐亞大陸東西、實至名歸的世界帝國。但是蒙古人——尤其是在“大西征”中同旭烈兀一起來到“伊朗之地”并定居在此的蒙古人——開始逐漸遺忘自己的來源和歷史：我們到底是什么樣的人，我們為什么會在“伊朗之地”生活，我們與東方的宗主國“大元兀魯思”以及其他的汗國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有怎樣的血脈聯系？合贊從心底尊敬著忽必烈（忽必烈在合贊即位的前一年駕崩），并希望自己能以忽必烈建造的“大元兀魯思”為藍本，也像他那樣創造出強大堅固的國家和政權。懷抱著這樣一種熱情，合贊希望能夠喚醒所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蒙古共同體”成員心中對蒙古的認同感。他特別希望居住在伊朗的自己的臣民們能夠了解到他們自己所享受的光榮和富貴直接源于旭烈兀、源于他們所連接的蒙古血脈。

合贊希望拉施特編纂的是一部能夠起到這樣作用的蒙古史。所以《史集》中強烈地反映出了合贊個人的政治立場和見解。合贊不僅僅是修史的號令者，還參與了其中一半以上篇幅的寫作和編輯工作。

身穿搭護的旭烈兀和脫古思可敦

在《史集》的編纂過程中，他們也參考了蒙古皇室共有的“Altan Tebder”（即蒙古語的《金柜秘冊》）等秘藏史料。除此之外，從蒙古本土派往伊朗的孛羅丞相等許多人也為編纂過程提供了信息。蒙古各部代代相傳的“舊辭”和族譜等口頭和書面的史料都被運用到《史集》的編寫中。盡管如此，據拉施特記載，其中核心部分許多內容還是以熟知蒙古諸事及秘史的合贊的口述為基礎寫就的。

負責編纂的拉施特并沒有將編寫工作往下委派給編纂人員，而是在處理繁重政務的同時，親自徹夜編纂。有時在騎馬移動的馬背上，他也會進行反復的推敲。可以說為了不負主公的厚望，他惜時如金，每時每刻都在努力。

主公的心思：為何要編纂一部帝國史？

但是合贊并沒能親眼看到《史集》完成。1304年，合贊在繁重政務的壓力下英年早逝，時年三十四歲。合贊死后，他的弟弟完者都即位，《史集》便被呈獻給了完者都。當時這部蒙古史被稱為《合贊歷史》或《被贊賞的合贊史》（伊斯坦布爾藏本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名為《合贊歷史》，其他的抄本名中“被贊賞”一詞表達了對已過世合贊的敬意）。

事實上，當我們靜下來分析當時的情勢就能發現，合贊下令編纂蒙古史（“合贊的蒙古史”一稱可能更為準確）的時候，旭烈兀兀魯思這個游牧民聯合體已經是搖搖欲墜了。當時旭烈兀兀魯思的國庫基本是空的，維系游牧騎士軍團的經濟能力和國家財政面臨枯竭。自從1260年創始人旭烈兀帶領西征軍來到“伊朗之地”正式建立政權以來，兀魯思一直沒有確定的國家機構，而是被放任自由發展，國家內部反復出現內亂。這些問題就這樣被拋給了新汗合贊。在這一關系兀魯思存亡的緊要關頭，合贊為了喚醒原先部族聯合的“記憶”，展開了“修史事業”。因此合贊修史并不是單純基于文化角度的考量，而是非做不可，是客觀形勢的需求。或者說，合贊正是在這種形勢的客觀影響下才開始修史的。從這個方面來看，這次修史是政治色彩相當濃厚的“國家政策”。

除此之外，合贊還有一個秘密的小心思。從他的立場來看，在他之前的旭烈兀兀魯思的王位繼承都是極為混亂的。合贊的親生祖父阿八哈（第二代伊兒汗）和父親阿魯渾（第四代伊兒汗）死后，其各自的王弟繼位，傳承王統。至于合贊通過兵變打敗的拜都（第六代伊兒汗）則完全是非嫡系的遠支旁系。合贊宣揚旭烈兀——阿八哈——阿魯渾——合贊一脈相承的嫡長子繼承是旭烈兀兀魯斯的正統。他也是據此來指導“旭烈兀兀魯思”部分的歷史編纂的。因此他主張自己并非武裝兵變的篡位者，而原本就是正統的繼承人。而且只有通過“嫡統”繼承的自己如今推行的國家改革，才能夠實現旭烈兀兀魯思的復興事業。

