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什么時候開始中國人覺得公開哺乳是一個尷尬了？

上周的網絡輿論，被一張照片引爆。

一位母親在北京地鐵上哺乳的照片被網友拍照并上傳微博，11月28日被@北京往事網站 官方微博轉載，并配有標題“公共場所注意舉止 不要裸露性器官”，其中還寫到“這里是北京的地鐵之上，不是你們村的公交車。”

這樣一條用詞色彩極其鮮明的微博發布數小時后，就引來十幾萬條跟帖熱議。29日凌晨，該賬號刪除了帖子并向公眾道歉。12月3日，哺乳母親的丈夫方先生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已與律師取得聯系，將以涉嫌侵犯隱私權和名譽權為由，起訴新浪、拍照者和北京往事網站，通過司法程序維權。

事實上，母親們為了爭取在公共場所哺乳的權利，國內國外都爆發過很多行動。在美國，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不少婦女還因在公共場合哺乳而被逮捕，被驅逐出公園、博物館、購物中心。直到1993年和1994年，佛羅里達州和紐約州政府才允許女人公開哺乳。

迄今為止，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歐美國家，菲律賓、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或地區都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支持當眾哺乳。

在公共場所哺乳這一爭議話題中，最當仍不讓的意見領袖就是女權主義者們。

知名女權主義者、“女聲網”主編呂頻發微博表示，要覺察為什么“公開哺乳”倒退成了一種需要辯論的權利，從什么時候開始中國人覺得這是一個尷尬了？關鍵應該在于所謂“文明”的學習和樹立，這種“文明”是反性和性別化的。另外當被擁擠的城市空間壓縮到一起，“禮貌地不注視”十分必須，但很抱歉大家還不掌握這一可悲的準則，就是要盯著別人看。

她還認為，公開哺乳權和裸露權不是一回事。公開哺乳權不是特權，為這事不需要給母親什么超額優待。如果它是“特權”，那人權就是由各種“特權”（特殊人權）組成的，即人權的普遍性通過其特殊性體現，否則其聲稱的普遍性就要為女權主義所質疑。

另一位女權主義代表人物李思磐也在微博發聲：作為一頭曾經裹在披肩里的奶牛， 她認為政府企事業單位應該把哺乳室當作基本公共設施來建設。但是她強調，“哺乳室不能成為把哺乳媽媽與公共空間隔離的‘圈養’設施；她們可以選擇使用配備齊全的哺乳室，也理應有權力在任何可以逗留的空間公然哺乳。既然你們這么講體面，帶個眼罩比帶披肩輕松多了你倒是帶啊。”

時事評論者麥嘈在南方都市報的文章中指出，只要不把女人當作玩物或性對象，那么當眾哺乳就很正當。這不是因為母職是一種美德、母愛值得稱頌，而是女性有權利這么做。總不能一面鼓勵母乳喂養，一面卻對母親的付出視而不見，關禁閉似的把她們趕到某個角落，厭乳以至厭女。“哺乳無關文明與不文明，你若是淫者見淫，就算奶瓶和奶嘴恐怕也會引發聯想。”

人民日報也加入了討論的隊列，一連發文兩篇，著眼于建設性的意見。在《公共場所應有“母愛空間”》一文中，作者認為上綱上線的指責無助于問題的解決。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正在發起“母愛10平方”的活動，推動所有公共場所和辦公場所為哺乳期的媽媽提供整潔、安全、私密的空間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12月3日發表的《別讓孩子吃奶也尷尬》一文，則以公共場所的親子廁所和母嬰室為例，表示與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公共設施設計和設置的人性化、便利性顯然是落后的。“所以，公共場所到底能不能哺乳，板子不能打在爭論雙方的任何一方，恰恰是政府應當承擔起相應責任——先建起便民的公共設施，同時提升公眾的公共意識，唯如此，許多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尷尬和矛盾才能化解。”

也有理性反對女人在公開場合隨時隨地拽出乳房的聲音，但并非出于歧視哺乳這件事。

作家、情感分析師@晚睡姐姐 撰寫長微博發表了此類觀點。她舉例早年農村的姑娘結婚早，很多十八九歲就有孩子了，在當地的觀念里，有了孩子的女人就不是姑娘，是婦人，是媳婦，什么都不值錢了，包括乳房。“沒結婚的是金奶子，結婚的是銀奶子，生過小孩的就是狗奶子”，狗奶子最低賤，隨便看，無遮無擋。

而她認為，一個母親，首先是一個女人，其次才是母親。這是永遠不能顛倒和忽視的事情。不能因為孩子的到來，就忽視自己女性的身份和價值。

“沒錯，喂奶是做媽媽的剛需，不能不喂，但完全可以采取適當的喂養方式，包括在私下，包括在公開場合，都應該有一種盡可能不讓母親放棄羞恥心，又能喂飽孩子的做法。有時候，就是個背過身去，找個角落就能辦到的事情，為什么有的人都不選？因為她們在母親的名頭之下，迷失了自己。”

