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華東師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研究中心教授楊國強先生的召集下，上周末（11月28、29日），滬上一批青年歷史學者在青浦區朱家角開會交流。與會者還有王家范、程念祺、周武等先生。這次討論會分作四場，28日為晚清史和民國史專場，29日為黨史與當代史、綜合討論。這次會議主題較為松散，但在開放式的交流與爭鳴中，大家興致頗高。應編輯之約，幾位引言人整理了自己的發言稿（三場引言人分別是：晚清史：戴海斌、李文杰、周??；民國史：沈潔、瞿駿、唐小兵；黨史與當代史：阮清華、徐進、劉彥文）。這組稿件大都說的都是青年歷史學者的困惑和疑問，在同輩中或比較容易引起共鳴，于是編發出來，以期進一步討論。

瞿駿：怎樣走出麻木的狀態

這篇小文是根據我在“新文化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修改而成的，當時只在紙上寫了兩三條提綱，并未成文。蒙編輯好意，要見諸澎湃，應當說實在惶恐，因為發言拉雜，面目可憎，更不成系統，僅僅表達了自己作為一個稍與新文化、現代中國等關鍵詞沾邊的史學工作者，因尚未摸著門徑而產生的很多困惑和疑問。不過大概亦有同人或多或少和我有相似的困惑和疑問，因此將此文看作是野人獻曝而求教之，大概就不過分了。

中國近代史若自上世紀三十年代算起，應該算一很年輕的學科，現代史和當代史則更年輕，但正如章士釗所言：“歷史為活動的，整片的，如電影然，動動相續，演成一出整劇，從而指定一點曰，此某時代也，此某時代與某時代之所由分也，是皆權宜之詞，于理論未為精當”。因此這幾年治近代史有成者多會思索與考慮融會前后左右的貫通問題。不少大家如王汎森、羅志田、楊國強、許紀霖、茅海建、楊奎松、桑兵等均在用其精心撰構來展現示范中國近代史如何做到融會和貫通。但對相對年輕一輩來說困惑正在于歷史學大概是一個要從種麥子做起，最后貢獻出蛋糕的工作，即前述大家們的著述可作為起點和參考，但卻不能當既有定理而用之。那些基本書和史料老師輩并不能代替學生輩去讀。相較一些學科大概能從買面粉開始做蛋糕，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這尚且還是限于歷史學科內部的討論，若是將問題延展到“跨學科”則麻煩更大。在這一基本難點之下，如何才是歷史學研究的“推進”或就成為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

秦暉在其新著中說辛亥革命的研究是“演員越來越清楚，而舞臺越來越模糊”。他所說的舞臺在我的理解就是那些銜接和貫通中國歷史的大敘述。這些大敘述正因其壯闊恢弘，而致其特點基本是大率、大約和大致，但同時亦不可忽視凡是能立得住腳的大敘述基本都灌注著提出者數十年乃至一生讀史的心得，由此也代表著大格局、大視野和大氣象。但在現行學術規范之下，一些新人的作品其下之者或只知填補某處空白，以獲得其寫作的意義，而基本不問填補這一空白對于大的歷史拼圖究竟是何用處。而稍上之者則努力質疑、改寫前述的大敘述，如質疑“皇權不下縣”之類。這種質疑和改寫除少數天賦異稟者外，大多恐怕還是要經過歲月的淘洗，方能知道其立不立得住。對整個學界而言，更嚴重的問題或在假使每個人的關注均在如何往歷史的大關節處踹上一腳和戳上一刀，則狹窄意義上的學術推進或有之，而“中國”歷史的敘述則可能越來越無所憑借。

具體到中國近代史而言，曾有一位治明清史有成的專家向我提到：治宋史者見明清史之論文會說此類現象宋代早已有之，而治明清史者見近代史學者之論文亦常有類似感覺（大意），這遂使在融會和貫通的要求下，中國近代史似乎成了食物鏈的底部，任務是如此的艱巨——從三代到明清似均是我們所要貫通的對象；材料是這樣的繁多，單是我們自家范圍內的材料就已多至溢出你我的想象范圍之外，若按照許紀霖師的說法，除了“古今”，還要加上“中西”，再構成一個沉重無比的十字架的話，初治近代史者若能不心生絕望，則只能說其內心真是無比強大。

