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是不是在根本上反對帝制？

一本史著若能基本不著作者所處時代的痕跡，實只有幾位一流高手方能做到，段數稍低的作者則難免落下這樣或那樣的即時烙印。像孟祥才的《梁啟超傳》一書，寫作年代甚早，出版于1980年，2012年又有修訂版面世，其中不乏一些稀見難得的材料。對這本書，豆瓣網友目光如炬，評之為“濃厚的上世紀中葉氣息”和“強烈的七十年代特色”。比如他竟說梁啟超的名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以下簡稱《國體》），其“字里行間，跳動的仍然是梁啟超那顆忠于袁世凱的赤心。文章的基調是出自肺腑的娓娓規勸，文章的要害則在‘稱帝選錯了時候’”。

這番議論當然源于作者將梁啟超執著地歸列于“改良派”，天性軟弱，抗拒“革命”，因此字里行間難免失了些分寸，但若對其說“平心論之”，我們或會發現孟氏尚仔細讀了文本，不少見解倒還大致與1915年前后的時人不謀而合。

就梁氏本人的材料來說，2012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其中收錄了一封1915年9月1日梁啟超給袁世凱的信（《護國運動資料》中亦收了此信，但其注出處為《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待考），信中說道：“啟超當此文（按《國體》文）屬稿之時，痛楚不能自制，廢然思輟者屢矣。獨念受我大總統知遇之深，若心所謂危而不以告，殊乖古人以道事上之義，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啟超此文，竊附斯義而已。伏希我大總統宵旰之余，俯垂披覽，若其間有一二可采，乞憑睿慮，以定群疑。則啟超雖麋頂及軀，豈云報稱！扶病掬悃，言與淚俱。”

這段話雖不能證明梁忠心耿耿于袁世凱，因為其實在自視太高，竟然自比為亞圣孟子，可見當時士之“僭妄”到何等程度，實難談一“誠”字，“忠”更無從談起，但整封信既然自我定位為“孟子”，袁氏為“齊宣王”，則其“規勸”之意卻是不難看出的。所以一筆名為“楓”之人在《新中華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國體問題與梁任公》的文章就說：梁任公之文出此，群謂透剖，蔑以加矣。然吾獨病其三點；其中一點就是“未嘗于根本上反對帝制，不過以為宜稍遲耳”。

究竟梁氏是不是在根本上反對帝制，斯人已矣，實不能起于地下而問之。因此我們的提問不妨是：第一，梁撰《國體》一文的文字表現及其背后的心路。對于此問題，現今研究最大的缺陷在于材料均來自梁啟超一方的敘述，而基本不見對手方的回應。比如此文是否有更原始、更激烈的版本，據說是有的，但大致都采吳貫因在《丙辰從軍日記》中的說法，此日記則出自《梁啟超年譜長編》。與之相似的是圍繞此文出爐前后的各種小道消息，如袁世凱希望以二十萬元巨款賄賂收回《國體》文等，而這些材料又多轉自梁啟超自撰的《國體戰爭躬歷談》等文章。這些文章往往意在烘托梁氏自身功績，真假參半，實情如何莫衷一是。有人即說護國戰爭道：“滇于平、滬等地，向無宣傳活動，而梁（啟超）、蔡（鍔）則有進步黨人為之到處鼓吹，繼由任公發表之《國體戰爭躬歷談》及《松坡軍中遺墨跋語》等作宣傳，‘躬歷談’出，雖欲辨正，云南又苦外地全無宣傳之可能，因此一誤再誤，遂致沿襲至今。”國民黨一系的李宗黃則指出：“云南起義真相，外方人士不明，且受梁啟超的宣傳”；“梁氏素有文豪之名，既有各種著述，復有宣傳機構，掌握一部分政權，易將有利于彼的消息，散布全國。”

