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

這是楊度挽袁世凱聯，是謀士楊皙子對國主的情感表達?！捌姜z”非史學之職，但隔開了這一百年時勢與人物的震蕩，可以更平整地看待袁世凱和他八十三天的皇帝夢。

袁氏稱帝，莫論當世、后世，嘲諷與惡評已經熟悉——是為“共和的變質”。但需要源究的是，若依常識論，辛亥以后，共和已成大勢；僅隔三四年，袁世凱為什么要稱帝，左右又為什么推其稱帝？黨派紛爭、民黨與北洋齟齬，最后何以通過帝制作為一種了結；而這個了結，又是怎樣終結的？從洪憲發生以來，我們就處在一個革命史敘事框定的范疇內，是為“天下之大不韙”、“禍”與“逆”。但如果把二次革命、洪憲帝制，及兩年后的丁巳復辟連成一線來看，帝制在語詞中構成的反動，在時勢中卻并非全然如此。從袁世凱到溥儀、張勛，帝制不是一個人或者幾個利益群體謀帷能成，綜計而言，它是蟺變中的時勢、激變時代那些不及轉身的社會、人群共同推促而成。袁世凱從共和元勛走進帝制窄門，而“終于氣死”，洪憲大幕的緣起及其收場，聯結的是辛亥到北伐十數年間中國政局的跌宕，尋求秩序和繼之而起不斷的失序。

“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

袁世凱登上“瓊樓最上層”，須從辛亥年的“非袁莫屬”講起。時，清廷內閣總理奕劻，協理徐世昌、那桐于9月聯合上奏，稱袁世凱“其才勝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濟艱難”，主動辭職，希望袁氏出山掌政。武昌起義后，很多人要求“啟用袁世凱統兵平亂”，清廷也從10月14日到26日連續發出七道諭旨，催促其出山。袁世凱任內閣總理大臣后，立即派人赴湖北與黎元洪接洽，表達“和平了結”之愿，黎元洪在復信中說：“公果能來歸乎？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1月8日，身在漢陽前線任民軍總司令的黃興也致函袁世凱：“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侖、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秉S興還對袁世凱表達過“蒼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載一時，祈毋坐失”這樣的話。立憲派更是集體擁袁。張謇就認為，“非洹上不能統一全國”。嚴復在武昌起義后積極為袁氏奔走：“居今之日，平情而論，于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袁世凱的聲光也是一時無兩。許指嚴《新華秘記》中記孫中山辛亥后初次北上，談及袁世凱，語多贊賞，說袁某真能辦事，氣度亦自不凡；又說：“袁氏初見面時，頗含一副至誠推解之態度，絕不似權詐之流；及談吐稍進時，深心辨識，則覺其語有鋒芒，眼光四射，洵非尋常可以窺測之輩。然我終疑成見在胸，有意探測其挾城府相臨耳。及考其行事，乃全與所言相左。然則彼固一魔力惑人之命世英雄哉！”這是孫中山第一次近距離與袁世凱交手，他對袁氏的概括，與陳其美所說“誠老官僚中之極有魄力者”有相同的命意。后來，孫中山也屢次表示，袁世凱為“民國現在很難得這么一個人”，“維持現狀，我不如袁，規劃將來，袁不如我。為中國目前計，此十年內，仍宜以袁氏為總統，我盡力于社會事業”。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宣布辭職，并咨文參議院：“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且袁君富于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之才，故敢以私見貢薦于貴院。請為民國前途熟計，無失當選之人。大局幸甚?！眱商旌螅R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并于當日發出致袁氏通電：“本日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滿場一致選定先生為臨時大總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統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913年6月，盛宣懷致函孫寶琦，談袁世凱：“實超軼乎漢高、宋祖而上之，方之華盛頓、拿破侖亦有過無不及?！钡锥ü埠偷脑绖P在辛壬之際是眾望所歸的共和領袖。因此，在政敵眼中，他有極深的城府，有老練的宦術，但他仍然是一個“命世英雄”。

“袁氏之惡，實若輩以濟成之也”

辛亥到乙卯，可以梳理幾個關鍵事件：第一次國會選舉、黨派紛爭、宋教仁案、二次革命、袁記約法。從中能清理出從共和回轉向帝制的些微線索。民初政亂，“各據旗幟，奮矢相攻，彼此立于不共戴天之地，而全國乃騷然內訌”。尤其是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對袁世凱處處掣肘；贛寧之役則在實際上打破了辛亥年袁世凱與共和制度妥協而達成的暫時平衡；二次革命旋生旋滅，袁世凱以強勢登臨了辛亥革命沒有全部賦予他的民國“第一人”寶座。在民黨的咄咄之下，袁世凱由彈壓兵亂、整肅政黨，而逐步走向全面獨裁。這是一個過程，也是時勢和黨人作用的結果。