然而就在合贊去世、修史即將完成時，蒙古帝國和世界的形勢發生了激烈的巨大變化。動搖蒙古帝國統治的中亞動亂以海都之死為界，經1303-1304年迅速平靜下來，自那之后，蒙古東西一片和諧。歐亞大陸以再次得以統一的蒙古為中心，呈現出舒適祥和之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遼闊的和平之地，在這里鋪展開來。

帝國的劇變：“蒙古史”也是“世界史”

在蒙古人眼里，世界已經被掌握在自己手中。當他們看到帝國與整個世界的巨大變動時，第八代伊兒汗完者都在既有的“蒙古史”基礎上，又下令追加編纂當時世界上主要“種族”的歷史，修史的任務被再次交給了拉施特。拉施特在合贊去世后依然擔任著旭烈兀兀魯思的宰相之職，他不僅將當地學者加入編纂隊伍，還將中國和克什米爾等地的佛僧、基督徒、猶太學者等集中起來，一起進行史書的編纂。

這次編修的史書可謂包羅萬象：從人類祖先亞當開始的希伯來預言者們以及古猶太的歷史、古波斯的王朝史、從預言者穆罕默德開始的哈里發們的歷史、被蒙古消滅的從花剌子模王朝到伊斯瑪儀教團的伊斯蘭各王朝史、從傳說中的烏古斯汗開始的突厥歷史，還有從傳說中的人類祖先“盤古”到南宋最后一位少主的中國各王朝史以及以“法蘭克”為名的歐洲歷史、包含釋迦牟尼與佛教歷史的印度史，等等。

此后，一部以合贊的“蒙古史”為核心，集合了世界各地區歷史的史書問世了。該史書將以蒙古為中心的世界作為出發點——這是自然的——史無前例地將此前的世界歷史系統化。另外，在合贊的“蒙古史”和完者都的“世界史”之間，還存在蒙古帝國本身的劇變這一背景，因而這部史書也象征著“世界的世界化”。哈吉來歷七百一十年，也就是公元1310到1311年間，這部被呈貢給完者都的增補版“新版史書”，就是《史集》。

《史集》是當時勢力極盛的蒙古用波斯語編成的龐大的“蒙古正史”，同時也是14世紀初之前的歐亞各地區的綜合史。而且不可忽視的是，它還是一部由合贊和拉施特這兩位當事人親述的、關于旭烈兀兀魯思及其重組大業的舉世無雙、完全同步的同時代史。《史集》雖說是用波斯語記載，但事實上夾雜著許多蒙古語、突厥語的用詞，甚至還有來源于漢語、藏語、梵語、拉丁語等語言的詞語。

若是沒有《史集》，蒙古的歷史也無從談起。不僅如此，在歐亞大陸中部展開的突厥—蒙古系游牧民族的歷史也很難得以還原，而伊斯蘭史、伊朗史也將失去一部意義重大的參考史料。《史集》是人類歷史上一部空前的史書，事實上，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視野的開闊性上，以及在最為重要的資料的真實性上，即使在它之后，世界上大概也都沒有任何一部史書可以與之匹敵。它不愧是在蒙古這個前無古人的政權與時代背景下誕生的、一部前無古人的龐大的歷史書。

另外，它也確切地證明了蒙古當時已經明確意識到了“世界”的存在。到了蒙古時代，人類的歷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拙作也多次在《史集》的指引下，踏上了穿越時空之旅——去往蒙古及這一人類史上罕見的“時代”的旅程。

哥倫布的夢想：去大汗之國

公元1492年，哥倫布朝著“大汗國”，即忽必烈大汗統治的東方大帝國“大元兀魯思”，向西開始了他的航海之旅。他的目的地是大元，而非平常人們說的“倭國”或是“印度”，這在他的航海日志的一開頭便有明確的說明。