第二個問題目前稍稍具備重新解釋的可能，即當時和后世各方對《國體》一文以及對梁氏在兩次復辟中之行動的判斷、評價和解釋。對此問題大致要注意三個背景。一個背景是梁氏從清末“論政治”到民初“干政治”的轉變。鄭振鐸說梁與袁見面后，梁從“純粹的一位政論家一變而為實際的政論家。自此以后，他便過著很不自然的政治家生活”。為何會“很不自然”呢？要害在于帝制的消亡。若帝制尚在，梁氏無論是“論政治”還是“干政治”都有作為臣和作為士被規定的路徑與方向，旁人之評價也難脫這規定的路徑與方向。但帝制不在，進入共和，則袁即使已是“終身大總統”，但仍然“人人皆有總統之望”（王季烈語），康、梁等亦不例外。加上梁氏又并非冷對重權高位。1911年11月他已說：“本初（袁世凱）觀望不進，今欲取代而之，誠甚易，資政院皆吾黨，一投票足矣。”1912年梁啟超更是在家信中興致勃勃地提到：夏曾佑告訴他“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不過當時梁躊躇滿志，恰恰忘了這個出自《左傳》的典故中還有更多的話，即葉公沈諸梁入楚都平叛，因為“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而披甲戴胄，防備流矢誤傷。但有人卻提醒他不應如此，這樣全副武裝會“掩面以絕民望”。此種用典不全的錯位正為吳稚暉所說的“梁氏進入民國后是一個‘想化官僚，結果終是官僚化’，然后‘絕了民望’的過程”提供了絕妙的隱喻。

第二個背景是梁氏文章對讀者的吸引力。大體說梁氏文章進入民國后對讀者仍不減魔力，但已經起了微妙的變化。1902年周作人讀《新民叢報》是“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到1915年，在浙江一師讀書的楊賢江雖然仍在讀《新民叢報》，但已是“閱三頁而寢”或“寢前閱數頁”。同年溫州瑞安的前清廩貢生張棡則極不滿梁啟超選藍公武《辟近日復古之謬》文登諸《大中華雜志》，直接說“梁氏公然選之登報，吾不知其是何肺肝也”!在閱讀現象的背后其實是一悖論。梁啟超等清末名士以其筆鋒孕育了對輿論云和景從的大批受眾，但這一受眾世界一旦建立，則風口浪尖上的名士就漸漸被受眾的口味和興趣所引領，這種狀況發展至“五四”就演變為“梁任公跟著我們跑也”，在1915年前后則大概初露端倪。

第三個背景則是并未消逝的民初“士林”。1915年前后距離科舉廢除不過十年左右，期間雖經民清鼎革，但龐大的“士林”依然存在。梁氏以科舉的標準說是“士林”之一員，以影響力的標準看為“士林”所盼望和所倚重。因此盡管梁先前流亡海外，從事秘密政治，現今又為“議會政治”中人，但政治要由有“操守”之人來做，卻可能是他當時無所逃的桎梏。1912年冬梁啟超在北京報界歡迎會的演說上指出：“儕輩中，亦有疑于平昔所主張，與今日時勢不相應，舍己從人，近于貶節，因囁嚅而不敢盡言者”；又說：“所謂溫和派者，忘卻自己本來爭政體不爭國體，因國體變更，而自以為主張失敗，甚乃生出節操問題；又忘卻現在政治，絕未改良，自己疇昔所抱志愿，絕未貫徹，而自己覺得無話可說，則如斗敗之雞，垂頭喪氣，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

盡管梁啟超認為以上皆“讏詞”，強調“立憲黨則從未聞有以搖動國體為主義者也。故在今日，擁護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這種自我辯解一方面為日后梁氏寫《國體》文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留下回溯自己不忘初心的空間，但另一方面梁氏將“節操問題”如此念茲在茲，則說明“節操問題”或正沉甸甸地在其心上。

梁啟超與民初復辟

從以上三個背景出發，我們對梁啟超與兩次復辟的關系方有一個認知和解說的基礎。就1915年復辟來看，梁啟超的《國體》文出，以當時梁之影響力和天下人對袁氏稱帝事的關注，當然會有群起響應、洛陽紙貴之面相。舒新城即說：“及梁任公先生《異哉所謂國體問題》發表，不獨他的論據正是一般青年所欲說而不能說的；且能引經據典地說出，無異替青年們伸一口氣。最可貴者，是他本是倡言君主立憲的，今亦深切反對改變國體，使共和之成為天經地義，我們閱報室內的閱報者徒增數倍，且有情愿不吃晚餐（因岳麓山交通不便，長沙城當日的報紙，要等上午派遣出去的信差于下午五六時帶回）而專讀該文的，我于讀后并為抄存，那時一般青年對于所謂帝制的心理是可以概見的。”

