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將“法治”這一標簽貼在雅典人身上？

【英】愛德華·M.哈里斯

2021-08-16 17:14

法治是雅典式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公元前322年，在為歿于拉米亞（Lamia）的雅典將士舉行葬禮時，希波雷德斯（Epitaphios）高呼：“為了人民的康樂，必須以法律之名而非某個人的威脅進行治理。自由人絕不能僅僅因為一鱗半爪的有罪證據而受到控告的威脅；我們公民的安全絕不能系于那些只知一味逢迎主人、中傷公民的人身上，而應建立在對法律的信任基礎上?！保◣扃曜g）在另一場葬禮演說中（這一演說可能未發表），呂西亞斯（Lysias）高度頌揚了雅典人的祖先，因為“他們認為，野生動物的典型特征是通過暴力手段在彼此間形成權力-服從關系，但人應通過法律界定彼此的權利，運用理性方式相互說服，并通過服從法治這一原則，在理性的指導下，實現上述兩個目標”。修昔底德認為，伯利克里（Pericles）在公元前430年的葬禮演說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在公共生活中，我們不得違反法律，因為我們隨時準備服從執政的那些人及其法律，尤其是那些為扶助蒙冤者而制定的法律。”在雅典青年每年宣誓時使用的“埃菲比誓言”中，每個即將成年者都承諾遵守既定的法律，服從發布審慎命令的行政官員的領導，以及這些官員未來審慎制定的任何法律。在古希臘悲劇中，我們也能依稀發現法治的影子。當克瑞翁（Creon）率軍隊入侵雅典領土并企圖抓獲俄狄浦斯（Oedipus）時，提修斯（Theseus）保護那些向其尋求庇護者，且提醒克瑞翁，他來到了一個踐行正義的城邦，如果不依法辦事，就什么都不能做。

傳說中的希臘武士正在雅典娜的監視下用石子投票表決

雅典人發現，法治與“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思想并不矛盾。實際上，他們甚至認為，這兩種理念并行不悖。埃斯基涅斯斷言，只要雅典人仍遵守法律，民主制度就依然安全。同一演說家還說道，當法庭容許自己被無關的指控分心時，法律就會被忽視，民主制度也會隨之受到破壞。在《訴提摩克拉底》（Against Timocrates）這一演說中，德摩斯梯尼甚至宣稱，雅典城邦的力量源于公民對法律的服從：

盡管您應該對那些可恥而邪惡的法律的制造者感到憤怒，但您更應對那些破壞法律者感到憤怒，無論這些法律是使我們的城邦變得虛弱，還是變得強大。并且，無論這些法律是什么，它們都是懲罰不法者、給踐行正義者帶來榮耀的東西。如果每個人都渴望做對社會有益之事，雄心勃勃地期待因此而獲得榮耀與獎賞；并且，如果所有人都出于對可能施加于自身的損害和刑罰的恐懼而避免犯罪，那么，什么能阻礙我們的城邦變得更好？難道雅典沒有比任何希臘城邦更多的三列槳戰艦、更多的重裝步兵、更多的騎兵、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財產、更多的港口嗎？什么能保護和維持所有這些東西？法律。當城邦服從法律時，所有這些資源都會為共同的利益服務。

伊索克拉底曾自信滿滿地說，雅典的法律不僅為他們自己的城邦服務，而且為全人類帶來了眾多益處。

但雅典人對“法治”的理解是否與我們今天的理解一模一樣？或者說，我們能否將“法治”這一標簽貼在雅典人身上？我們能否將一種現代理念穿越時空地強加到古代的東西之上？要回答這一問題，唯一的方法是確定現代學者所說的法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并探尋民主制度下的雅典法律體系是否意圖實現這些特征。盡管法律理論家和政治學家在法治的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論述法治的現代觀點大多具有“法治”的某些基本特征。我們可以將那些試圖定義“法治”這一術語的現代嘗試區分為“弱的定義”（thin definitions）和“強的定義”（thick definitions）?！叭醯亩x”將“法治”的含義限定為：要求人們在司法和行政活動中，在適用已確定的規則時，保持前后一致；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官員問責制。“強的定義”要求更多，包括要求承認基本人權，等等。如今，大多數學者都采納“強的定義”，盡管他們對哪一種人權應包含在這一定義中尚有不同的看法。