哥倫布出發時，身上還帶著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寫給遙遠的“乞臺”大汗的國書（乞臺即中國，嚴格來講是中國北部。這一名稱來源于公元10世紀至12世紀時強盛的契丹遼帝國。波斯語中也有Hitai或Hatai的發音，后傳至西方）。同時他還帶著一本書——依據威尼斯人馬可·波羅這一人物在東方的見聞寫成的游記《馬可·波羅游記》（又名《寰宇記》，俗稱《東方見聞錄》）的1485年版。

西方地理學家根據《馬可·波羅游記》繪制的世界地圖

馬可·波羅是誰？

哥倫布當時攜帶的《馬可·波羅游記》以下簡稱《游記》。——譯者注遺留到了今天。在這本書里，隨處可見哥倫布所做筆記。尤其是“汗八里”一節，哥倫布在正文左側空白的地方標注了著重記號，并在偏下的位置記錄了“商品不計其數”。“汗八里”指的便是忽必烈的皇都“大都”。

我們今天還不能確定“馬可·波羅”這一人物是否真的存在。雖然在威尼斯的圖書館中確實保存有當地資產家馬可·波羅的“遺產文書”，但我們并不能保證此“馬可·波羅”就是14世紀時周游列國的“馬可·波羅”。在當時的意大利北部，有許多姓“波羅”的人家。況且“馬可”也不是一個稀有的名字，名叫“馬可·波羅”的人必然不會只有一個。

《游記》中許多記錄與敘述的真實性，是能夠通過其他已經確認的歷史文獻進行確切驗證的。例如關于僅由急行軍構成的、可能兼有密探性質的特種部隊，《游記》中用很平常的語氣提到過這支部隊的指揮官的名字。如果不是跟隨在忽必烈大汗身邊的人，又怎么會知道這種人物的名字呢？關于這名部隊指揮官的存在與職務，不久前在某波斯語的年代記和漢語文獻中剛剛得到驗證。

但是僅憑這些，我們也無法確定“馬可·波羅”就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關于馬可·波羅與其父親、叔父坐船從印度洋返航的記錄就是一個反面的例子。《游記》中記錄，馬可·波羅遵照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命令，護送蒙古公主嫁往旭烈兀兀魯思所管轄的“伊朗之地”。其中，同行一正兩副三名使者的名字與拉施特《史集》的后續史書《瓦撒夫史》中的記錄完全一致，而且事情的前后經過也基本相符。唯一不同的是《瓦撒夫史》中并沒有提到馬可·波羅一家三人。將此書呈獻給伊兒汗國的完者都汗時，被授予了 “御前頌詞者”的稱號。而這部史書也因為名字太長，而參考瓦撒夫的稱號，被簡稱作《瓦撒夫史》，意為“頌詞者的歷史”。作者本人也被通稱作瓦撒夫。）

像這樣的例子在《游記》中還有很多。不管記錄有多正確、多詳細，最重要的“馬可·波羅”一行人似乎還是被推到一邊，隱于濃霧之中，怎么也捉摸不到——這也是“馬可·波羅密探說”，尤其是“馬可·波羅是羅馬教皇派往東方探查當地情況的密探”等說法的來源。總而言之，像《史集》《元史》等正史的文獻中，完全沒有記載能夠明確地證明《游記》一書中的“馬可·波羅”是真實存在的人物。《游記》中經歷和見識了種種事情的原型是一定存在的（原型有可能是一個人，也有可能是多個人，不過這并不重要），但是這個人到底是誰、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并不能斷定。

歐洲人的東方“記憶”

冠以“馬可·波羅游記”之名的抄本有許多版本，并在歐洲各地廣泛流傳。我們現在所讀到的《游記》是現代的文獻研究者、歷史研究者從各個版本中選校補訂而成的校訂本和譯注本。雖然研究者都在“情況一定如此”這一設想的前提下整理出一個所謂的“完本”，但是我們無法找到確鑿的證據去證明這本書在歷史上真的存在過。

馬可·波羅本人和他的游記的真實性讓人無法看清。但其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在14世紀后半葉之后的歐洲，“馬可·波羅”作為一種精神象征是絕對存在的。

哥倫布的船隊出發時，忽必烈興建的帝國“大元兀魯思”早已不復存在。但借馬可·波羅及其一家之名，根據多位歐洲人的所見所聞所匯成的《馬可·波羅游記》，在歐洲廣為流傳。在很大程度上，這也得益于15世紀時古騰堡的活字印刷。《游記》就這樣成為最早的一本暢銷書。

