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訪談者 生活周刊 收錄于話題#上海訪談38#龔學敏1

龔學敏

1965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溝縣城。現任《星星》詩刊主編，四川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曾做過中學數學教師、警察、公務員、報社總編。2009年5月調入《星星》詩刊工作至今。1987年開始發表詩作。1995年春天，沿中央紅軍長征路線從江西瑞金到陜西延安進行實地考察并創作出版長詩《長征》。已出版詩集《九寨藍》《紫禁城》《鋼的城》《紙葵》《四川在上》《瀕臨》等，以及李商隱詩歌譯注《像李商隱一樣寫詩》。

如果僅僅憑著龔學敏的“敏”字，你就以為是一個女性化的名字，這絕對是一種誤讀。其實這個名字大有來頭，是他爺爺取自《論語》中的“敏而好學”。龔學敏出生在九寨溝縣城，他四五歲的時候就去過景區，在他心里九寨溝是一個完整的童話世界，令他遺憾的是，游人太匆忙，內心太著急，感受不到這點。龔學敏當過數學老師、警察和報社總編，但是他的感覺是漂著的，是毫無歸宿感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會通向哪里，自己會成為什么樣的人，直到調到了《星星》詩刊才慢慢知道了自己的目標。《星星》詩刊是中國創刊最早的詩歌刊物之一，幾代詩人都是從這里出發的，它見證了詩人們的青春，見證了詩人們的理想，見證了生命中一去永不回的美好時光。龔學敏說，他們最在乎的，還是對年輕人的培養，不僅看重他們的素質，看重他們身上正在體現的變化，更看重他們身上肩負的中國詩歌的未來。

本期焦點人物 龔學敏

青年報記者 陳倉 李清川

1

《星星》見證了我們的青春，

見證了我們的理想，

見證了我們生命中

一去永不回的美好時光。

青年報：你作為一個詩人，有沒有想過要起一個筆名？在中國起名字是一門學問，其中有一種說法，男性取女性化的名字，女性取男性化的名字，都會帶來好運，你講講有關自己名字的故事吧。

龔學敏：應該算是沒有吧。年輕時當警察，局長安排寫新聞稿，在報紙上發表時用了個名：藍井。當時九寨溝還叫南坪縣，南坪的警察，這個是代號，算不得正經筆名。

我的名字是爺爺取的。爺爺解放前在老家念過兩年私塾，讀過看相的書。我一出生，爺爺就把我的命給算了，說我這個人一輩子也就讀書還可以，沒有大出息。現在想想，也是準的。家譜上，我這一輩是學字輩，便用《論語》中的“敏而好學”，給我取了這名。

青年報：你出生在四川九寨溝，這是一個著名的旅游景點，你用一個詩人兼地主的身份介紹一下這塊土地好嗎？

龔學敏：童話世界。這個詞早先是九寨溝對外宣傳用的，極好。后來，世界自然遺產的頭銜有了，提得就少了。現在很多景點都在打世界遺產的牌，從另外一個角度暴露出了一種文化的不自信，就跟文學界有些得獎的一樣。除了九寨溝畫面的童話感之外，當地的原住民萬物有靈的信仰，以及與自然的共生共存信念，正好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童話世界，這是九寨溝的靈魂。可惜現在的游人太匆忙，內心太著急，感受不到這點。

青年報：以這么好的山水為背景，你的青少年時代應該有很多故事，能和我們分享一下嗎？你的文學興趣和審美是這片土地培養起來的嗎？

龔學敏：我出生在九寨溝縣城，那時叫作南坪縣，是一個人口不到一萬的高原小鎮。老式的客車去省城成都要走三天的時間。后來因為九寨溝旅游的興起，才改縣名為九寨溝的。我第一次去現在的景區，是四五歲的時候，住在為砍伐原始森林修筑公路的指揮部工棚里。