帝制策動，“皇長子”袁克定以及各路政客，諸如籌安六君子，軍人派段芝貴、雷震春、張鎮芳等人，梁士詒、陸建章、袁乃寬和各形形色色的“法律家”，及至后來的請愿團、國民代表，是常識中的帝制推動人群。這里，無法展開全面分析，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并非全然如戲臺上敷著白臉的“曹操”。有為個人、群體權、勢、利所計，也包含各種復雜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想。重回帝國，對經歷了民初政亂的時人來說，甚至還包括了對秩序的一種試驗。

且以黎元洪和徐世昌為例。較那些活躍于舞臺之上的政客，這兩位民國重鎮實際上更深度參與以至決定了政局的走向。

黎元洪對袁氏稱帝，是從游移走向推助的。1915年12月15日大總統策令，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令下后，黎集左右，商定受不受之議。黎氏左右，都是武昌起義時的舊人，分為反對帝制和贊成帝制兩派。當時兩派人物爭論很激烈，幾乎武力相向。黎元洪本人則猶豫不決。后來周樹模對他說：予等皆為清室舊臣，民國無君，出來任事、作官皆無二姓之嫌，如果順了袁氏稱帝，事之，就都做了貳臣了，因此“為民國計，為鄂人計，為本身計，堅決勿受此王封”。黎元洪最終沒有受封，但贊成派的存在，以及他的游移實則也構成一種態度。起碼，對袁氏登頂的意圖，他們并未抱有“共和大義”此類的絕決。

而當勸進已成浩湯之勢，黎元洪攜楊士琦共同擬定的“總統世襲制”，便筑就了通向帝制的一條捷徑。這是在籌安會發起以后。黎元洪說，“邇者籌安會諸君，討論國體，崇議閎謨，至深欽佩。大總統圣神天縱，軼五超三，尊號之上，詎為阿好，況元洪受恩深重者乎？”“元洪愛民國尤愛總統，私心耿耿”，然而默觀時勢，障礙頗多，辦法就是——“總統之號不宜變更，繼承之法當為厘定”，厘定為“總統世襲之制”：

既有君主之實而避其名，天下之人，復曉然于國體之不更，儲君之確定，皆可以相安無事，事關憲法，亦無外人干涉之端，且與大總統先后誓令，尤無違反。解除危險，綏靖人心，長治久安，莫善于此。敢撮所見，質諸高明。（張國淦：《北洋述聞》）

繼而，政事堂左丞楊士琦正式呈請總統世襲制，“繼承法最為重要，亟應于纂訂憲法時特別注意”。在這份呈文中署名的，還有政事堂右丞錢能訓、外交總長陸徵樣、內務總長朱啟鈐、司法總長章宗祥、農商總長周自齊、交通總長梁敦彥、蒙藏院總裁貢桑諾爾布和稅務處督辦梁士詒。財政總長周學熙另有單獨的、內容相似的呈文。袁世凱閱后，在呈文上批了“存”字，同時,外交諮議魏宸組呈，草定憲法，宜明定大總統之子孫繼承大總統，不用帝制之名而行帝制之實。魏宸組的呈文末段，有“迨大勛告成，吾民迫思功德，恐此事有群起而上尊號者，大總統雖欲堅拒而有所不能”。徐佛蘇又有呈國務卿徐世昌文，謂大總統推薦后任大總統時，“只當限于一人，舉賢舉子，純任自由”，這樣就不會因“世襲”的名目而招致各國疑慮，“倘待至時機成熟，歐戰了結，東亞均勢問題回復之后，他國不能獨立發難，而國內政治益理，民困漸蘇，則雖毅然變國體，風行草偃，水到渠成，誰能御之”。以上種種，在“世襲”二字的掩蔽之下，帝制實際上已經呼之欲出。

另一個大人物徐世昌，則自始至終默不出聲，一直到南方紛紛宣布獨立，反對帝制之呼聲已甚囂塵上，張國淦兩度赴津請徐世昌進言，徐卻說：“我本不贊成帝制，但是已鬧到這樣地步，取消兩字，叫我對項城如何開口?”張再勸，“帝制何等事？不是成功，就是失?。徊荒苷咀?，就當走開?，F在大局糾紛，人心浮動，帝制不能貫徹，總統地位又何以安居？”徐依舊表示“整個更難開口”，“退位一層，此時實在不便說”。徐世昌老宦練達，以他當日的地位，不開口，實則對袁氏亦構成姑息。拉長到后來的丁巳復辟，徐世昌參與了和張勛最初的聯動。一直到復辟失敗，報章間還有如若東海出山，則“北洋諸臣早已俯首稱臣……”這樣的話。

