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2月3日，著名世界史學者齊世榮逝世，享年89歲。齊先生194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在此之前，他曾在燕京大學求學。2015年第2期《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刊載了他的回憶文章《記20世紀40年代中期燕京大學歷史系的幾位教授》，經編輯部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此文。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1945—1947年我在燕京大學讀歷史系(1945—1946年在成都、1946—1947 年在北平)，聽過鄧之誠、齊思和、翁獨健、貝德(英國人)幾位老師的課，現在把聽課的印象以及我所知道的有關幾位老師的事跡追記如下，雖是一鱗半爪，對了解當年史學界的情況也許有點用處。

鄧之誠：文史兼擅，討厭胡適

先談鄧之誠先生。鄧先生生于1887年，原籍江蘇。我聽過他兩門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他給我們上課時，剛剛六十歲，但已顯得老態龍鐘。冬天穿兩件皮袍，戴風帽(這種帽子現已看不到，年輕人可看中國畫上的人物)，棉褲扎腿。進教室后，脫一件皮袍。

鄧先生講課內容豐富，口才也好，教材用他編的《中華二千年史》。《中華二千年史》的寫法是：正文以大字為綱，簡明扼要地敘述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小字為目，每段正文之后附以若干則史料。這種編撰方法既可看出作者的觀點，又可為學生進一步學習提供線索。顧頡剛先生在《當代中國史學》一書談到通史的撰述時，認為寫通史很難，“將近理想的”有幾種，鄧著是其中一種。鄧先生所講兩門課的考試，都采作論文的方式。但他有兩點要求：一要用文言文寫；二不許看現在人的著作，要根據史料寫。他說，如發現你們不遵守這兩點，就給不及格。我和班上其他同學的程度，還能寫淺近的文言文，總算及格了。

鄧先生博聞強記，文史兼擅。《中華二千年史》外，《骨董瑣記全編》是一部文史工作者經常從中取材的名著。《全編》約四五百條，內容十分豐富。胡適考證《醒世姻緣》的作者即著《聊齋》的蒲松齡，便受《瑣記》中一條材料的啟發。鄧先生在燕京文、法學院有“活字典”之稱。因為這兩院學生作畢業論文時，都常常向他請教。鄧先生對清史尤有研究，門生王鐘翰先生能傳其衣缽。北京大學歷史系許大齡同志從鄧先生治明清史，亦頗有成就。

鄧先生對燕大歷史系有很大貢獻，他與洪業(煨蓮，1893年生)先生和衷共濟，培養了一大批學生，其中不少人后來成為著名學者。我的老師齊思和、翁獨健、周一良三位先生都是他的學生。我雖然直接聽過鄧先生的課，但我一直尊他為太老師。

鄧先生性情狷介，對同輩人多所臧否。他很討厭胡適。給我們上課時，隔一段時間就數落胡適幾句。開頭總是說：“你們知道城里有一個叫胡適的嗎?”然后就說胡適怎樣沒學問。十幾年前，我看周一良師的《畢竟是書生》一書，竟然發現在鄧先生給周一良師上課的時候，也經常貶斥胡適，而且開頭的一句也是“城里有個胡適”。鄧先生對燕大掌權的洋人極為不滿。一次在他家中對我們幾個學生說：“齊思和的薪水居然比我高。”齊是他的學生，他認為應低于他才對。但燕大是美國人出錢辦的大學，齊是哈佛大學博士，鄧無學位，故無論如何也不會給他的薪水高于齊。

鄧先生雖然學問博通，但他認為自己也有不足之處。一次，他在上課時說：“我不是歷史學家，因為我不懂天文歷法。”開始我不理解他為什么這樣說。后來我想，他大概是按古代史官的標準要求自己的。中國古代史官不僅修史記事，而且掌管天文歷法。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精天文律歷。后世史家就未必都精于此道了。鄧先生當然也懂天文歷法，不過他認為自己在這方面修養還不夠精，故謙虛地說自己不是歷史學家。鄧先生藏書很多，還存有民國時期的許多照片，十分珍貴。(晚年售予科學院圖書館)希望有關方面能予以充分利用。

齊思和：尊師重道，學貫中西

第二位是齊思和先生，1907年生，河北人。齊先生燕大歷史系畢業后，赴美留學，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我聽過他兩門課：《戰國史》、《西洋現代史》。西周、春秋戰國的歷史是齊先生的專長。我從聽齊先生的《戰國史》，深深感到他學貫中西的素養。至今，我還記得他讓我們看《金枝》(Golden Bough)，這是一本研究巫術與宗教的西方經典著作。還介紹了一些西文書，我已忘記了。我的課程作業是《崔述〈考信錄〉讀后》。受先生的啟發，我也參考了一些西方著作，得了很高等級分8。