這段舒新城的回憶雖有夸張，但大致近真。但問題在于以往我們多認為舒新城所說的是《國體》文出現后的唯一面相。其實對于此文，復辟一方當然有反駁聲音，如著名的林獬（萬里）在《亞細亞報》上就寫過駁議。但我們更要注意的是那些同屬支持共和、反對帝制陣營中人對《國體》文的種種訾評。像章士釗即撰《評梁啟超之國體論》說梁氏“只問政體、不問國體”說并不矛盾，其立論關鍵在“不問”，即“謂國體為固定之事實，不當問也”，但并不代表梁氏沒有資格來“論國體”。在章氏看來“論”與“問”是兩回事，此次“國體問題”乃是“譙周、馮道生于今時，稍解政治，粗諳憲典，如此偷合茍容之事，知其猶且不為”，“而況首倡民權大義如任公其人者乎”？因此在“只問政體、不問國體”這一點上，章氏認為梁氏無“貶節喪義之嫌”。

但隨即他話鋒一轉拋出了犀利的問題：“右陳諸點，灼灼甚明，而世之抵排梁先生者，仍嗷嗷不已。而其說傾巧善陷，一若足以動庸眾之聽者，何也？”對此章士釗的解釋特別重要，值得全錄于此：

嗚呼，如是者有本有原，則梁先生入民國來，一言一動，俱不免為政局所束縛，立論每自相出入，持態每卼臲不寧，實有以致之然也。夫當共和立國之日，身為輔導共和之人，而乃不恤指陳共和之非，其言又為一時所矜重，豈有不為人假借遂其大欲之理，殆既見之，則又廢然。此四年間，觀其忽忽而入京，忽忽而辦報，忽忽而入閣，忽忽而解職，忽忽而倡言不作政談，忽忽而著論痛陳國體，恍若躬領大兵，不能策戰，敵東擊則東應，西擊則西應，蒼黃奔命，卒乃大疲。蓋已全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能自動，而與其夙昔固有之主張，相去蓋萬里矣。嗚呼，補苴之術，豈可久長，有謀而需，乃為事賊，梁先生自處有所未當，八九歸諸社會之罪惡，即過亦為君子之過，誰肯以小人之心度之，惟以其人于中國之治亂興衰，所關甚且，如是之舉棋不定，冥冥中墮壞國家之事，不知幾許。

不過章士釗雖自認說得“狂悖”，但他仍然認為梁氏乃“富有主義之政家大黨”。前述筆名“楓”所撰的《國體問題與梁任公》文則評論得更不客氣。

此文開始就提出現今之事不能用“國體變更”來命名，不過是“加帝號”而已。因為民國之政治在袁世凱之戕害和包括梁啟超在內的政客推波助瀾之后，“共和之實質，其不存也久矣。今日所余者，一空名而已。則今人呼曰變更國體，誠不如我之名曰加帝號者，確切而妥當多矣”。而梁氏的《國體》文不過是認為“帝政非不可改也，特不可于此時改之耳”；“此種論調，謂為擁護共和得乎。吾民誠不愿見有此種擁護共和之文也，且此非帝制善否之商榷，乃加帝號時期之研究”。因此作者作了一個極有回味的比喻，在他看來《國體》文不過是“諸盜伙聚議于一處，而欲圖劫一巨室，其間意見紛歧，或以為此時行劫，諸多不便，不妨稍遲，而性急者又主迅速進行之議，兩兩相持，尚未至解決之候”。

