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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問題是如何走上國際談判桌的
近日,中國正在經歷霧霾之痛,與此同時巴黎氣候大會通過全球氣候變化新協議。這一協議提出了一個遠期目標,就是到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作為科學問題的氣候問題,是如何成為社會問題,并最終走上了國際的談判桌的?小編搜集相關研究資料,對這一問題進行梳理。
氣候問題如何成為政治問題?
氣候問題首次被擺上國際的談判桌,形成國際合作文件是在1992年。當年,154個國家的代表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這一公約提出所有國家均要應對氣候變化,但在責任分擔上應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進行,發達國家應該率先采取措施。隨后每年舉行一次締約方大會,1995年第一屆大會在德國柏林召開。1997年第三次締約方大會通過了《京都議定書》。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兩份文件奠定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的法律基礎。
人類對氣候變化的直接關注始于20世紀70年代。1979年,世界氣象組織(WMO)召集了第一次世界氣候會議,并確立開展WMO世界氣候計劃,旨在于研究合理利用氣候資源的途徑,預測氣候變化和預防氣候災害,以保護氣候環境和氣候資源。1988年,聯合國環境署(UNEP)和WMO共同發起組建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作為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和規制的科學咨詢機構。在IPCC的推動下,1990年,國際社會正式啟動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談判,1992年達成協議,1994年正式生效。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世界上第一個為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從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給人類經濟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的國際公約,也是國際社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進行國際合作的基本框架和法律基礎。
地球是在變冷,還是變熱?
20世紀90年代,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也為大眾所熟知。然而,全球氣候變暖卻并非是科學界公認的結論。有學者所持觀點恰恰與此截然相反:溫暖期正在走向結束,而一個新的冰期正在來臨。
地球究竟是變冷了,還是變熱了?
氣候變化問題首先是由國際科學界提出并推動的,其中起著核心作用的是IPCC。該機構匯集了世界數千位科學家,以科學評估的形式搜集、整理和匯總全世界在氣候變化領域的研究成果,提出科學評價和政策建議。

2007年,IPCC發布了十分全面的第四次報告。該報告運用最新的科學證據,分別從氣候變化的科學基礎、影響、適應和脆弱性、減緩等角度,得出了全球變暖已是不爭的事實、人類活動是氣候變化的主因、氣候變化對自然和生物系統造成了明顯的影響等結論。報告認為,要是人類持續發展,應確保未來全球升溫相對于工業革命前不超過2℃,大氣溫室氣體濃度需穩定在450ppm的水平。
IPCC的評估報告是國際科學界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最權威、最全面的集大成之作。這不僅極大地提高了人類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科學認識,而且是國際社會確定目標、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的重要依據,對推動國際應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
然而,在科學界,對此觀點持懷疑態度學者認為,“現代的變暖是適中的,并且不是人為的”。他們認為,今日觀測到的氣溫升高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世界氣候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受太陽黑子活動的變化影響,每1500年就有一個適度的不規則的氣候變化周期,我們正處在當前這個周期的變暖階段。并且,跟歷史時期的氣候相比,當下的溫暖期并不比歷史時期更“熱”。
有學者研究認為,20世紀70年代科學家們關于氣候變化觀點有變暖、變冷兩種說法,雖然有逐漸向變暖觀點傾斜的趨勢,但科學家們始終表示全球變暖結論具有不確定性。
另外,質疑IPCC結論的可信度另一原因是,創作文件的人,只有1/3是真正的科學家,大部分是官僚。氣候問題已不單純是科學問題了。
全球變暖的共識如何達成?
既然,在20世紀70年代全球氣候變暖仍是一個不確定的命題,為何到了90年代它即作為一種共識走上了國際政治的談判桌?是誰促成了這一共識的形成?
有學者在研究中指出,美國一項民意調查表明,1981年聽說過溫室效應或者讀過相關報道的民眾比例是38%,而1989年,這個數據就上升至79%。整個20世紀80年代民眾對全球變暖問題的關注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該項研究中,學者考察了1970-1990二十年間環境領域內的重要事件,認為全球變暖問題進入公眾視野,主要緣于幾次災難事件,比如1988年美國中西部的高溫和旱災,這次旱災使得美國玉米、黃豆、小麥等產量嚴重下降。糧食產量下降,食物供應就面臨短缺,同時期,南部非洲的高溫干旱就造成了糧食大幅減產,水和食物供應短缺,從而爆發饑荒。這些災難性事件的發生,受到了媒體、公眾的關注,從而引發的環境運動也日益高漲。

而這一時期發生的災害事件,科學家的科研報告都通過媒體進行了報道。媒體向公眾傳達,人類活動與這類災難性氣候變遷的相關性,而在美國大旱之后,美國媒體對于全球變暖問題的報道力量更是不斷攀升。公眾、政客如何了解全球變暖,媒體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20世紀80年代科學家們就全球變暖問題展開了更加廣泛的跨學科和國界的交流互動。在奧地利菲拉赫大會上,各國科學家們第一次提出政府應該采取行動。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鼓勵科學家們進行跨學科聯系和合作,這對于測量和模擬全球氣候變化大有助益。在多倫多氣候大會上,各國氣候科學家們第一次向世界各國政府提出應在全球范圍內設定嚴格的減限排目標。
科學家通過廣泛的交流合作,不但擴大了影響力,也提出倡議,讓政府據此制定相關政策。全球變暖問題不再簡單作為科學問題或者統計預測存在于實驗室領域。另外,在20世紀80年代政治力量也參與其中影響著全球變暖問題的發展演變。里根當選總統引發政治保守主義認為環境顧慮是自由主義藐視商業的夸大之詞,其中即包括全球變暖問題,但是由于公眾的關注和媒體的報道,美國國會不得不給予回應,要求國家科學院就二氧化碳上升的影響進行研究。
全球變暖問題不再是簡單的科學問題,它已成為更重要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受到更多關注,成為政治家們談判桌上的砝碼。
參考文獻:
(英)吉登斯著,曹榮湘譯,《氣候變化的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梁照月:《20世紀70、80年代全球變暖問題政治化演變的冷視角》,中國科學技術大學,2014
肖巍、錢箭星:《“氣候變化”:從科學到政治》,《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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