每一個作家或者詩人或深或淺，想必都與一片土地有關。六七歲時，我隨著下放到鄉下勞動的奶奶，到一個叫作下雙河的小村寨的村小讀書。因為一家人是從縣城下放下來的，在別人眼里自然也就矮了幾分，沒有小伙伴便自然不過了。放學后，我一個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村寨的后山。各種樹木、花草、野果感覺比人還要親切。有段時間，我曾著迷地尋找形狀各異的小石頭，給它們起一些名字，有時會給它們安排一些從大人那里聽來的故事情節。這個是我能夠記得的最早與自然交流的情景，沒有其他人打擾，完全沉浸在自己虛構的世界中。這種場景，讓我會寫作文后，一直有一種寫童話的念頭，并且想寫本書，可惜沒能實現。

青年報：我查了一下，你在學校學的是數學，畢業后當過教師、警察、公務員、報社總編，為什么會有這么多跨界的經歷？

龔學敏：從我開始在中學教書，到公安局當警察，然后副股級、股級、副科級、科級、副處級、處級，一步也沒挪空過，這也是在基層打拼的人，必須的過程。是呀，這么多跨界的經歷，從某些方面來講對我來說是歷練，是好事。從另外的角度來看，也未必，雖然多了些角度來觀察這個社會，但是，在日益浮躁的社會中，也同時加劇了我自己的浮躁。有段時間，一個人像是在社會上漂著，毫無歸宿感，甚至不知道自己會通向哪里，自己會成為什么樣的人。直到我調到《星星》，才慢慢地知道了自己的目標，或者說，知道了自己應該實實在在干些什么樣的事。

青年報：這些經歷似乎都非常有利于一個小說家的發展，你有沒有嘗試過小說或者散文類的寫作呢？

龔學敏：記得還是在中學教書時寫過一個小說吧，后來再沒寫過。我知道我這個人情緒化很重，沒有客觀冷靜地擺布人的命運的能力。我這樣的人，寫不好小說。我正在寫一個系列，隨筆式的東西吧，它和大家眼中的散文應該不一樣，因為我想的就是要寫成和別人不一樣的。內容是寫小時候與吃有關的事，吃不是小事，它影響了我的世界觀。

青年報：你目前的第一個身份是詩刊的主編。你是哪一年進入《星星》詩刊的？你當時調入這里的過程是什么樣子的？

龔學敏：我是2009年5月進入《星星》詩刊的。之前，四川省作協黨組派工作組到我當時工作的阿壩州來考察，根據我的行政級別，說好是讓我去《星星》詩刊做主編。可是，等調到成都后，因為種種不是我的緣由，無法給我這一任命。有一段時間，我的關系雖調入《星星》，可沒有一個具體的工作崗位。當然，這種情況也不是當時的黨組愿意看到的，領導也想著給我在作協安排一個與我的級別相同的崗位。我考慮都沒考慮，便拒絕了。我說，不急，反正我就在《星星》退休了， 先做《星星》的副職都行。就這樣，我做了《星星》的常務副主編、執行主編，直到2015年底才任主編。

所以，我剛到《星星》詩刊的時候，是很多我認識的人不理解的。后來，理解的人慢慢多了，工作也就順了。

青年報：你到《星星》詩刊已經十多年過去了，編輯部變化的和不變的分別是什么？

龔學敏：編輯部的變化能夠看到的就是，人比過去多了，下班的時間比過去晚了。今天下午我走出辦公室時已經5點過了，所有的同事都還在伏案，包括一名實習生。我還說了聲，你們不下班嗎？并且，幾乎每天上班都是這樣，所以，我覺得《星星》是全中國上班時間最長的純文學期刊。不變的當然是《星星》這本新中國創刊最早的詩歌刊物一代代傳下來的精神，對詩歌的崇敬。對了，還有辦公的地方，紅星路二段85號。

