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案后：靠武力解決，還是靠法律解決？

1913年3月宋教仁案發生后，各方面皆不愿因宋案而牽動大局，但北京當局“強自辯護，不謀正當解決之法，以平公憤，而反造為南北分治之言，而圖反制”，“言與行違”，終于激起國民黨不耐，打出“項城不去，中國必亡”的旗號。其時，孫中山主“聯日”以“武力解決”，黃興主“法律解決”（程德全亦主此途），與孫、黃若即若離的革命派章太炎則認為武力解決太過激進，孤注一擲，而法律解決，亦恐徒遷延時日，是以提倡“政治解決為妥善，法律解決相提并進”，以正式大總統選舉為契機，做大量政治動員和宣傳，迫使袁世凱退出候選地位以及下臺。

此期袁世凱帝制自為的行跡尚未昭彰，而南方革命軍甫經裁汰，必須加以整備才堪作戰，“此時若以兵力勝負比較，北方一定可以戰勝”（太炎語），是以孫中山武力解決案需要聯日施行，章太炎則仍主張力避武力沖突，而追隨宋教仁“議院政治”的主張，集合共和、國民兩黨力量，推出黎元洪擔任總統大位，“黃陂（黎元洪）之廉讓，可望責任內閣”，借助責任內閣限制總統濫權。

后來時局延展，孫中山、黃興等積極組織討袁陣線，爾后到7月間，南京獨立，舉岑春煊為討袁軍大元帥，希望能盡可能多地爭取同盟者，擴張討袁陣線之勢，此與辛亥革命時倚重程德全大抵同計。岑春煊清廷舊吏，但岑在辛亥之際堅定支持革命陣營，公開宣示要求清廷令“國民組織共和政治”，是以入民國后，孫中山等投桃報李，對岑頗為禮遇，孫曾主動對袁世凱說“云階（岑）精明”等贊語。更重要的是，自1907年丁未政潮以來，岑春煊與袁世凱結下深怨，“嫌隙至深”。入民國后，袁也沒有對岑“推誠倚畀”，“岑與袁愈離而趨入相反路線，觀（岑）所組政黨及所親人士皆屬反袁”，“岑終袁之世，未與北京政府發生關系”，現代史家如郭衛東先生等也贊譽岑在二次革命，所謂“中間勢力”基本全部倒向袁世凱時能“獨步一時，毅然反袁”，的確難得。

當然，岑雖反袁，卻不是以孫、黃宗旨為皈依，在宋案初起時，岑即派遣藍建樞為代表向袁進言調和，袁世凱直言拒絕：“今日并非調和南北問題，乃系地方不服從中央，中央宜如何統一問題。”調和不成，岑又與章太炎謀劃共戴黎元洪。5月間，“岑西林（春煊）與章太炎近來無日不謁黎公（元洪），進其游說，黎公亦勸其共維大局，鞏固國家”，岑奔走于黎元洪之門，所主論調與章太炎略同，據傳章太炎此期甚至“語人，不主袁為總統，謂西林資格更勝袁”，彼此間引重如此。但黎元洪終究無膽量與袁世凱公開決裂，岑想來想去，最終覺得還是與孫、黃并力反袁的好。

章太炎如何粉碎清室復辟圖謀？

1933年章太炎先生對學生演講《民國光復》，有一段這樣說：“宋案發生，孫、黃欲舉岑春煊，岑受梁鼎芬、鄭孝胥之愚，議舉溥偉（清室宗社黨核心分子）為總統，以誘致馮國璋，余力斥之，岑翻然悟，拒梁、鄭，梁大罵而去。若余不阻之，雖滿清不能興，然于黃一生功績將受影響矣。”（馬勇編：《章太炎講演集》，184頁；亦收錄之于《章太炎學術文化隨筆 》等處）這一段意思中，有些地方并不難理解：梁、鄭固然為擁戴清室者，而所謂“誘致馮國璋”，大概是因為馮國璋在辛亥時效忠清室，“惟一以平亂為己任”的取態。

此事梗概，今人也有所注意，如郭衛東先生論文中提到岑氏有過趁二次革命倒袁之機，舉清宗室溥偉當元首，甚至實現宣統復辟的糊涂議論，朱宗震先生也曾提及此事。此事之具體細節，可合觀之于章氏自定年譜，中有云：