大多數學者都贊成的“法治”的首要特征是：法律應平等地適用于所有人。在有關法治基本原則的清單中，賓漢將這一原則納了進來。他說：“除非我們能證明，由于（人與人之間）在客觀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區別對待是正當的；否則，大地上的法律應平等地適用于所有人?！卑凑沾餮―icey）的觀點，“法治”原則要求：“沒有人能凌駕于法律之上，無論人們的社會、經濟或政治地位如何，他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边@一原則被吸納進了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條款中（即，在權利方面，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毫無疑問，雅典人相信這一原則，并在其法律中貫徹了這一原則。根據德摩斯梯尼的說法，雅典人是通過法律而享有平等權的。公元前403年頒布的法律明確地規定了這一原則：“除非同樣的法律適用于所有雅典人，否則不允許將該法律適用于某個人?！北M管在公元前403年之前，這一原則沒有被人們明確地表達出來，但它隱含在雅典的法律中。作為雅典最古老的幾部法律之一，調整殺人罪的《德拉古法》（Draco Law ）是以“如果任何人……”這樣的表述開頭的，并且，它沒有在不同階層的人之間做出區分。

一部可追溯到公元前485年或前484年的法律同樣包含了幾條以“如果任何人……”這一短語開頭的條款。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還出現了許多其他的例子，可以作為公元前4世紀出現的眾多例子的補充。這一原則不僅隱含在雅典的法律中，而且為當時的文學作品和演說辭所認可。公元前5世紀早期的一首著名飲酒歌，記載了哈莫迪斯（Harmodius）與亞里士多蓋頓（Aristogeiton）殺死暴君的故事，人們謳歌他們的義舉，稱頌其使雅典人在法律面前保持了平等。在《葬禮演說》中，伯利克里夸耀：“依據雅典的法律，在與個人有關的爭端中，所有人均享有平等權。”在歐里庇得斯（Euripdes）《乞援的婦女》（Suppliant Women）中，雅典的統治者提修斯告訴來自底比斯的使者：“一旦法律被制定了出來，無論是無權者，還是富人，都享有平等的正義，處于正義一方、地位較低的人將戰勝有權有勢者?！?/p>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顯是一種雅典式理想，它不僅及于所有雅典公民，而且還延伸到了所有外邦人與外國人。在現實生活中，外邦人和外國人可能一直處在不利地位上，但在理論上，他們享有同等受法院保護的機會。

法治的第二個關鍵特征是：所有官員都是可問責的。古典時期的雅典確實如此：所有雅典官員必須無一例外地提交賬目，其行為必須經得起司法審查。每個官員都需要將賬目提交給被稱作公共會計師（logistai）的官員，由其核查賬目，接受是否貪污、賄賂的審查。任何人都可以向那些被稱為審計官（euthynoi）的官員檢舉、揭發。米爾提阿德（Miltiades）在馬拉松戰役開始前和戰后的短暫時間里曾兩次受到審判，并在第二次審判時，被處以高額罰金。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伯利克里雖擁有很大的權力和影響，但仍被罷免，且被判處了罰金。在接下來的一些年里，更多的將軍和政治家受到了審判。在公元前4世紀時，將軍和政治家被起訴、定罪的比例非常驚人。早在古風時代（the Archaic Period），雅典人及其他希臘人就認識到，所有行政官員都應當可歸責。早在公元前6世紀和前5世紀，希臘城邦的許多法律都包含了對那些不履行法律職責的官員進行處罰的內容。