青年報：紅星路二段85號，比較年長一點的詩人，隨口都能準確地念出這個地址。你幫我們描述一下這個詩歌的圣地吧。

龔學敏：的確，紅星路二段85號是中國詩歌的一個圣地。辦公室經常會來一些天南地北的詩人，到了三樓，會看見貼在墻上“朝著星星走”的指路標識。很多人說是到成都出差，或是旅游等等，專程來看一看。甚至在星期天，明知編輯部沒有人，也有來拍張照片，來打個卡的朋友。記得有一年，重慶詩人李元勝到編輯部來，拍了辦公條件的照片發在他的微信朋友圈，編輯們用的電腦還不是液晶顯示屏。我真還臉紅，后來下了個大決心，算是讓編輯們都用上了液晶顯示屏的電腦。現實的《星星》就是一個條件簡陋、擁擠的辦公場所。而詩歌中的《星星》，我和大家一樣，對它充滿了敬意。因為對年長一點的詩人而言，它見證了我們的青春，見證了我們的理想，見證了我們生命中一去永不回的美好時光。

2

我們必須要看重年輕人，

要看重他們身上的變化，

更要看重他們

肩負的中國詩歌的未來。

青年報：《星星》詩刊與《詩刊》同時于1957年1月創刊，成為新中國創刊最早的詩歌刊物，在詩壇上的影響力非常大。刊物好不好，時間長短不是決定因素，主編才是非常重要的。你和歷任的哪些主編有過交往？他們身上有哪些為人為文的故事至今影響著你和編輯們？

龔學敏：我和《星星》所有的主編都有過交往。包括現在在重癥監護室的95歲老主編白航老師，上個月和編輯部的同事一起去重慶看望的97歲的老編審石天河老師，還有2019年去世的流沙河老師。這三位《星星》的創始人，從《星星》一開始的“草木篇事件”就成為中國詩歌關注的一個熱點，他們的經歷，他們對詩歌的信仰，就成了《星星》寶貴的財富。還有后來的葉延濱、楊牧、梁平，以及常務副主編張新泉，副主編劉濱、李自國、靳曉靜等等，他們都用自己的光芒從不同的角度點亮著《星星》。在2017年1月《星星》創刊60年之際，我們在刊物的卷首發表了一篇文章，羅列了60年來《星星》所有的工作人員，包括參與過編輯工作的編外人員，其中有這么一段話：“這是一連串的‘時間雕像’，堪稱《星星》詩刊的明亮之光，特別是那些已經仙逝和先后離開《星星》詩刊崗位的人們，構成了《星星》詩刊獨特的詩歌乃至文學之路，并且經由他們鋪就和鑄就了一次次與時俱進、與眾多詩人同行的，中國詩歌的長道通衢、浪潮險峰。”

青年報：《星星》詩刊除了原創版以外，后來又創辦了理論版和散文詩版，這是出于什么考慮？如今的經營情況如何？

龔學敏：《星星》詩刊目前有《星星·詩歌原創》《星星·詩歌理論》《星星·散文詩》《星星·詩詞》，除《星星·詩詞》是季刊以外，其他均為每月定時出版發行。這個規模已使《星星》成為漢語詩歌建設門類最齊全的一個專業性刊物。這一點，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中具有標志性的意義。《星星·詩歌理論》創辦以來遇到的問題最多，歸根到底還是辦刊的方向問題沒有解決，或者沒明確造成的。這幾年來，我們理清了方向，明確了目的。理論版就是發揮我們在場的優勢，與學院式的理論拉開距離，回到新詩發展的現場，始終置身新詩發展的最前沿，發現問題，提出觀點。并且，在相對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樹立新詩的經典。思路清晰了，辦刊的效果也就好多了，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讀者的認可。從理論版的發展過程，我們也總結出了，不管辦什么刊物，必須要有自己的定位。這個定位不是與別人拼有沒有所謂的好稿子，拼能不能拉來所謂的名家的稿子，而是拼有沒有別人沒有的創意。不光是從寫作者而言，還是從受眾而言，還是它取得的成績而言，中國漢語的散文詩及其發展，都是不容忽略的。《星星·散文詩》從創辦伊始就明確了成為中國散文詩發展的標桿，引領中國散文詩發展的方向。從這幾年的效果來看，我們是做到了這一點。當然，理論版和散文詩版就影響力和發行量而言，都遠遠不如原創版。但是，就目前全國作協系統辦刊都由財政，或大部分由財政出辦刊經費的情況下，它們在經營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

