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順治、康熙兩朝，安全形勢十分嚴峻。在南方，先有南明政權的抵抗，繼有三藩之亂及鄭氏政權對峙海上；在西北，則有準噶爾汗國以伊犁為根據地強勢崛起，并向南向東擴張，與清競爭對南疆、藏地及漠北（喀爾喀）蒙古的主導權。與此同時，另一個日后被認為有全球史意義的沖突在黑龍江流域發生，這就是由俄羅斯東擴所帶來的清俄碰撞。這幾方面的爭奪相互糾纏影響。清俄戰爭雖規模不大，但歐亞兩大帝國的相遇及其后的制度安排，為傳統東亞世界秩序增添了新的因素。

和清相似，俄羅斯在成為沙皇國后，在意識形態上也自詡中央帝國。在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之前，俄羅斯的勢力已開始越過烏拉爾山。1578年，一支840人的哥薩克雇傭兵在葉爾馬克?齊莫菲葉維奇（Yermark Timofeyevich）率領下東侵，于1582年攻陷西伯利亞汗國，標志俄國正式拓殖西伯利亞。其后，俄國不斷沿著主要河流向東推進，一邊向當地住民收取貢賦，一邊建造據點。到1647年，俄國人在鄂霍茨克（今天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北部）建立堡壘，這是他們在太平洋沿岸建立的第一個據點。此時距離葉爾馬克攻取西伯利亞汗國，僅過去65年的時間。

俄羅斯的擴張，最初并非以擴充領土為目的，而是受經濟利益，特別是皮毛貿易的刺激。葉爾馬克率領的哥薩克并不直接受雇于沙皇，而是受雇于斯特羅加諾夫商業家族，以沙皇的名義進行商業拓殖。在16至18世紀，對貂皮、水獺皮等名貴皮毛的需求，是早期全球貿易網絡形成的主要動力。這跟當時的小冰期導致全球變冷有關。（甚至有說法認為，氣候變化也解釋了明末災害頻繁、饑民叛亂及游牧政權南侵。不管這種聯系是否真的如此直接，該時期歐洲市場對皮毛的需求確實因氣候變化而急劇上升，以致名貴皮毛有“軟黃金”之稱。努爾哈赤也因壟斷和明的皮毛貿易而迅速積累起財富。）

隨大航海時代而來的對美洲的開發，以及俄羅斯對西伯利亞的拓殖，其背后很大一項動力都是獲取新的皮毛產地。北美和西伯利亞迅速成為兩個最重要的皮毛來源地，串聯起全球性的供銷鏈條，其中獲益最大者就包括荷蘭和俄羅斯。皮毛利潤對俄羅斯這個農業國尤其重要，歷史學家阿蘭?伍德估計，在彼得大帝財政改革前，該項利潤占到俄國全國收入的10%。對此有學者甚至估計得更高。

另一方面，從皮毛貿易中獲利并不是歐洲國家的最終目的。該項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前赴后繼的地理探險，其目的是繞過阻斷了傳統歐亞商途的奧斯曼帝國，尋找通往東方（印度、中國、東南亞）的新的貿易通道。與西歐國家的海上探險不同，俄羅斯的陸上東擴可謂一石二鳥，既收獲皮毛，也開辟商路。

在對西伯利亞的殖民過程中，俄國勢力拓展到中亞、蒙古草原和東北亞，與當地族群，特別是通古斯人群和蒙古部族，既有沖突也有融合，初步奠定多民族帝國基礎。到1650年代，俄人進入黑龍江流域，劫掠向清納貢的達斡爾等部族，從而開始了和清帝國30多年的爭奪。與此同時，俄國亦屢次試圖和北京建立商業關系，但因雙方在黑龍江流域的分歧而未能達成。到了1680年代，康熙終于平定了三藩之亂并將臺灣納入版圖，可以騰出手處理北方邊擾。他幾次派兵圍攻雅克薩和尼布楚城，最終迫使俄人坐到談判桌前。

1689年8月，俄國代表費耀多羅?戈洛文伯爵，與清方代表索額圖、佟國綱在尼布楚第一次會面，談判劃界及歸還逃人等事宜。除了部分交流是用蒙古通譯外，主要的談判是在俄方的波蘭翻譯Andrei Belobotski和中方的耶穌會士（葡人徐日升、法人張誠）之間，以拉丁文進行的。

不少研究都指出此次談判的對等性：兩個帝國都沒有將對方納入自己奉行的等級次序中，從談判方式、手段、語言，乃至座位，都務求平等。更為重要的是，清俄談判雙方的人員組成都是國際性的，俄方有俄羅斯、哥薩克、蒙古和波蘭人，清方則有滿、蒙古、漢人及歐洲傳教士。談判過程頗為艱巨，雙方時常強硬，也都有妥協，但所依據的談判精神，是當時在歐洲才出現不久的國際法原則。兩位耶穌會士對此起關鍵作用。