徐世昌對帝制的曖昧態度，也證明了他并非“共和”股肱。更有傳聞，革命黨在此過程中曾有故意慫恿之舉。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一書中，對此事有簡略記載，消息出自日本駐華使館的剪報，大意是說，中國民黨欲慫恿袁為帝，乃傾覆之。有關革命黨以帝制誘袁氏走入覆亡的史料，僅舉此一條。聊備一說。徐世昌，抑或民黨，從中可以看到當日中國政局之詭譎。由帝制入民國，而民國再入帝制，君憲派、革命派，老新黨、舊官僚，舊人入了新世界，其間所歷，有人事與權爭，也有理念與現實，許多矛盾、許多懷疑。袁世凱既登臨瓊頂，亦在漩渦中心，被裹挾在了君憲與共和的稠濁當中。蔡鍔、唐繼堯、李烈鈞打響護國戰爭，通電全國時用過一句口號：“天禍中國，元首謀逆?！焙閼椀壑浦伞疤斓湣保瑥碗s也正在這里。

內層可歸之于“姑息”，外層則明顯有“養奸”之嫌。民國初年德皇威廉二世與梁敦彥談及國體問題，就說共和不合適中國國情，當建立強有力之君主制度。袁克定1912年赴德，威廉二世宴請他，力陳中國應實行帝制：“我德誓以全力贊助其經營，財政器械由德國為無條件之供給。”威廉還將所談內容寫于信中，讓袁克定帶給袁世凱。袁世凱閱后很高興（劉禺生《世載堂雜憶》）。德國人對袁世凱的影響不僅僅從這只言片語中透過來，早在袁世凱小站練兵的時代，德國就是他的仰慕對象。袁屬下軍隊的器械、操練方式等都來自德國。威廉二世對中國帝制的支持，無疑給袁世凱打了一針強心劑。所以朱啟鈐說，“帝制之興，蓋造端于德國。”德國以外，英、日實際也都在暗中推助。所謂“英日同盟，皆不愿東亞有共和國”。朱爾典面見袁世凱，說到辛亥革命時，英國就曾主張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并且表示，“若中國無內亂，則隨時可以實行。”

時總統府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是更為眾所周知的“帝制鼓吹派”。1913年3月15日古氏與中國政府在華盛頓簽訂了聘用合同，配合中國制憲，期限為三年?；谥袊臍v史與國情，古德諾從一開始就反對在中國實行美國式民主。他傾向于中國在共和制下采用總統制，并主張新憲法應當賦予袁世凱比美國總統更大的權力，以塑造一個強勢政府。認為古氏一開始就在為袁世凱的帝制幫閑，這有失公允。1915年古德諾從美國再次回到中國，應袁政府的要求于8月3日提交了一份各國政治制度與中國國情相聯系的備忘錄，這就是后來發表在《亞細亞報》上的著名的《共和與君主論》，末段云：“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平心而論，古德諾關于中國政情的論述，并無明顯偏見。

講到辛亥由帝制而變共和的倉猝，以及君主制對保持政治穩定的作用，與楊度“君憲救國論”相似，立論的要點都在中國目前尚不具備共和的民情基礎。在這種情況下，樹一君主，確立威權，反而有助于立憲的實現。他以學者的身份發表對中國現實的評論，并沒有溢出學術道德。張國淦也在《洪憲遺聞》中說，有人言古系受中國政府指使，似不盡然。這是事實的一層客觀。在另一層客觀上，古德諾這番“以君主制行之為易、共和制行之則較難”議論，又立即為當日中國懷著各色心思的政客掐頭去尾地接收和利用。“易”和“難”被轉換為“優”與“劣”。在此文發表后遭到中國國內輿論的指責風暴后，古德諾曾親自出面辟謠，聲明他本人從未斷言過君主制優于共和制，恰恰相反，他認為沒有哪一種政府形式在任何情況下都優于其他的政府形式，對某些條件適宜的國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美國、法國皆是如此；單就中國現實而言，君主制似乎更為合適，但廢共和、退回君主，只有在順利解決政權交接的前提下，才可能；第三，他強調，所立君主乃是有限的立憲君主，絕非中國傳統的君主專制。