當然提出種種困難并不意味著路就可以不繼續走了，但如何走法在今日或有必要停下來，歇一歇，議一議。新文化、現代中國等等的提法都在告訴我們雖然實際上人類在“新”和“現代”里的時間并不長，但很多時候我們卻已對進入“新”和“現代”的狀態之中感到麻木，因此以下三點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離麻木的狀態遠一些。其未必能讓我們徹底解惑，但至少能提供給我們“火星上的土豆”，以維持到有向前可能的那一天。

第一個可作的嘗試是重回學科的源頭。這一點啟發來自于周錫瑞、葉文心、白杰明、齊慕實、董玥等美國中國學者發起的“重讀列文森”的嘗試。“重讀列文森”的原因當然有許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大概是對于這些學者而言，經過后現代史學沖擊的美國中國學如何前行已成為一個大的問題。目前雖找不到解決之道，但回到自身學問的起點處或許是一個可能性。由此返觀大陸學界，以我個人極其有限的認知，學生們或對蔣廷黻、陳恭祿等啟中國近代史之端的人物略有所知，但基本局限于這些人寫的，近年來重印的《中國近代史》。對郭廷以等開創的臺灣中國近代史研究傳統就稍有些隔膜，對范文瀾、胡繩、劉大年等人的作品是否讀過則更可懷疑。不過既往的印象是學生們借助旁人翻譯如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美國中國學譯叢而對特定的“他故”相當熟悉，但今年（2015）董玥教授至華東師范大學開講列文森，我才突然發現目前的狀態真的是“既疏國故，又疏他故”，不少聽眾幾乎對列文森一無所知，因此聽得一頭霧水，多少有些辜負了董教授精彩的講座，由此想到大概我們在新地奮力打拼的間隙，或應該回到“故鄉”好好看一看，走一走。

第二個是形成讀基本史料的共識與氛圍。中國近代史相較其他斷代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史料多，且目前的狀態是史料多而猶嫌不足，繼續要去挖掘更多的新史料。這當然是和近代以來希望能“史料盡量擴充”的風氣有密切關聯。理想狀態當然是“史料的盡量擴充”與“讀二十四史”并行，但考慮到個人生命和精力的有限性，這樣的理想狀態恐難以達到。因此在回到前述的學科起點的同時，亦需要尊重前人整理史料的成果，這正是前輩學者為后人精心磨制的面粉，如李文杰兄前面所提到《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還有其它各種史料。但今人卻經常過糧倉而不入，反要自己去種麥，實有些可惜。當然這里所言大致針對初學者，成熟史家自可融新舊史料于一爐而靈活用之。

第三個是重視不完整性問題。進化史觀給當下治史者帶來的最大影響恐怕是自信心的極度膨脹。有些學者自信的程度經常可以達到“認識過去，引領未來”的“大巫”的程度。而這些年如彭慕蘭說“要為不完整性而奮斗”；王汎森則提醒我們“中國走向現代的過程不僅僅是有創造性地轉化，而且有消耗性地轉換”。這些說的其實都是歷史學者的前進或要先努力擺脫自己能夠總結規律，全知全能的僭妄。前面唐小兵兄說當下的歷史作品有“提升”則曲高和寡，“啟蒙”則缺乏史感的矛盾，而在我看來目前那些意在“啟蒙”的作品并不怎么令人滿意，正是因為他們在潛意識認為自己能看到中國近代史的全部，然后才能“批判”之，“反思”之，并進一步夾帶上自己認知中的“啟蒙”的那些私貨。因此歷史學能帶來的最大“啟蒙”大概正在于：通過歷史的講述來告訴人們，作為讀史者的我十分有限，作為讀史對象的前人，其所做、所知、所想和所感亦有重重疊疊，遠超今人想象的限制，而且作為今人的我，其有限性在大多方面都超過前人。此正所謂“天大極了，人小極了”（這句話出自洪峰的小說《極地之側》，我讀到則來自王家范先生的《中國歷史通論》，當年的震動一直延續至今），大概若能多那么一點對“天大人小”的敬畏，我們做出的歷史才會有些不一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