青年報：我最初與《星星》詩刊發生聯系，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情，當時我還在秦嶺山中的一個小鎮。到了1994年，突然接連收到了《星星》的通知。開始是組詩《人物素描》要在當年第7期刊用；第二次是這組詩獲得了“每期一星”稱號，要我提供一張照片、簡歷和詩觀，將在第12期封三刊發；第三次是組詩《靜物寫意》獲得第三屆中國星星詩歌大賽獎，作品刊物發在第10期。那時候我二十多歲，這是我的詩歌處女作，簡直是轟動了整個商洛，也正式開啟了我的文學生涯。我內心一直都心存感激，我想向你打聽一下，當年的副主編劉濱老師和我的責任編輯鄢家發老師，他們現在一切都好吧？請代表我謝謝他們。

龔學敏：你一提你在《星星》發表作品的名稱和時間，我就有印象了，在《星星》上讀過你的作品，因為當時我是《星星》忠實的讀者。直到現在，和詩人們聊天時，我把處女作在《星星》發表的詩人都稱為天才。

感謝你還記得劉濱和鄢家發兩位老師，你提的這個問題差點讓我流淚，年齡越來越大，似乎越來越脆弱了。我是到《星星》工作后才認識劉濱老師的，當時已經退休的他正在幫省作協編輯《四川省作協志》，有時他會到編輯部和他的老同事問一些過去事，聊會兒天。現在他仍然在承擔作協離退休黨支部的有關工作，機關黨委開會，舉辦活動，時常會碰見他。他身體很好，完全看不出是1939年生的人。鄢家發老師與我接觸得多一些，每年都會在一起吃兩三次飯，偶爾還會小酌兩杯。大家都喊他鄢師，亦師亦友，宅心仁厚，是位值得尊重的老大哥。他是流沙河老師在編輯部最信任的人，沙河老師去世前，每年體檢，都要鄢師陪著去，可見一斑。鄢師退休后便不寫詩了，改作畫畫，山水畫自成一體，北京的《榮寶齋》給他出過專輯。這兩天，因成都的新冠疫情有所反彈，還專門給我發來微信，讓我注意安全。我想，劉濱和鄢家發兩位老師看到這段文字時，定會感動，這是因為詩歌的偉大，才會有這相互之間最溫暖的問候。

青年報：《星星》詩刊是一個改變命運的地方，是許多詩人走向詩壇的途徑。請問一下，你們現在還有哪些對年輕詩人的扶持措施？相對于著名詩人與成熟的詩人，你們更看重年輕詩人的什么素質？

龔學敏：我們有全國的大學生詩歌夏令營，有大學生詩歌年度獎，有中國年度青年詩人作品選，有星星青年散文詩人年度筆會，《星星·詩歌原創》最重要的欄目是《星青年》，和中國詩歌網合作推出的頭條詩人是青年詩人，每年三十場的星星詩刊詩歌進校園公益講座……因為這些，估計《星星》詩刊已經是中國所有文學刊物中對年輕人扶持措施最多，力度最大的刊物了。理由很簡單，就是《星星》復刊號上的那句經典：天上有三顆星，一顆是青春，一顆是愛情，一顆就是詩歌。你問為什么更看重年輕人？我一直認為，除了扶持年輕人是天經地義之外，那就是漢語新詩的高峰還未出現。那么，漢語詩歌高峰的出現要具備什么樣的條件？我個人認為一是繼承，二是融合。只有同時滿足這兩條的詩歌，才是這個時代的優秀詩歌。這樣的詩歌的根必須是漢語的。基于這個觀點，我們必須要看重年輕人，不僅是看重他們的素質，還要看重他們身上正在體現的這種變化，更要看重他們身上肩負的中國詩歌的未來。