其中最能夠吸引歐洲讀者的，大概便是圍繞著大都展開的對東方之富的描寫了。《游記》不惜筆墨，對東方巨大城市元大都那令人驚異的繁華以及那整齊劃一的統制之美，做了精彩又濃重的描寫。整本書中最不負《百萬之書》一稱、用百萬這一龐大的計量單位描寫最多的也大抵是關于大都的部分《馬可·波羅游記》的日譯本也稱《百萬之書》。而馬可·波羅由于常用“百萬”一詞而被稱為“百萬先生”。——譯者注。

在歐亞大陸東西被聯結在一起的蒙古時代，東方在蒙古的統治下展現出空前的繁榮。與此相比，歐洲就顯得極為微不足道。所以，歐洲人爭相閱讀《游記》，使“馬可·波羅”變得真實起來。即使是蒙古時代已經過去，東方之富的魅力還是一直不斷地吸引著歐洲的注意。所以哥倫布也相信了“馬可·波羅”的話，帶著開拓一條與大汗之國通商道路的信念出發了。憧憬和超越了時空的“記憶”鼓舞著人們去行動。、

哥倫布登上美洲大陸

蒙古記憶推動的新時代

實際上，在忽必烈的大元帝國解體之后，大都也被更名為“北京”，作為明朝的首都繼續存在著，但哥倫布卻無從得知這一點。但是與此相對，他為歐洲人帶去了另一份貴重的禮物。

美洲大陸上的原住民已經獨自經營著自己的世界多年，擁有了很長的歷史。在歐洲人眼里，資源豐富、面積廣闊的美洲大陸就在他們手邊，是他們發展的方向。在那之后，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征服”開始了。歐洲人既是野蠻的，也是幸運的——不，應該說是有些過于幸運了。

當住在歐亞大陸邊緣的歐洲人將美洲納入囊中之后，人類史的發展方向發生了巨大而激烈的轉折。“歐洲人的侵略”是與哥倫布的夢想同時開始的。哥倫布最初想開辟到大汗之國的航線，最后卻到達了美洲。不過哥倫布本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還是堅信自己曾到過的那些海島是大汗之國的一部分。

蒙古將歐亞大陸聯結為一個整體，并開辟了自己的時代。關于蒙古的記憶和遺產無論好壞，都繼續推動著整個世界向一個整體的新時代前進。歷史由一個一個的偶然發展成了不能否定的必然。

巴托爾德一生的挑戰：把歐亞大陸內部拉回“世界史”

巴托爾德：講述歐亞大陸內部的故事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一名偉大的俄國歷史學家出現了。他便是巴托爾德。

他以波斯語文獻為中心，結合阿拉伯語、突厥語等多種語言的第一手史料，對亞洲歷史進行研究，特別是從歐亞大陸內部對其歷史進行了認真仔細的重新建構。巴托爾德依靠非凡的能力和學術天賦，進行了常人所不能的努力和鉆研。他對在他之前的歷史研究認識發起了從其根源開始的懷疑和挑戰。

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維奇·巴托爾德生于1869年，逝于1930年。他幾乎將人生的每一天都奉獻給了研究。特別是在剛進入20世紀的1901年，他就任圣彼得堡大學教授之后，巴托爾德就把精力全都放在了歷史研究上。革命也好，蘇聯的成立也好，都沒有對他的人生產生太大影響。

他的研究可以說是以蒙古時代為中心，這是因為關于蒙古的史料較多，而且蒙古史貫穿了歐亞大陸的古今東西，在重要性上也勝過其他地區和時期的歷史。《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便是他的著作之一。這部鴻篇巨制被收錄于他的俄語全集之中（共10冊），讀過的人無不贊嘆感喟。

《蒙古人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

得益于他的研究，原本并無確鑿依據、缺乏大脈絡而難以捕捉的中亞及亞洲內陸地區的歷史變得明朗起來。在此之前，人們認為亞洲內陸是不怎么重要的，但是巴托爾德的研究讓人們看到，實際上，亞洲內陸與西亞、中東、印度和西北歐亞大陸等“文明圈”的歷史緊密相聯。讀過他的著作的讀者都提不出異議，并將他的主張作為嚴肅的事實而接受，即歐亞大陸的內陸世界也是人類史上如同鑰匙一般的重要地區。同時，他也解釋了長時間以來所構建的“世界史”到底是怎樣一種東西。