《西洋現代史》這門課程尤其獨特，在當時全國各大學開這門課的，恐怕只有齊先生一人。這門課很受歡迎，聽講者還有許多法學院的學生，教室經常滿座。先生為這門課還編了一本英文的資料選輯。限于當時的條件，內容不多，而且只限于歐美幾個大國，但它是首創之作，值得紀念。齊先生講課有風趣，幾乎每堂必有一個笑話，引起學生大笑，但他自己從來不笑。齊先生對中國近代史也有研究，寫過《魏源與晚清學風》等重要文章。解放前，齊先生的著作主要是中國史方面的。解放后他在北大教《世界中古史》，著作有《匈奴西遷及其在歐洲的影響》、《中國和拜占庭帝國的關系》等，都是體大思精之作。

齊先生很尊師。據說，每年春節他給鄧之誠 先生(鄧是他的老師) 拜年時，都行跪拜的中國古禮。

齊先生晚年身體不好，患嚴重的糖尿病。上世紀 60 年代，我為翻譯《西方的沒落》一書中的若干問題，向他請教，那時身體還好。后來，病就越來越重了。我院戚國淦同志(燕大畢業，也是齊先生的學生)一次告訴我，他去看望齊先生，他躺在床上，但床上還擺著西文書，說明老先生病中仍不廢讀，治學精神實在令后學敬佩。

翁獨健：最佩服陳寅恪、伯希和

第三位是翁獨健先生，1906年生，福建人。我聽過他講的《遠東史》。翁先生口才很好，善于議論發揮，具體材料講得不多。翁先生是元史專家，《元史》課我未聽過。他對元史很有研究，是比陳垣先生晚一輩的元史三大家之一(另兩人是邵循正、韓儒林)。他下筆極慎，平生只寫過六、七篇學術論文，但質量很高。“文革”后，一次對我說：“得趕緊寫東西了，要不然來不及了。”他夫人鄺平章在旁邊插話：“你老師太慎重了，看了又看(指看材料)，還是不肯動筆。”有一次，先生對我說：“搞學問，要小心又小心。我剛把點校的幾卷《元史》(翁繼邵循正先生之后續點《元史》) 送出去，又發現有問題。”又一次，他對我談起鄧之誠先生的《東京夢華錄注》，說鄧先生的書受到日本人入矢義高的嚴厲批評，可得小心。其實，《東京夢華錄》這類書極難注，宋朝的衣食住行、社會生活等等，事隔一千多年，誰能完全清楚？后來日本學者自己注的《東京夢華錄》也有許多錯誤和注不出來的地方。

翁先生為什么要提到這件事呢？翁先生那一輩的學者受實證史學影響很深，最怕著作中出“硬傷”，似乎一出“硬傷”，被人抓住，便“永遠翻不了身”。我認為，當然要力求避免“硬傷”，但因為怕出“硬傷”而不敢下筆，就不對了。一個人一輩子所寫的東西，要想一處“硬傷”都沒有，我看幾乎是不可能的。

翁先生很佩服陳寅恪先生，曾在課堂上說：“如果能請陳先生來燕大，即使不上課，也是我們的光榮。”對西方學者，他最佩服伯希和。他對我說，伯希和真厲害，《馬可勃羅游記詮釋》中的一個注，就是一篇考據的大文章。翁先生晚年盡管說要抓緊時間寫文章，但由于種種原因，還是沒有寫出來，就因心臟病突發，搶救不及而去世了。

翁先生待人寬厚，一生幫助過許多人。試舉數例如下。他的老師鄧之誠先生為人耿直，議論無所顧忌。解放后，翁先生很怕他因發言不慎惹出事來，便勸鄧先生退休，鄧先生同意了。1957年反右派運動后，翁先生對我說，鄧先生幸虧退休了，否則很難過這一關。還有他保護幾位教授的事。

解放后，燕大在合并于北大前，發生過一個“罵人團”事件。有幾位教授在私下議論，說些政治上的錯話，后被人揭發。一些學生聞之大怒，在一次批判會上有人要動武打人。翁先生在場，當時他是燕大代理校長，左派教授，在學生中有較大威信，經他極力勸阻，才把事態平息下來。還有一次，我在他家遇到一位客人，這人走后，他對我說，這就是鼎鼎大名的蕭乾。蕭是《大公報》名記者，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蕭也是燕大校友。后來我知道，蕭被劃“右派”后，翁先生毫不歧視他，待之如常，而且多次幫助過他，故蕭對翁很感激，常去翁宅看望。

翁先生人際關系很好。我每次去他家，不是先已有人在，就是在我離開前，又有客來。他為人好，好客，又健談，故經常高朋滿座。在我的老師中，我去翁府次數較多。一則我常向他請教；二則先生坦率，師生可隨便聊天。1958年，我翻譯蘇聯學者茲拉特金的《蒙古近現代史綱》，其中一個問題解決不了，向他請教。他從琳瑯滿目的書架中，找出《五體清文鑒》( 滿文、蒙文、藏文、維吾爾文、漢文) ，很快為我解決了問題。