然而遺憾的是，古氏的這番解說幾乎沒有被任何一個中國人聽進去，指責的依然指責，利用的也依然在利用。1915年的中國，并不存在寧靖討論君主、共和問題的政治氛圍。因此，古德諾在政治學學理上的言論被卷入政治漩渦，并對中國此后發生的帝制鬧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也是不爭的事實。袁世凱正是在這亂哄哄的“君主制優于共和制”的鼓噪中，越來越深地陷入皇帝的迷夢。

陶菊隱《袁世凱真相》中記載說，北洋軍各營都供有袁的長生祿位牌，軍官向士兵宣傳，袁宮保是咱們的衣食父母，應當祝愿他老人家富貴壽考。每晨下操場集合時，官兵先作如下的一段問答。官長問道：“咱們吃誰的飯？”兵士齊聲回答說：“吃袁宮保的飯！”官長又問道：“咱們應當替誰出力？”兵士又回答說：“替袁宮保出力！”因此，在北洋軍中，士兵便就養成了“只知有袁宮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個人而不知有國家的奴才心理”。袁世凱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北洋系從上到下“家臣”的“忠誠”假象，無疑也是后人所說“群陰構煽，眾邪橫行”的歷史內容。而在北洋之外，更廣闊的、一般的“中國”，確也在極大程度上如楊度、古德諾、莊士敦們所認為的，“從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轉變，遭到了災難性的失敗”，與已經歷過的所謂共和制相比，民眾更希望一個像樣的政府?！氨溯叢⒉恢罂偨y之位為何位？事為何事？終日以無皇帝為慮。”亦甚有鄉野村夫，將大總統直呼為皇帝。豐子愷曾記錄過，他的鄉人總希望皇帝再坐龍庭，“洪憲即位”時，他們認為希望幾乎達到了，雖然失敗，但“希望總是不斷”。這也是一個中國。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對袁世凱、對帝制，都沒有指向一致的同仇敵愾。

“乃知國家事，成敗因人心”

帝制失敗，原因很復雜，西南打響了護國戰爭固然重要，但最后真正讓袁世凱走入末路的，則是他倚為干城的馮、段兩員大將。王士珍入民國后就基本不在臺前活動，因此民初北洋的軍政格局中，主要是馮國璋和段祺瑞兩人。

馮國璋是袁世凱小站練兵時期的重要人物，“北洋三杰”之一，也是三人中與袁世凱關系最親密的一個。帝制之議初起，馮、袁之間有一段很出名的對話，袁世凱堅決向馮國璋表明不會稱帝的心跡。但是據袁靜雪的回憶，袁世凱雖然對馮回應著“沒有心思”，實際上，對馮國璋的勸阻，非常生氣，當晚就對著家人連聲說了“馮華甫豈有此理！馮華甫豈有此理！”隨后洪憲帝制正式揭幕，馮國璋深有被騙之感。曾對人講，“我跟老頭子（指世凱）這多年，犧牲自己的主張，扶保他做了元首，對我仍不說一句真心話，鬧到結果，仍是‘帝制自為’，傳子不傳賢。像這樣的曹丕（指克定），將來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兩面不夠人（指對清室），怎不令人寒心！”（惲寶惠：《談袁克定》）另有一層原因，倘若袁氏稱帝，馮、段等人也就永無接任總統之位的可能了。

護國戰爭打起來以后，形勢其實很清楚，能夠左右局勢的核心人物不是北方的段祺瑞，而是南京的馮國璋。袁世凱招張國淦談論局勢，張即明言馮的關鍵作用。據張國淦記載，袁世凱反問張，“你以為華甫左袒則左勝，右袒則右勝？”張回答說，“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痹绖P“哼”了一聲，便不再搭腔。從這里可以看出，袁、馮之間的裂痕已經很明顯。早在五將軍密電泄露后，西南護國軍就希望馮由消極反袁轉為積極討袁，但是馮始終不肯打出鮮明的旗幟。4月中旬，帝制派高調反對退位，袁世凱向美國大借款的消息又甚囂塵上，加以劉冠雄帶領北洋軍南下，這些情況迫使馮國璋的態度不得不鮮明起來。4月16日通電袁世凱，“吁懇大總統念付托之重，以補救為先?！边@封電報，打響了北洋系公開勸袁退位的第一炮，十數日內，馮國璋又接連發了幾份通電，“措詞之露骨，遠在蔡鍔、梁啟超兩人所發通電之上。其仇視袁世凱之程度，比之西南諸人，尤為深切”。出自心腹大將的勸阻之言，給了袁世凱一記重創。