法治的第三個基本特征是法律應當易于為所有人獲取與理解。正如賓漢所言，“法律必須易于獲取，且應盡可能地易于理解、清晰和可預測”。這包括幾方面內容，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所有法規都應易于閱讀和理解，且易于獲得。古代的雅典人當然擁護這一原則。德摩斯梯尼在《訴提摩克拉底》這一演說中說道，立法程序的目的是確?！跋嗷_突的法律被廢止，以便在每個主題上都只有一部法律。這可以免于使那些不擔任官職者產生困惑。與那些熟悉法律的人相比，后者明顯處在不利地位。這一做法的目的是使法律條文對所有閱讀者來說都具有相同的含義，且簡單明了”。為使法律文本易于獲取與理解，雅典人付出了諸多努力。德拉古和梭倫（Solon）的法律都寫在轉板（axones）與三角板（kyrbeis）上，它們可能由木頭制成。直到公元前5世紀晚期，上述法律仍位居雅典人協商解決問題之要津。與特定領域有關的法律放置在管轄該領域的行政官員辦公室旁邊。即使這些官員分散在不同的辦公室，人們也不難發現這些法律。在公元前4世紀，所有法律的副本都保存在自然女神廟（Metroon），任何人都可以隨時查閱它們。在公元前403年之后，人們制定了新的立法程序，其中的一項要求是：所有提議制定新法律的提案副本必須陳列在阿哥拉（廣場）的名年英雄（the Eponymous Heroes）紀念碑前。一旦頒布，許多法律都會以公開的形式展示出來。在雅典的法律與法令中，經常包含一些有關如何公布法律的規定，比如，指示官員們將其刻在大的石柱上，放在每個人都能看見的顯眼位置。例如，《尼高芬法》（The Law of Nicophon，公元前375年或前374年頒布）命令人們，將其刻在石柱上，其副本放在阿哥拉（廣場）與比雷埃夫斯（Piraeus）銀行業者的桌子中間，以及波塞冬石柱的前面。另一部法律指示公民大會的秘書將其銘刻在石柱上，安放在雅典市中心的自然女神廟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些石柱只是象征性的紀念碑，僅僅是為了紀念某一法律的頒布，而非供人們閱讀，以便人們知曉其內容。由留存下來的幾段法庭演說殘篇可以看出，訴訟當事人在準備應訴時，經常援引這些法律。

名年英雄紀念碑

我們在考察司法誓言時會發現，雅典人試圖確?！皣姨峁┑膶徟谐绦蚴枪摹?。為此，原告不僅需要將起訴書提交給被告，而且需要將準備提交法庭的所有證據都轉給被告。法官需宣誓不受個人仇恨的影響，對訴訟當事人保持善意。原告和被告都將獲得相等的發言時間。法庭由隨機選出的法官組成，以確保公正。實際上，在一個臭名昭著的案件中，被告沒有獲得足夠的時間去應對針對他的指控，導致了雅典歷史上最嚴重的司法不公，雅典人不久就后悔犯了這樣一個錯誤。雅典的法律制度存在某些不足，這些不足主要表現為：那些旨在確保審判公正的措施帶來了不可預見的后果。

現代法治觀念的另一個原則是：如果某行為沒有為法律所禁止，就不應受到懲罰。例如，《歐盟條約》第7條規定：“若按照國內法或國際法，某個行為在實施時不構成犯罪，則任何人不得因這樣的行為（包括作為或不作為）而被認定為犯罪。”1789年的《人權宣言》第7條規定：“除法律規定的情況外，任何人不得被指控、逮捕或拘留?！钡?條規定：“除非根據犯罪行為實施前已頒布且實施的或已合法適用的法律，否則任何人都不應受到處罰。”“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為雅典的法律所承認。