19-20世紀地位最高的歷史學家

巴托爾德出生時，正值“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亞洲的狂潮。在亞洲內陸勉強度日的游牧民族就如同人類社會的邊緣人一般。因此，亞洲內陸和生活在那里的游牧民在世界歷史上的影響和地位也被邊緣化了。

這種邊緣化的印象在當時的人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是思想家和理論家也不例外。例如黑格爾、蘭克、馬克思、斯賓格勒等人對世界和世界史的看法亦不能免俗。他們懷有一種“歐洲是文明世界”的優越感，并沒有想去了解歐洲以外的人和事。

但巴托爾德似乎就沒有這樣的偏見或思維定式。他通過嚴謹、純粹的文獻研究，證明了這種共通認知是錯誤且愚蠢的。人們的認識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不，是“應當”發生了變化。

在當時，新的文獻和資料不斷從亞洲內陸各地出土，在歐洲學界引發了一種熱潮。在這些研究者中有俄國的拉德洛夫，還有法國的愛德華·沙畹和他的后繼者伯希和等，不乏有數位開創先驅的泰斗級人物。不僅僅是亞洲史研究，從各個領域來說，歐洲的19世紀到20世紀初都是一個巨匠云集的時代。

但若不顧誤解而在此直言，巴托爾德才應該是其中地位最高的歷史學家，而且明顯比其他學者高出一大截。他不僅研究中亞史，還為人類史和世界史梳理出了一條不可或缺的“主心骨”。巴托爾德并沒有沾染近代以來以西歐為中心的價值觀，使歷史群像被等級化，而是將歐亞大陸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平等的考量，并希望在此基礎上敘述一個宏大的故事。

巴托爾德全身心投入到極為樸實的文獻研究世界中。我們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一點輕佻浮夸的東西。而且，他的研究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財產。如果沒有他的研究，我們現在普遍承認的歷史面貌實際上是無法成立的。不管我們有沒有意識到，但我們都是站在巴托爾德的肩膀上，借助他一生鉆研的成果進行歷史研究的。

以時代之名：如何再講蒙古史

13世紀，蒙古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版圖。此后到14世紀后半期的約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里，蒙古一直是世界和時代的中心。人類和世界的發展進程自“蒙古時代”開始從根本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蒙古帝國站到了歐亞世界中先后興起又消亡的各個游牧國家、草原帝國的最高點，而且，在蒙古時代后期，它還取得了農耕世界，并擴展到海洋世界，形成了空前的陸海兼備的巨大國家。以蒙古為中心，歐亞世界首次實現了貫通東西的連接，世界、世界史也從這時開始，形成了一個可以一覽無余的整體格局。

當我們思考蒙古帝國之時可以發現，雖然有一件件已知曉的事，但還有很多未解的內容。可以說，很多事實直到今日，即使我們游遍了二十多種語言的多語種原始文獻海洋，也有可能找不到其含義而只能繼續漂浮其中、等待其被發現。但是，就算我們沖出所有謎團，擺在我們面前最難理解的，還是“時代”。為何人類歷史會在此時突然匯聚為一個整體？仿佛之前所有的漫長歲月都是迎接這一“時代”的前奏。同時，在蒙古時代之后可以看到，“時代”在漫長的停滯期中不斷下沉，只有在帖木兒王朝大放異彩的中亞地區是唯一的例外，這仿佛也是為新“時代”——“大航海時代”的出現所埋下的巨大伏筆。

關于當時蒙古是否肩負著可以稱為“時代的使命”的存在，我們不得而知。但從結果來看，蒙古為人類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無論是在宏觀還是微觀上，它都為發展至今的世界及其發展過程留下了不可否認的巨大影響。為這個名為“時代”的存在畫一幅簡單的素描，這便是本書的目的所在。.

（本文為杉山正明《蒙古帝國的興亡》一書序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孫越譯、邵建國校。本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授權刊登，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