段祺瑞1895年隨袁世凱小站練兵，為其股肱，有“北洋之虎”的稱號。段、袁產生齟齬是在段祺瑞當上陸軍總長以后，掌握中央軍權，勢力的膨脹也日益為袁氏父子猜忌。夏壽田說：“大公子尤忌之，以其怏怏非少主臣也?！痹蠌捅俚壑?，北洋眾元老大多不置可否，靜觀形勢為主，只有段祺瑞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不贊成。隨著帝制進程加快展開，態度消極的段祺瑞自然日益被排斥。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接受勸進后，長達兩百多人的賜爵封賞名單上，竟然沒有北洋元老段祺瑞，可見袁、段矛盾已然不可調和。此后護國戰爭爆發，袁世凱派張敬堯、曹錕、龍濟光等人前往鎮壓。段祺瑞暗中指令張敬堯等屯兵不動，袁世凱不得已只好請段祺瑞出山，任命段為參謀長，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絕。袁世凱在中南海設立征滇臨時辦事處，再次打算起用段祺瑞出任征滇總司令，段非但不受命，反而在1916年2月底，公然提出南北停戰、維持共和、另組新政府的主張。4月22日段祺瑞就任國務卿，5月4日改政事堂為國務院，以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段就職后，因秘書長一事造成了袁、段之間的最后決裂。段擬以徐樹錚為秘書長，先后托王士珍、張國淦向袁進言，袁世凱就是不同意。段祺瑞聽到消息后大怒，說：“總是不答應耳！”即將口中的香煙重擲案上，向前猛推，厲聲說：“今日還是如此！”親自向段傳話的張國淦形容，當時“其鼻向左斜歪”。據說，段盛怒時才有此現象，所以有人背后稱段為“歪鼻子”，張國淦常在段氏左右，如此盛怒，也僅僅只見過這一回。自此以后，段祺瑞即決心與西南通電，互謀討袁。袁氏病重，眾人皆知“催命二陳湯”，實則，段祺瑞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仍然要牽到洪憲之后的丁巳復辟。馮、段兩人在張勛復辟清室的初起，沒有明顯的反對之意。張勛在天津時曾打探過段的口風，段對復辟未置可否。而馮國璋對清室一向尊榮，惲寶惠還說，“自從清帝遜位以來，這幾年中，馮是抱有深深的‘故君之思’并且也是有著‘還政于清’的思想的?！备∮谑廊搜矍暗难?、行，并不足以推斷真實的意圖。可以分析到的是，共和與君主，都不是問題的關鍵。言行、主張看似翻覆，實際上都是系在政權、軍權這一條線上。

唐德剛《袁氏當國》中說，“馮、段二人，袁世凱的兩朋股肱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兩個同時罷工，袁就癱瘓了……”洪憲帝制失敗，也就意味著北洋從真正意義上進入了權威真空、分崩離析的階段。自此，府院、直皖、直奉之間的爭奪與纏斗日甚一日。共和的民國變質為軍閥混戰的民國，而北洋最終的覆滅也是從這里開始的。跟隨著推翻洪憲而登場的各路政黨、武人幾乎摧毀了革命者有關民主、憲政的全部希望。新舊勢力之間的沖突，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割擾，使得這個新生的共和國家，“只能作為驅人死亡迫人瘋狂的行為擴大與延長”（沈從文）。

共和衍為帝制，形形色色的人穿插其間，有拼命推促的，也有幫忙、幫閑的，還有姑息養奸、以退為進的。袁世凱死后，在紛紛擾擾的懲辦元兇和各路政客的重新登場中，也曾有許多人在切實、理智地分析帝制復辟的成因。比如，蔡元培就說過：“袁氏之罪惡，非特個人之罪惡也，彼實代表吾國三種之舊社會，曰官僚，曰學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會之流毒，果隨之以俱去乎？”陳獨秀也連續在《新青年》上發文，認為袁世凱之廢共和復帝制，乃惡果，非惡因，“若夫別尊卑、重階級、主張人治、反對民權之思想之學說，實為制造專制帝王之根本惡因”。“現在袁世凱雖然死了，袁世凱所利用的傾向君主專制的舊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發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穩，我看比登天還難。”而梁啟超在他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文中，也反復申論，共和-君主，并不與致治-召亂對應；辛亥年他反對共和革命，此時他反對勸進帝制，原因并不系于共和抑或君主本身，他反對一切變更國體的革命現象，因其易生變亂。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國，共和植根尚淺，有關皇帝的觀念卻盤根錯節。共和的反復、羼雜，是政客與武人，民黨與北洋，命世英雄與草澤百姓共同經歷和共同締造的。中間，還紐結著國內與國際的關系。全不是“復辟丑劇”能夠湫盡籠括。在時勢與“人心”的多重鼓噪、虛映之下，可以為帝制“自為”解析出一種歷史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