實際上，雅典的許多法律都載有這樣一個條款，它指明，該法律只在“將來”（to loipon）或在某個日期之后才生效。在雅典的法律中，還有這樣一項規定：官員們不得使用不成文的法律。這意味著，對于法無明文規定的不當行為，官員們不得隨意處罰。所謂“法無明文規定”，是指（公元前5世紀時的）議事會、公民大會或立法專門小組（nomothetai）通過的法律中未包含（該行為），或（該行為）未記錄在公開文件中。除非某人能明確地指出他人違反了雅典人民頒布的特定法律，否則不能控告他人。毫無疑問，雅典人試圖貫徹今人所理解的法治基本精神。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夸大古代與現代法治觀念之間的相似性。現代法治觀念通常建立在普遍人權基礎上，可適用于所有種族與所有社會階層，并同等地適用于男性和女性。對雅典人而言，法治主要是為雅典公民提供保障。例如，“反對僅針對某個個人而制定法律”這一規則要求：法律的頒布是為保障全體雅典人的利益。

雅典的法律還保護婦女的權利。例如，禁止重傷他人（hybris）的法律明確將婦女納入其規定之中。一位演說家曾回憶起這樣一個案子：一男子因實施了針對某一婦女的犯罪而被法院判處死刑。但總的來說，在雅典，婦女是無法到法庭提起訴訟或啟動訴訟程序的，她們需要由丈夫或男性親屬代表其提起訴訟。若某位丈夫休妻，且拒絕歸還妻子的嫁妝，或不愿意支付妻子的生活費，只有該女子的男性親屬才可提起訴訟。雅典的法律還嚴厲懲處那些試圖奴役他人者，從而保障雅典公民和外邦人的自由，但這些保護措施并不能擴展到戰俘身上。在希臘人中間，普遍流行這樣的規則：基于征服權，戰斗中被俘虜之人歸勝利者所有。

雅典的法治觀念與現代法治觀念之間存在明顯差異的另一個領域是酷刑的使用。幾個世紀以來，世界上很多國家開始廢除“以酷刑獲取證據或作為懲罰”的做法。法國于1789年廢除酷刑；同年，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取締了包括酷刑在內的“殘忍和不人道的懲罰手段”。根據《歐洲公約》第3條的規定，“任何人不得遭受酷刑，或受到非人的、有辱人格的對待或處罰”。在所有這些情況下，保護人們免受酷刑的措施不僅適用于公民，而且適用于所有人；但相比之下，在民主的雅典，只有公民才可以受到免于酷刑的保護，奴隸和外國人仍可能受到酷刑的懲罰。

一些學者聲稱，雅典人對法律持一種“修辭性”態度，因為雅典的法官是借助訴訟當事人來理解法律的，后者可能會用差異巨大的方式解釋法律。這一觀點遭到了一些異議，首先，（雅典的）法律和法令是在所有公民都參加的公民大會上通過的。如前所述，新通過的法律副本放置在名年英雄雕像前，供所有人閱讀。一些訴訟當事人告訴法官，他們最了解法律，因為法律是由他們制定的。其次，即使訴訟當事人可以引用或解釋法律，但在法庭上，通常都是由書記員而非訴訟當事人宣讀法律和法令文本。法官從書記員那里聽到的是真實的法律文本，而非其解釋。再次，（古雅典的）法官不像現代陪審員那樣，一生只審理一兩個案子。每一年，雅典都會選出6000名法官，任期12個月。在此期間，他們將審理數十個案子。與只能任職1年的雅典其他機構不同，雅典的法律并未禁止某個人連續多年擔任法官?？梢钥隙ǎ敃r并沒有對法官進行正式培訓，因此，連續在法庭任職，將為他們提供有用的法律知識。這意味著，普通法官并不依靠訴訟當事人來了解法律。最后，如果當事人對法律的含義存在相當多的異議，他們會希望對法律的含義進行廣泛的討論。但現存的演說辭所載的大多數案件主要涉及一些事實問題，這表明，在大多數案件中，原告和被告都暗含著贊同據以起訴的法律之含義。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雅典人對法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修辭性的”，并與現代的法治觀念存在根本性差異。

本文節選自《民主雅典的法治實踐》一書的引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