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秉堅導演是典型的如假包換的第五代。但是在第五代崛起的時候他并沒有獲得機會，他就好像是一位古代的大俠被催眠了，醒過來的時候，已經穿越了。但是他的理想還在、抱負還在，他要在這個時代生存下去，他不得不按照這個時代的時空來進行調整。”這是上海電影評論學會會長、導演朱楓在今年8月25日上海影協與評論學會共同主辦的“海上電影沙龍”上針對張秉堅電影《東北偏北》的發言。

當時電影預計于9月2日上映，旅美歸來的導演張秉堅也躊躇滿志準備將他十年之后的第二部電影長片推向公眾面前。

而就在同一天，張秉堅接到一個電話，被告知電影被人舉報，必須做出整改。

于是就在上映的前五天，在發布了一系列預告片、主題曲，幾輪小范圍點映陸續流出好口碑進入“宣發高潮”時，《東北偏北》發出公告，“因技術原因”改期。當時劇組普遍籠罩在悲觀的情緒里，86歲的女主角李濱更放出了“用剩下生命的每一天等待點映上映”的豪言。

幸而等待不算久，《東北偏北》將于12月11日在全國公映。就影片類型來說，黑色幽默的喜劇，放在賀歲檔，其實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跨文化看歷史的距離感

《東北偏北》講述了“文革”結束后東北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流氓性侵案件，縣公安隊長李占山在抓捕流氓的過程中和被下放到林區的豬倌老教授之間的故事。

電影拍完后，張秉堅反思，“如果不是從美國回來，而是一直在國內創作，可能就不會選擇這樣的題材。”的確，無論是“文革”，還是“公安”，這樣的故事先天自帶不少“雷區”，何況還有一個和影片部分內容相似度很高的真實案件。當然，這個曾經轟動一時的真實案件如今已經不再被片方主動提及。

《法制晚報》2011年6月曾刊文《京城十案之四——十八里店“飛毛腿”》，詳實講述上世紀七十年代震驚一時的北京雙橋老流氓案，文中所述老流氓單槍匹馬十年犯案380余起，其間公安與罪犯之間斗智斗勇的細節也與影片中不少橋段相合。

沉重的犯罪題材，張秉堅的處理卻是輕松明快的。整部電影里處處都是“陽光燦爛的日子”，明艷的色彩，喜劇化的臺詞和表演，輕松調侃的態度，讓一起驚天大案一點不沉重。

這是導演有意為之的處理，“我自己出去之后，回頭看這段親身經歷過的歷史，從跨文化的角度看，產生了距離感，我也想讓大家輕松點看待這段歷史。”

事實上，影片在創作之初，導演就曾考慮過尺度問題。“貓抓老鼠的游戲，一定是老鼠比較有看頭，但是我們有不成文的規定，罪犯不能當主角，一定要從公安的正面形象入手，這個讓劇本在先天上就損失了最佳的表現方式。”

原本案件的發生地在北京，張秉堅改成了東北，“轉換了背景，為了便于警察的塑造，警察是張白紙，‘文革’結束后一片空白的狀態便于涂抹各種各樣的色彩。”張秉堅心里看這個題材是“陰暗”的，“可是我們找到了東北陽光燦爛的地方，表現陽光下的罪惡，純凈的環境其實恰似中國‘文革’結束以后，（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就是一個文藝復興，萬物復蘇的狀態。人的欲望包括性開始有了一種宣泄和表達的機會，這個我特別有體會的。”

學美術出身的張秉堅有信心把畫面拍到“最美”，同時他又說，“做藝術家的時候我是特別拒絕、特別反美學的，但是這個電影是特別需要這樣子的。喜劇的處理我也是反著做的，我可以把這個故事拍得非常的陰暗，甚至是血腥，但是我想用一種新的嘗試來表現這么一種黑暗，表現這么一種禁錮。”

結尾處，導演采用了一種開放式的表現手法來“模糊”整個事件——最后黑屏伴著畫外音導演一句“大家吃飯吧”。對張秉堅來說，是一種“中國式模糊學”，“吃飯代表了中國人的哲學，只要一吃飯，什么事都解決了。一說吃飯，天大的事，青紅皂白都沒了，和稀泥了。”這樣的解釋，是一種狡黠，也是一種無奈。

親身經歷過“文革”，張秉堅說自己其實內心“特別陰暗”。在點映場的映后見面會上，他說起自己曾經想給電影一個更陰霾的結局，“罪犯就在河邊當著警察的面用鐮刀自宮了，血從大腿根下來。這是不是就牛X了，就電影節口味了。”這個結尾張秉堅在許多場合都說起過，想來還是有幾分得意，“我們壓根就沒有想做電影節電影，包括受害人如果死了，我的結尾就第六代了。我就想調侃一下。”