解放前，翁先生給燕大地下黨很多幫助。地下黨的一些會就在他家中秘密召開。他還幫助不少學生去了解放區。因此，解放后彭真市長親自去他家，請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長，屢辭不獲，終于出任。翁先生有自知之明，不宜長期擔任行政領導工作，后來堅決辭職，到中央民族學院(今民族大學)專任教授，又在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任研究員。“文革”發生后，幸虧他已辭去教育局長之職，否則很難不被扣上“走資派”或“與黨爭奪領導權”之類的帽子，遭到折磨。他逃過了這一劫，比較平安地度過了“文革”風暴，實是幸事。

翁先生任北京市教育局長時，有一件事很有趣，與我有關。我那時(1954年)在北京市第25中學(前育英中學，極有名)任教導主任。我校舉行了一次全市性的大規模觀摩教學，出席的有中學教師、北京師范大學的幾位教授，還有蘇聯專家崔可夫(上級機關請他來)。翁先生以教育局長的身份參加指導。聽的那節課是講愛琴文化的，教師是金啟孮同志(后任內蒙古大學教授，滿學專家)。最后，做評議，由崔可夫總結。崔不懂中文，由翻譯在身邊講給他聽，但其實只能譯出講課內容的一小部分，還不見得完全正確。用這種方法，一個外國人如何總結呢? 但當時，“一邊倒”，蘇聯專家地位很高，為表示尊重，一定得由他總結。我也請翁先生發言，他雖身為教育局長，北京市中小學界的最高領導，但他不講。這是他非常高明的地方，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第四位是貝德女士，英國人，她教《西洋通史》。她的學術水平一般，我隨堂聽課，沒多大興趣，湊學分而已。她的課有一個特點，即考試時必有一兩道題是考年代的。她出一個人名(如拿破侖)，要學生答出5個有關拿破侖的年代，并寫出這一年發生了什么與拿破侖有關的大事。因為我記憶力一般，最怕這種考試方法。每次考前，要試選若干人物，背許多年代，苦不堪言。

學術能否后繼有人，至關重要

最后，借這篇文章的機會，我想談一談培養學術接班人的問題。我的三位老師齊思和、翁獨健、周一良都是燕大歷史系畢業。他們是師兄弟。齊先生1931年畢業，翁先生1933年畢業，周先生1935 年畢業。他們又都先后留學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這是巧合嗎？不是，是他們的老師洪煨蓮先生精心培養的結果。

洪先生于上世紀 20 年代畢業于哈佛大學(碩士學位) 后，即回國任教燕京大學，執掌歷史系多年。洪又是燕京哈佛學社的中方負責人，有權推薦學生赴美留學。洪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學術領導人，既有遠見，又有魄力和辦法。他有一整套培養歷史人才的計劃。據我所知，經他選拔培養成為歷史學界名學者的，有鄭德坤(考古)、齊思和(商周)、瞿同祖(漢)、周一良(魏晉南北朝)、聶崇岐(宋)、馮家昇(遼)、翁獨健(元)、王鐘翰(清)、侯仁之(歷史地理)、朱士嘉(方志)、陳觀勝(佛教史)、鄧嗣禹(制度史)等等。他想把中國歷史的每一段都安排一個有學術前途的學生去搞，他的計劃終于基本實現了。這是多么大的貢獻。我認為，真正夠得上稱為大師級的人物，不僅要自己學問大，而且要培養出一批杰出的接班人。學術不能中斷，后繼是否有人，至關重要。

附記: 成都燕大一年，有一事可記，即茶館的讀書生活。四川人酷愛喝茶，大街小巷，都有茶館。茶館不僅是休閑的場所，也是談生意、談種種公私事項的場所，起著重要的社交作用。戰時大學的設備簡陋，北京燕大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被日本封閉。成都燕大是臨時辦起來的，設于成都陜西街，面積有限，教室、圖書館都很小。于是，茶館便成為學生課外學習的一個場所。我們幾乎每天都要到茶館讀書。那時一杯茶的價錢很便宜，對學生還有特別優待。上午買一杯茶，可留到下午繼續喝，不再要錢。如果一杯茶也買不起，還可買白開水，名曰“來一杯玻璃”。茶館中雖然人聲嘈雜，但習慣了照常可以看書。讀書疲倦了，就玩，打橋牌，或下棋。我就是在成都茶館學會下圍棋的。這樣的大學生生活是今天的青年無法想象的。了解歷史，很有必要。今天大學生的學習條件要遠遠優于過去，同學們理就學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