以上是北京、上海等中心之地的著名讀書人對《國體》文的一些回應。而地方上的那些讀書人或缺乏能力，或沒有發表之地來對《國體》文做層層剖析、段段評點，但只要是年紀稍長的讀書人均大致熟悉梁氏從清末到眼前的種種行動與言說的多變與善變，因此他們論梁氏就是從他們所見的梁氏經歷出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復辟中對梁氏之評價還有一個參照者，即康有為。溫州瑞安的張棡就說：“共和立國本非任公平素宗旨，而幡然出山，受袁氏之爵祿，已未免貶其豐節。此次為國體變更，違其言論，因之托病辭職，雖較楊晳子、劉師培等識高一籌，然視其師康南海之超然遠引，則抱愧多多矣。”常熟的前清進士徐兆瑋則直接說康有為“較梁任公輩葬身政客生涯中，終高出一籌”。這些地方讀書人的看法都提示我們，梁氏在第一次復辟中不僅僅只有“護國”之功，亦有“干了政治”之后“時而黨帝制，時而黨革命”（朱希祖言）的風評跌落之憾，反而是其師康有為以其反袁的“一以貫之”而頗得“士林”肯定。

到兩年后的第二次復辟，康有為和梁啟超師徒二人則都因介入甚深而漸失攪動天下人心之地位。對此康有為好像不必多言，其實康氏介入“復辟”事仍有相當大的史事考訂和解說的空間，待另文詳考，那么梁啟超呢？我們從張棡的日記中或能得到一些提示，其云：

復辟之事已聲銷影滅，張勛辮子軍潰散，康有為逃遁，張勛亦遁……噫！視國事如兒戲，置一君如弈棋，而其病皆由希榮求寵而來，吾不為張勛惜，吾竊為數十年好為經濟，自命圣人之康南海惜也。段祺瑞討逆文，洋洋數千言，聞是梁任公筆墨，以最相契之師弟，忽反顏而為仇敵，亦儒林中之怪現狀也。

這段評點一方面說明無論康有為參與復辟事真相如何，但在不得詳情的讀書人那里明顯不得人心，亦甚不合時宜，但另一方面也印證出“士林”對以公開檄文“謝本師”、以通電諷刺康氏的梁啟超也并無好感。他們與以“后躋馬廠元勛列”詩諷刺梁氏的陳寅恪形成了呼應。在陳氏看來，通電“詆及南海，實可不必，余心不謂然”（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收入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寅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849頁）。這種“心不謂然”的緣由當然很復雜，對此唐振常有一個解釋：

梁啟超自是一代賢哲，了不起的學者。但是與王國維相比較，似乎就較為缺乏前面所說的寅恪先生所表述的精神。“流質多變”恐怕不一定為先生所取。“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交戰”誠然是可貴的精神，然“多變”以至于不可解釋，在真正的學人看來，就未必認可。先生少有論梁啟超之文，恐非無故。

過渡時代里的“過時人物”

綜上，我們可繼續討論的或有兩點，一個是讀書人究竟為何反袁的問題。我們以前把政治發展看作是一個線性的、有目標的、化約式的進程，同時又有一種政治變遷的潮流感，認為從帝制到共和是歷史的必然。因此多把反袁解釋成政治進化過程中的共和與帝制之爭。自然當時堅持共和、力抵復辟的讀書人不在少數，但因各種其他原因而反袁的也不在少數。有人就指出，籌安會設立后，北京政界有贊成者，有反對者，有騎墻者。反對者有積極反對者和消極反對者。消極反對者中又有遺老派、名士派和政客派，有趣的是，材料里說梁啟超為名士派中“最困難者”，因為其“向來贊成君主立憲”。

其實以上還可以繼續細分，如周善培，他就自認為已同清室情斷義絕。但他對梁啟超說：你不能忘記了你和光緒的恩深義重，“我們討袁是替大清討袁，不是替民國討袁”。這即是反袁理由之強有力的一種——替光緒復仇，乃至為清復仇。

此外還有一種更值得注意的反袁理由，即從袁氏之心術、作為，及這種種作為對于世人、世風之影響出發來反袁。因為不少讀書人觀民清鼎革，均認之為是袁氏以譎詐之手段逼清室“禪讓”于彼，進而他們多以得國不正、多狡善變、手段狠辣之“操、莽奸雄”來類比袁世凱。比如《申報》上風傳袁世凱女兒“七齡已許配清帝宣統為妻”的消息時，有讀書人就在日記中評論道：“袁氏之奸無異操、莽。操以女許配漢獻，莽以女配漢平，然平、獻皆不得其終，恐此次一番舉動，未知為清帝之福抑禍也。”梁啟超自己也說希望袁世凱不要蹈“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可見袁世凱得國不正、多狡善變、手段狠辣之形象頗為深入人心。