最后，促成雙方最終達成協議、并以條約形式確立邊界的因素，是歐亞大陸的多邊地緣博弈：俄羅斯在西邊仍然有波蘭等強敵威脅，無法投入更多資源在黑龍江流域；清則面臨準噶爾在喀爾喀蒙古的擴張，不愿同時與準部和俄國為敵。

9月7日，清俄簽署《尼布楚條約》，劃定邊界，并規定人員往來原則。俄退出黑龍江，但保有貝加爾湖以東的領土，還獲得與清貿易的權利。

在美國學者濮德培（Peter Perdue）看來，《尼布楚條約》不是一項雙邊合約，而是由多種因素、多邊博弈而達成的。對東亞到中亞的地緣格局而言，清俄定約、通商，建立合作關系的直接后果，就是進一步擠壓了準噶爾蒙古的生存空間，使得準部后來很難再在清俄競爭中獲益，最終在清、俄、準三邊博弈中出局。

對中國而言，《尼布楚條約》是第一次與歐洲國家按照國際法原則、以對等方式談判達成的平等條約。更為關鍵的是，以今天眼光看去，《尼布楚條約》大概是最早明確使用“中國”一詞來指代大清的國際法文件。這里的“中國”顯然不僅指中原，而是包含蒙古和東北在內的整個清帝國。雖然俄方代表以“博格達汗”，即蒙古人對清帝的稱呼，來指稱康熙皇帝，但清方所代表的，絕不是清帝國下的蒙古（或東北）部分，而是整個國家。

這樣一份文件，最初卻并非用漢語寫成。《尼布楚條約》以拉丁文、滿文和俄文為正式文本，拉丁文是基準。滿文本中沒有使用Daicing gurun（大清國）這個詞，而是Dulimbai gurun，這是漢語“中央之國”的直譯。關于領土劃分，條約用語亦是某處某處“屬中國”。另外，條約（拉丁和滿文本）中還規定要使用拉丁文、俄文和“中文”（滿語Dulimbai gurun i bithe）鐫刻界碑。翌年碑成，一面是拉丁文和俄文，另一面則有滿、漢、蒙三種文字。歷史學家趙剛指出，這說明清方所指的“中文”，不是單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滿、漢、蒙三語的復數中文。

雖然在條約簽訂之前，清在與俄的（滿文）通信中就已頻繁使用“中國”一詞，但在國際條約中，以多語言文本將“中國”概念固定成包含滿蒙漢諸地域的國家，《尼布楚條約》是首例。

1689年之后，無論在滿文還是漢文文獻中，“中國”和“大清”越來越成為可以互換的概念。可以說，清的多元帝國構建，最終表現在對“中國”一詞的重新塑造上。這首先是大清對自身認同的改變：這種轉變在入關前的多邊互動中就已經開始，到了康熙時代，“大清”已經明確等同于“中國”。同時，這更是中國概念的一次大的演化：其外延遠遠超出了明代中國，其內涵則容納了漢滿蒙藏等政治文化體。清對“中國”的這種詮釋，一直保持到其結束的那天。宣統的遜位詔書，就寫明了“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現代“中國”概念，正來自于清所塑造的中國觀。

塑造了現代中國的清朝，并不是一個歐洲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這一“矛盾”也體現在簽訂《尼布楚條約》的行為中。以條約方式確定邊界和規范人員往來，一般被認為是主權國家體系的專利。但《尼布楚條約》簽約雙方都不是所謂現代民族國家。汪暉認為，這“證明國界概念、主權概念（包括相互承認的主權）以及貿易準入問題均不是‘海洋時代’的特產，也不能被看作是民族/國家的排他性特征。”

從世界史角度看，《尼布楚條約》算是最早的現代條約之一，條約文本經由耶穌會士，很快就傳遞到了歐洲。這是否提示我們，清代中國不但沒有自外于“現代”條約體系，反而很早就是其中一份子？我們當然可以說，它只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例，并非中國已經“現代”了的標志（這里的“現代”是狹義的歐洲意義上的）。但主權條約制度能夠被納入清主導的“天下”制度，這不是正說明，所謂的“現代”和“非現代”之間，民族國家和傳統帝國之間，其實并不存在一條清晰的邊界么？

1727年，清俄雙方又簽署了《恰克圖界約》等一系列條約，確定了北部邊界、準許俄商在北京貿易，并開設恰克圖邊市。恰克圖及買賣城成為溝通歐亞的重要商業口岸。由全球貿易刺激下的自由貿易體制，亦引入清俄關系之中。而早在1684年，清朝便已開放海禁，允許私人在東南沿海從事對外貿易。這些對外制度安排不同于傳統的朝貢，令宗藩制度主導下的“天下”，展現了更為多元和靈活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