青年報：任何一種文體，文學價值的體現，都是由作者、讀者和社會共同發現完成的。你編輯了這么多年的詩，自己又是一位詩人，你認為好詩有沒有不變的標準？

龔學敏：這一點毋庸置疑，肯定是有的。之所以我們的新詩現在會出現你提出的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我們自身所處的時代，與漢語詩歌本身的發展所面臨的困境造成的。隨著傳統農耕文明的結束，工業化以及城市化的迅猛來臨，對于還沒準備好，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沒來得及準備的我們來說，許多的事物需要命名，許多的秩序需要重建，包括審美，包括詩歌的標準。重建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人類之所以為人類而永恒的那些關于好詩的標準，并且，賦予它時代的鮮明特征。唯有這樣，文學和詩歌才會發展，時代才會進步。前年，延安的一位詩人和我們編輯部的同仁們談到當下的詩歌現狀時，他講，說現在的詩歌有標準是錯的，說現在的詩歌沒有標準也是錯的。用這句話來回答這個問題，最恰當不過了。

3

紙刊代表的一種文學追求、

美學追求，

或者是思想追求，

能夠存在下去。

青年報：詩歌與時代的關系，小說與時代的關系都非常密切，而詩歌求雅、求純、求浪漫，似乎要離時代遠一點。你覺得詩與時代之間有沒有一個結合點？

龔學敏：關于這點，我倒不這么認為。恰恰相反，詩歌與時代之間的關系一點都不比其它文體遠，甚至還會更近一些。詩歌求雅、求純、求浪漫。是的，沒錯，但是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詩歌更加求新、求變。這個求新、求變既是寫什么的問題，也是詩歌的表現形式本身也在不斷變化。我們現在置身的社會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既然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么必然會出現一些，甚至一大批的新的事物、新的觀念、新的審美傾向等等，而詩歌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給這些新的事物、新的觀念、新的審美傾向命名。這就要求真正的詩人們要始終站在時代發展的最前沿，用他們銳利、敏感、具有詩意的目光去審視嶄新的世界，去發現人類的感知與這個世界新出現的事物之間只有詩歌才能傳達的微妙關系，或者內在的勾連。事實是一些優秀的詩人，的確在這樣踐行。一切脫離時代的詩歌都是假詩，偽詩。只有真正關注時代的詩歌才會有生命力，所以，詩歌與時代之間不是有沒有一個結合點的問題，而是整個詩歌如果不具備時代性，它的存在就毫無現實意義與存在的價值。

青年報：因為詩歌短小，和新媒體的碎片化傳播比較接近。你覺得詩歌刊物有沒有受到新媒體的挑戰？如果說紙刊還有未來的話，繼續存在下去的優勢是什么？

龔學敏：是的，新媒體對詩歌傳播的影響可謂很大。詩歌刊物，包括所有純文學刊物，所有的紙刊不僅是面臨挑戰的問題，事實是，已經戰敗。我個人認為紙刊本身是沒有未來的。所謂的紙刊繼續存在下去，應該是指紙刊代表的一種文學追求、美學追求，或者是思想追求能夠存在下去。這需要一些有理想的從業者來完成。紙刊存活下去的唯一優勢是它代表著一種評價體系，只有那些有自己美學追求的紙刊，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存活。而不是紙刊印出來就算活了下來。只要詩歌不死，任何時候都需要評價體系的存在，這與紙刊有沒有未來，已經沒有關系了。

青年報：你還有一個身份是詩人，你還記得發表的第一首詩嗎？回過頭來看看，你怎么評價那一時期的作品？

龔學敏：我剛才說過，我勉強算個寫詩的人吧。每一個寫詩的人都會記得自己第一次發表作品的時候。我第一次公開發表詩歌是1987年，一共三首小詩，寫藏區的，也就是寫身邊的，發表在當地的刊物《草地》上。當年的《草地》，不少全國知名的詩人都在上面發表過作品，現在也辦得不錯。我這人，經常會冒出一些想法，前幾天過組織生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有同志給我提的意見就是想法多，哈哈。我有個想法，就是把成名的詩人們的處女作收到一塊，編本書。銷路咋樣不說，起碼在新詩史上有價值。玩博客的時候，玩微信公眾號的時候，我都把這三首小詩曬出來過，說明我對那個時期的作品還是認可的。這種認可，我想說的是我對詩歌的理解到現在都沒有多大變化，是它讓我知道了我在這世上能干點什么和別人不一樣的，發現一點別人發現不了的。這就夠了。