由此不少讀書人反袁的基點并不在共和還是帝制，而是袁之種種行動對綱紀的滌蕩和對國本的動搖。沈恩孚（信卿）在為白蕉的《袁世凱與中華民國》寫的序言中就說：“余夙謂公、誠二字，為古今立國之長軌。辛亥之推倒滿清，易帝制為共和，公之效也。袁氏之陰謀帝制，口是心非，身敗名裂，不誠之驗也。南北統一之易，未可謂袁氏無功于其間，而授意軍人，假托民意，萬惡之俑，胥由此作，遂使主夷為奴，下藐其上，防口積威，脅迫而成推戴，討逆大義，貌襲而為倒戈，遷流所極，綱紀蕩然，人心習于詐欺，國本因而斫喪。”

進一步說，“士林”中對讀書人在“復辟”中表現的評判亦不完全是以支持共和還是失足帝制為依憑，而是值此政治大變動的關口，讀書人能否砥礪氣節、言行一致，若出爾反爾、一日三變、順勢勸進，則很可能為“士林”非議。陳寅恪在《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中就說：“憶洪憲稱帝之日，余適旅居舊都，其時頌美袁氏功德者，極丑怪之奇觀，深感廉恥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

陳寅恪所說的“廉恥道盡”和“極丑怪之奇觀”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時報》上繆荃孫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繆為江蘇耆宿，“以翰院之資，為東南少微，一題、一跋必存先朝之正朔。雖任清史編修，而書局自隨，時與遺老通聲氣，蓋猶在仕隱之間”，不料當“國體投票之日，垂辮以往。齊巡按提議勸進電文屬稿之人方推某公，某公之字甫脫出口，而此東南少微已自袖中出一折，端楷敬書勸進之文。全場吁嘆，以為此無異陶谷之于宋太祖也，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對此有人發評論說：“白首老翁，有何希冀而觍顏為此，我真不解！”

第二個問題是復辟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以往勾連復辟與新文化運動多愛從復辟對新青年造成的心理刺激來立論，即所謂“舊思想與國體問題”的連接，而少見復辟所造成的梁啟超一系影響力的衰落。新文化運動有其北大——《新青年》之主流，亦有以研究系為主體、《晨報》《時事新報》為言論機關的支流。這一支流曾試圖讓新文化運動另起灶爐，別建正統，以梁啟超為首撰寫了大量試圖吸引新青年的政論與時論。但與清末相比，他們的努力似未能拓展出和當時一樣的巨大聲勢。這表面上源于此時的梁啟超“拋棄了他所自創的風格，而去采用了不適宜他應用的國語文之故”。但深層的原因則與梁啟超在兩次復辟和之后各種政治變動中的表現有關。誠如舒新城所說：“梁先生等握著南北的兩大言論機關——北京《晨報》及上海《時事新報》！鼓舞著一般青年，同時也想把握著一些青年，以期造成一種新的勢力。不過他們對于新文化之努力，不完全是由于內心苦悶所發出的呼號，而有點‘因緣時會’，所以在言論上是附和的，在行為上則不大敢為先驅。這不是他們有意如此，是被他們的‘士大夫’集團先天條件規定著不得不如此。”

舒新城作為梁氏集團的大將，對于自家圈子“士大夫”特質的把握是相當準確的。進入民國后，梁氏和其左右一方面難脫“士大夫”特質，而減退了其對新青年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他們的實際行動又經常悖離這種特質，這使得他們又在“老新黨”那里大大失分。這種吊詭的情形遂使得梁啟超和他的朋友左右為難，進退失據。他們意圖大干一場，操弄時勢，但卻被虛幻的潮流和莫測的時勢所拋離，漸漸成為了過渡時代里的“過時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