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華東師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研究中心教授楊國強先生的召集下，上周末（11月28、29日），滬上一批青年歷史學者在青浦區朱家角開會交流。與會者還有王家范、程念祺、周武等先生。這次討論會分作四場，28日為晚清史和民國史專場，29日為黨史與當代史、綜合討論。這次會議主題較為松散，但在開放式的交流與爭鳴中，大家興致頗高。應編輯之約，幾位引言人整理了自己的發言稿（三場引言人分別是：晚清史：戴海斌、李文杰、周健；民國史：沈潔、瞿駿、唐小兵；黨史與當代史：阮清華、徐進、劉彥文）。這組稿件大都說的都是青年歷史學者的困惑和疑問，在同輩中或比較容易引起共鳴，于是編發出來，以期進一步討論。

阮清華：啟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一、作為工具的“啟蒙”

首先交作業。昨天散會的時候，楊老師給大家布置了一道作業，即思考一個問題：啟蒙是否越啟越蒙？

個人以為，近代中國的所謂啟蒙，很多時候是由政治改革者或革命者發動，即使是有部分知識分子參與啟蒙，他們中的很多人后來也轉變成了革命者。那他們原本的目標就不在所謂開啟民智，其目標也不是要在近代中國推行個人自由、民主政治等等這一套東西。而是要通過啟發民眾意識到他們當前的生活是有問題的，是不公平不平等的，并且給大家一個美麗的許諾：一旦你們按照我們提供的方式起來反對現行政權，要求改革或者干脆起來革命，推翻現政府，未來是美好的：個人平等、自由，國家繁榮、富強等等。

但是，結果如何呢？康梁改革當然是失敗了，孫中山革命從推翻政權的角度而言無疑是成功了，但民國并不能兌現革命黨人此前諾言，因此只能二次革命，然后國民黨起來推翻北洋、然后共產黨起來推翻國民黨。實際上都是在不斷地重復或者擴大此前的自由、民主、富強等美麗的諾言。但是，他們一旦大權在握，就不可能按照原來革命時期許諾的那樣去做。而很多民眾已經被啟發開了，因此他們在新政權時代就會要求兌現承諾，因而成為新政權的反對者。共和國成立以后，實際上馬上面臨如何兌現革命時代的承諾的問題，共產黨只能采用新的辦法，那就是思想改造，將那些已經被啟蒙或者是參與了啟蒙的那一群人重新改造成符合新政權需要或者是至少表面上服從新政權意識形態的人。而不能改造或不愿被改造者，則被打入另冊，成為敵人或者專政對象。因此，近代中國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壓倒啟蒙的問題，啟蒙本身就是為革命服務的，或者說啟蒙只是革命的工具。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啟蒙只是一個工具，而且啟蒙本身是有選擇性的。所以，我個人覺得可以換個角度看啟蒙，把啟蒙放到中國近代史、革命史的背景中去理解。

二、共和國史研究中要注意概念的歷史性

因為本場討論的主題是共和國史的研究。下面談一點關于共和國史研究的感受。共和國史的研究這些年逐漸增多，而且大有方興未艾之勢，上海就有華東師大、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和上海社科院等單位在花大力氣推動當代史的研究，而且參與這一課題開發和研究的學者也越來越多。但是共和國史的研究仍然只是起步階段。有太多的問題需要去研究，有很多問題還需要與民國史、晚清史貫通起來做比較研究，可能才會有一些進展。

比如昨天沈潔老師談到要以工業化的維度來研究近代中國歷史。這是一個很好的維度，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面向。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理解工業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城市化、現代化這些概念？在我們一般的理解中，工業化會帶來城市化，工業化也應該帶來現代化。但是這些概念到了共和國時期，或者說在共產黨人的理念中，則可能具有非常不一樣的含義。比如很多中共高層理解的現代化就是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化，就是生產機器化，就是大生產；而我們知道現代化其實除了物質生產中技術革新外，還與其他許多方面相關。另外，城市化這個概念，在建國初期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理解中，很多時候與工業化也是同義詞，所以中共建國以后提出要把國民黨時代的作為消費中心的城市改造成為生產基地。因此要把許多城市中不直接從事工農業生產的所謂消費型人口大量遣送出城市，將城市建設成為工業生產基地。毛澤東才會說他要將一個帝王將相的北京城改造成一個人民的城市，那就是要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到北京處處煙囪林立，要把北京建成一個工業生產基地；為了把上海建設成為一個生產基地，上海市政府更是千方百計地把上百萬的所謂消費型人口外遷。這些其實都是與正常的城市化背道而馳的，但是在當時領導人的理念中，那就是他們的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也就是說，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概念，在不同的時段不同的人那里，都可能有不一樣的含義，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這些概念的歷史性的問題。因此我們該如何去研究這些問題？如何將這些問題放到當時乃至更前面的晚清、民國史的脈絡里去理解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