青年報：你剛剛出版了第九部詩集《瀕臨》，好像總共寫了77種動物。你當初以動物為主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不會真的認識這么多動物吧？你覺得動物和你之間是什么關系？

龔學敏：謝謝你知道《瀕臨》這本書。一開始，我也不知道我會寫出這樣一本詩集。有一天進地鐵站，剛好地鐵站里換了公益廣告，挺大，上面孤零零地在樹枝上棲著一只我不認識的鳥，有段文字，我已記不清，大概是說要保護瀕危物種。那種現代文明的龐大產物地鐵站和遙遠森林中的一只小鳥的沖突讓我再也放不下。連續幾天從那里走過，我都情不自禁地張望許久。即便到了其他站，我也會刻意去尋找，看看張貼這幅廣告畫沒有。幾天之后，便有了寫動物的第一首詩歌《地鐵廣告牌上的長尾闊嘴鳥》。然后，我開始用這首詩里寫到的意象和沖突，去尋找身邊類似的動物。慢慢地，發現這幅廣告畫已經可以涵蓋所有的動物，甚至人類自身。當人類已經成為所有動物的頭號天敵的時候，當氣候變化等現象，不僅影響動物，再在影響人類自身時，我覺得這個寫作就有意義了，它應該朝著一本從未有人寫過的書發展了。書里寫到的動物，有些很普通，我大多認識，就在我們身邊，也不屬于珍惜動物，我寫的就是它們的現實處境，以及和人類社會的沖突。我最喜歡的一本書是《聊齋志異》，我認為它代表了中國傳統文人，或者過去那個時代整個社會的世界觀、歷史觀、生死觀。我認為人和動物、植物，包括天地，如果那樣存在，該多美好呀，天真了，是吧？

青年報：你結合一下前八本詩集，你覺得這本詩集超越自己的在哪里？如果讓你挑一本留下去，你覺得會是哪一本？你認為這一本里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一首？

龔學敏：如果說這本詩集有超越過去的話，那就是我更進一步知道了詩歌應該怎么寫，應該用怎樣的自己去面對這個世界。因為世界在變，我們也在變，詩就必須要變，包括它的寫法本身。現在如果讓我挑一本留下，應該是這本。如果我的下一本詩集出來后，再讓我挑，也許就是下一本。當然，這是從文本上講，其實，如果讓我從曾經中找一件最有意義的事出來，那就是1995年春天，我沿著中央紅軍長征路線進行實地考察，邊走邊寫了一本詩集《長征》這件事，那一年30歲。如果從《瀕臨》中只選一首，就選那首《金錢豹》，因為有朋友說過，只要有了這一首，這本書的價值就存在了。

青年報：你還有其他業余愛好嗎？你覺得年輕人多讀詩對人生的意義在哪里？

龔學敏：現在嗎？應該沒有其他業余愛好了。年輕時有過，比如外省人都認為的四川人愛打麻將。現在沒時間了，戒了有十年了吧。偶爾看看懸疑片，太燒腦的又不喜歡。有好的諜戰劇時，周末會說自己出差了，躲在家中一口氣看完一個連續劇，現在好，可以快進，省時間。

關于如何讀詩、讀書，我讀了幾十年，也沒琢磨透，不能隨口瞎講，誤人子弟。年輕人還是按照歷史上那么多先賢的心得去讀吧，最好讀到一定時候，自己總結出經驗來，意義也就出來了。

原標題：《上海訪談 | 龔學敏：“星星”見證了詩人們的青春和理想；我們最看重年輕人肩負的詩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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