宋案之后，黃興起兵江寧，“自知力不制北，又以江蘇人怨之，嘗欲以軍事屬云階（岑春煊）。云階語余：‘事若克捷，宜以清宗室為大總統，庶幾袁氏舊部不能為變。’余曰：‘君欲復辟耶？’云階曰：‘非也，宣統帝不可為元首。屬之恭親王，暫主大政，不為子孫萬世基。’因說春時馮國璋、張勛皆與謀（復辟），今乘其機以覆袁氏，易為力。余曰：‘項城之罪，在殺宋教仁，非得罪民國也。覆項城而戴清之宗室，名曰總統，實與天子無異。倒行逆施，誰助公者。’云階曰：‘嘗問諸有經驗者，皆善是策。’余曰：‘有經驗者，非鄭孝胥耶。彼有大清之經驗，未有民國之經驗也。是策行，則南北皆倳刃于君矣。’云階議始寢。”[《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245-246頁，亦收錄于 《章太炎生平與學術自述》]

又，1928年章太炎為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作序文時說自己對于中華民國開國前后最大的一處貢獻就是宋案后，“清故恭親王潛謀復辟，因緣張勛，與南方人士相聞，同志不深觀其利病，欲因勢而用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與宗社黨同污，所謂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猶可以自慊者也”。章氏以此頗為自得：若非自己力阻，革命黨中“不肖者”恐將事于復辟，而使自身蒙羞，并留下千古奇譚[《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516頁]。

此三種史料，其事相近相合，且內中所含機理，也大略相同：第一者云之所以推舉溥偉主要是為了“誘致馮國璋”，第二者則謂此舉主要是為了動“袁氏舊部”之心，使其“不能為變”，意思就是說一旦反袁成功，中樞空虛，需要以清宗室出長，以使北洋諸將順服，而此際北洋系中之馮國璋、張勛（均屬直系）等人本有復辟之意，正可資為利用，第三者講的相對更為客觀，此事主謀者當為張勛，馮國璋應該涉入較淺。

總之，章太炎三次提及此事，并非隨便為之，其意在突出自己不廣為外人所知的，在關鍵時刻拯救民國的行為。

章太炎向岑春煊進言痛批此邀清室成員任為總統之策，固屬于高瞻遠矚。此策當然是個極愚蠢的辦法，最簡單的一點就是馮國璋等北洋系核心骨干不會為了復辟而去反袁，而且孫、黃又怎么可能接受岑春煊夾帶私貨，去擁護清室的溥偉當民國總統呢？

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種擁立清宗室為總統的見解最初竟也與章太炎有幾分關系！辛亥革命時，梁啟超派遣盛先覺向章太炎致意，盛向章提出：聽說您以前曾有“共和政府成立之后，首立清帝為大總統，后再黜而竟廢之之議”，不知您現在還持此見么？章太炎苦笑著回答盛：“昔亦誠有是，然今大勢已粗定，清廷萬無能為力，且革命黨勢甚囂囂，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談矣。”[《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211頁]

雖然章太炎所述此事似未見之于別種史料，但似乎不是一己憑空捏造，而實與清室復辟之歷史正合：早在宋案發生之前，張勛已經與溥偉等人謀劃1913年4月間“濟南復辟”，為袁世凱偵悉而中途破產。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張勛又暗中聯絡馮國璋等，企圖以“按兵不動”的消極態度，“以要袁氏復辟”，因馮不肯合作而告失敗。再后來，張勛遂按袁世凱心意而行事，不敢再流露復辟蹤跡，世人皆知“二次革命作，（勛）遂率師南下，破江寧，縱兵大掠，袁嘉其功，授江蘇都督”。如此說來，如果梁鼎芬、鄭孝胥當時確實有此計誆騙神經大條的岑春煊，使其破產的因素一方面是固然由章太炎對岑春煊剖析大勢，分解時局而卻之，但另一方面也是由馮國璋不肯與張勛同流合作而導致。

章氏作為“有學問的革命家”，憎惡馮國璋算不上什么新鮮事。1918年一處演講中章即說：“馮國璋對于民國，何功可言？張勛復辟，馮氏實亦予謀。以功罪論，對于民國，袁則有功有罪，馮則有罪無功。”（《章太炎講演集》，67頁）但是，硬把馮國璋歸為清室復辟派恐怕有所不妥，不要說清室復辟馮不會支持，就算是袁帝制自為，“馮在外，段（祺瑞）在內，同以反對帝制聞”（當然，也有的史料說得更干脆，馮、段同聲反對袁氏帝制自為的核心理由是兩人均以袁之繼承人自命）。

民初史事震蕩翻覆，如馮氏領導之直系，在民國初元與革命黨大是為敵，反而段派的皖系勢力卻“促清帝退位，以贊成共和號召天下”，但不久之后，護法運動起，馮國璋主張“和平統一”，對南方政府執行慰撫政策，較之段祺瑞所主的“武力統一”論則要平和許多，更使孫中山一度頗有借“馮段不相能已久”，聯馮以分化北洋派之想法。再到后來的1920年代，晚年孫中山卻又視直系吳佩孚為仇讎，苦斗不休，號召各省共舉“討伐旗幟”。此中翻覆，讀史者非窮心盡力，細致考索，實難以察其全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