她更多希望女性不要因為做了母親，就忘掉了自己作為女性的身份。母親也可以有羞恥心，也可以有不希望被人看隱私部位的權利，這和社會都要尊重母乳、尊重公開喂奶的行為，并不是一回事。

“中國的大媽們全世界聞名，搶座位、插隊的時候叫你恨，勇追小偷、智斗人販子的時候，你又覺得她們可愛。她們如此復雜多變，只因她們在生活的責難中和打磨中，逐漸變得市儈、庸俗、潑辣，她們驍勇善戰，無堅不摧的背后，是女性特質和柔情的大量損失。”

作者總結道：作為一個女人，永遠都該活得矜貴，可以潑辣，但不能粗俗，即使成了一個母親。

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終結了嗎？

上周國內思想界被牛津大學人類學院項飆的一篇文章刷屏：《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

這篇發表于《文化縱橫》雜志的文章，包含對學界歷史的鉤沉、對代際和圈子的標簽化討論等話題性元素，引發諸多關注。

作者開篇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為例，認為2015年也許象征著中國社會科學的“知青時代”的終結。因為在2015年前后，出生于1960年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不完整不連貫、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學者全面退出領導崗位，大部分人停止教學工作。同時，接受了完整的正規教育、幾乎沒有學院之外的生命經歷的“70后”成為學界的主流。有知青背景的學者在1978年以后中國社會科學的建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他們既是領導者、也是生力軍。因此構成了一個“知青時代”。

項飆強調，知青時代的終結，決不是指這些學者的學術生涯的結束或者是影響的削弱，而是指那個以他們為領導的、具有獨特風格和氣質的學術實踐方式的終結。

他這樣概括知青時代與后知青時代的學術風格：知青時代的學術實踐，是在有限的物質條件下，以非正式圈子為重要組織方式，帶有強烈使命感的開拓性、發散式的探索。2000年以后的學術活動，是在正式機構中正式立項，以爭取資金、爭取認可（體現為學校排名、領導人贊揚、學者個人的職稱知名度等）為主要目的的職業化操作。知青時代創造出半民間的研究空間，但和國家部門保持有效溝通，通過揭示新問題、形成公開討論甚至社會思潮“倒逼”政府改革。后知青時代，研究操作是高度專業化的，但學術又是作為行政管治的對象而存在的；民間半民間的專業知識生產不復存在，學者和政府之間的合作是以強化政府管治效果為主要目的、以封閉的“智庫”咨詢、命題作文為主要方式的，對政府的思路罕有震撼性的影響。

作者認為，在自我意識上，知青學者往往有很強的“共和國情結”，天然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革命之子，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提出的問題，是像“中國下一步怎么走”的問題。最關鍵的是，很多活躍的知青學者，特別是帶頭者，是干部子弟。否則他們根本不可能在文革期間接觸到所謂的“灰皮書”、“黃皮書”。

經驗研究，是知青學者在1990年代全力推進的對象。但項飚發現以下幾個問題值得追問。首先，如果提倡經驗研究是因為教條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無法解釋現實，為什么它沒有在1980年代出現？其次，知青學者們為什么沒有把自己的獨特經驗轉化為理論資源？以及，為什么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特殊經歷尚未刺激出一系列新的思想？

他的解釋是，在1990年代，由于經驗研究的首要任務是反對教條、反對空泛議論，當時對經驗的理解，近乎經濟學甚至是自然科學里說的事實和數據。強調客觀性、可重復性。同時，知青時代追求宏觀的統一化敘述。不僅要為解釋中國提供一個全面的框架，而且希望這個敘述是被廣泛接受的，即不代表特定立場的。這樣，經驗的個體性、主觀性、分裂和沖突的特征，往往被當作“噪音”而被屏蔽。

最后，作者展望在后知青的時代，“70后”、“80后”等城市中產出身的年輕研究者，對日常經驗可能有了更多的敏感，對那種做大判斷、提大方案的研究方式可能有更多的質疑。受過高等教育的公務員也是一個巨大的讀者群，希望讀到有啟發的經驗描繪而不是理論陳述。媒體權威性、公信力的下降，社會媒介的崛起，為展示豐富生動的經驗提供了空間，也為探索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以及其他文藝形式相結合提供了新的可能。

項飚認為，比起知青時代，“也許在今后我們更可以從容地從（自己的）經驗中來（提出問題），到（別人的）經驗中去，再回到（自己的）經驗中來。重要的是，后知青的學者，要明白自己不可能真正‘獨立’，不可能代表‘時代’，要想清楚自己是誰，自己的問題是什么的問題，為誰研究，為誰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