不過老一輩的人還是從這“調侃”中看出了親切感。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對張秉堅的采訪約在一場提前的點映結束后，幾個上了年紀的老觀眾看完電影情緒激動，在影院門口抓著張秉堅的手說“在電影里看到很多東西”，還有人非要加張秉堅的微信后續交流。

張秉堅想要間離的效果在真正經歷過的人那里顯然也沒有成功，當然這并不是一種諷刺。

最后的結果，畫面上幾乎沒有改動，原先戲謔不羈的聲音和音效有了些修改，革命廣播和革命歌曲的背景聲都去掉了，換上了《藍色多瑙河》，片頭“發生在‘文革’后第二個春天”的字幕改成了“發生在特殊年代的特殊故事”。

有時間修改電影，但是沒時間把花掉的錢給找回來了。原本小成本影片700萬元制作、400萬元宣發，宣發經費早在上一輪臨近上映前用掉了70%，當時張秉堅動用了一切資源，比如以當代藝術家的身份給豆瓣做了個項目，10萬元的報酬不拿，換了3天豆瓣首頁的廣告，也通過多方洽談與萬達、橙天嘉禾等院線爭取到10%左右的首日排片，然而這些努力都打了水漂。“我本來就不是圈里人，現在真的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張秉堅說。

“第五代80后”：進院線不談商業

張秉堅總是希望突出電影的商業性，可是這部電影之于商業有一個“硬傷”——缺明星。事實上原本片中警察“李腳印”這個角色是為葛優量身定制的。葛優曾是十年前張秉堅首部長片處女作《窒息》的男主角。甚至影片籌備之初，葛優不僅答應出演，還差點成了投資人，不過最后錢和檔期都歸了《一步之遙》。

所以張秉堅和電影圈是早有淵源的。他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著名的78級，和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等導演是同輩人，那一級不管讀的什么系，許多人都成了第五代的中堅力量。

畢業后張秉堅分配到上影廠，不過那個時候他看不上電影，醉心畫畫，不與劇組人交流，悶聲把自己畫成了當年最年輕的全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又過幾年，張秉堅就赴美學習當代藝術去了。

去美國讀研究生的時候，導師問他，原來在讀電影學院又在電影廠工作，為什么不報學校的電影系，張秉堅說，因為電影不是個人的。

“我剛開始看不上電影。《女籃五號》的主演劉瓊當年在上影廠的時候跟我說，小張，你們畫畫的好，音樂、美術、文學，最古典的這些，從人類有文明開始就有了，人記錄自己的歷史就靠這些。電影是大眾藝術，葛優也跟我說，電影就是大眾電影。所以我的電影觀從那個時候就被樹立了，面向大多數人，和藝術不一樣。我做電影和當代藝術的態度是不一樣的，電影是要妥協的，當代藝術是非常堅決的，甚至刻意去保持邊緣化和先鋒性。電影不是，電影太邊緣或太先鋒，要么得藝術大獎，要么就死路一條。”

張秉堅的當代藝術作品同樣是諷刺與批判的。他代表性的貪官“名人堂”系列，借用了美國名人堂The Hall of Fame的概念，把近年來國內公開報道的貪官都畫成肖像，貼了整整一面墻，用色都是人民幣懷舊色，十分貼切。那個系列，張秉堅畫了超過500幅。

而張秉堅一早樹立了電影是“大眾文化”的觀念，面對記者的采訪他甚至提出，“談商業不談藝術”的要求。張秉堅說自己拒絕藝術，也拒絕精英標簽，這并非是要將其與大眾對立起來，而是因為“一部電影是分階段的，一旦決定進院線，就不去端架子談藝術。電影做完以后，藝術的部分是不用導演去說的，我的電影美學、電影語言，靠嘴說的都是扯淡。一個電影的藝術，影迷自己會看。商業的價值，導演應該去不厭其煩地說，什么地方好看。”

不談藝術，然而《東北偏北》在藝術上的考究顯而易見，從影像風格的呈現上來說，注重電影美學符號的表現、關注“文革”等大時代背景與個人命運的關系，也的確與第五代橫空出世時的集體審美頗有相似性。有評論將其歸結為“第五代”，他也并不避諱，“從年份上，我跟他們就是一個時代的，可以說我是第五代的‘漏網之魚’。”

“第五代你還能看見有人自己掏錢拍紀錄片嗎？沒有了吧。”對于自己的“后第五代”身份，張秉堅自嘲自己是不合時宜的“第五代的80后”。“好多人第五代翻篇了，現在一看，這還有一只‘漏網之魚’沒翻過去呢，這不也挺好？我永遠也拍不出第五代高峰的作品，他們那些高山，我爬不上去，我就在山底下給他們掃掃落葉，跟大家說曾經這里有一方牛X的景觀，運氣好了收收門票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