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華東師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研究中心教授楊國強先生的召集下，上周末（11月28、29日），滬上一批青年歷史學者在青浦區朱家角開會交流。與會者還有王家范、程念祺、周武等先生。這次討論會分作四場，28日為晚清史和民國史專場，29日為黨史與當代史、綜合討論。這次會議主題較為松散，但在開放式的交流與爭鳴中，大家興致頗高。應編輯之約，幾位引言人整理了自己的發言稿（三場引言人分別是：晚清史：戴海斌、李文杰、周健；民國史：沈潔、瞿駿、唐小兵；黨史與當代史：阮清華、徐進、劉彥文）。這組稿件大都說的都是青年歷史學者的困惑和疑問，在同輩中或比較容易引起共鳴，于是編發出來，以期進一步討論。

李文杰：關于近代史研究的感觸與困惑

我想先講一下關于近代制度史的研究。前兩天在思勉高研院聽巴斯蒂教授講“慈禧太后與晚清中國”，她提示了一個史實：“慈禧太后”不是規范的稱呼，當時也并未使用過，正式稱呼是“慈禧皇太后”。（在當時的正式文書中，有更繁瑣的十六字徽號）我又想起了論文寫作時，經常被老師糾正傳統記日方式：每月上旬的日期須以日字結尾，即初一日、初八日，而初一、初八是不規范的。我還想起以前與友人聊天時，說起史學界敘述民國初年歷史時，常用“總統”一詞，而正確用法應該是“大總統”、“臨時大總統”。類似的問題還有“國民黨政府”、“國民黨軍”等等。近現代史同仁可能會對這些較真不以為然，而這反映出來的，也恰好是我們近代史與古代史領域一個大的不同：古代史可能會非常看重制度，看重正史的《志》書，而近現代史則更相信人物及其活動才是核心內容。其背后的思路可能是制度不重要，因為制度可以不必遵守，人的行為才更重要這一想法。故相對而言，對制度也就輕視一些，這也經常造成一些研究中的誤解。例如我此前看過一個今人寫的清代傳記，開頭就說傳主父親“官至光祿大夫”，暗示傳主出自名門、仕途亨通。實際上，清代光祿大夫僅僅是散官名號，沒有實際意義，常被用來贈給高級官員的先人。所以，光祿大夫很可能是“父以子貴”，而不能反證傳主出身名門。

歷史人物的活動，總是離不開相應的舞臺，這個舞臺就是當時的制度，中國史尤其如此。因為傳統儒家社會尤重秩序，秩序則經由禮法來規范。這些禮，有的化為成文的制度，有的則約定俗成，共同形成適用于當時的制度。看似繁文縟節的內容，實際是對一個人身份、角色的顯示以及對他行為的規定與限制。古代如此，近現代同樣如此。所以人的主觀性活動對歷史固然重要，但畢竟有形或無形地受制于腳下的舞臺。舞臺的搭建、改造，則有歷史發展的過程及其自身的規律。了解其中的來龍去脈，有助于恰如其分地理解人物、事件的作用與局限。

這里以清代京城衙門上奏的制度為例。京中六部首長，即堂官，一般有滿漢共六位（有時還有管部大學士），總理衙門則更多。他們在上奏討論本部門分管的事務時，需聯名合署。這是保證行政穩妥的手段。但全體署名，意味著共同擔責，也就意味著奏摺內容要讓所有堂官不至于反對，這必然扼殺奏摺中可能出現的新意和鋒芒。當然，你也可以獨自上奏，不過，突破上述不成文的聯署制度，往往會換來上諭的斥責，甚至成為撤職的理由。由此，清代中央行政的很多特點，就被限制在這一框架之內。

近代史研究領域，以前是聚焦于幾大事件與人物，近來則目光向后，且注重物質文化、下層社會，一直以來，制度史的研究是被忽略的。鄧廣銘先生說，研究中國古代史有四把鑰匙：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年代學、目錄學。所謂鑰匙，就是缺少它就進不了門的工具。近代史領域雖然因時代變局導致聚焦的問題有所轉移，但制度史仍然應該有它相應的分量。實際上，在這一領域，我們耳熟能詳的說法，其中的實質內容都是模糊不清的，這也影響到我們對歷史大事的理解。例如，垂簾聽政制度的具體步驟、前后的內容變化、在日常政務上發揮的作用、甚至慈禧太后能否在奏摺上進行朱批，這些都還有模糊的地帶，那么，慈禧太后的權力問題，也就有進一步探尋的空間。

相應的，我想說一下對近代史料的困惑。史料主要是歷史時期存留下來的文獻，當然也就不存在新舊之分。這里的新舊，是相對我們得到的先后而言的。我們知道，清人讀史考史做札記，是最基本的治學方法。民國學者已有擯棄正史不讀，著重向經史典籍之外尋找材料的傾向，即“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羅志田教授語）學者們會更多地看重出土文獻、歌謠、小說、戲曲等以前學者忽視的邊緣史料。概括起來，就是推崇以新史料研究新問題，推崇“預流”。

近代史研究發展到今天，也有類似的現象，舊有的、早出的、整理好的史料，越來越不被人翻看。例如五十年代中國史學會集近代史大家編纂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10種62冊3000余萬字（《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捻軍》、《回民起義》、《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1979年，叢刊又編有《第二次鴉片戰爭》，此后又陸續出版續編系列：《中日戰爭》、《中法戰爭》、《清末教案》、《太平天國》。此外，學界還先后整理了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戊戌變法檔案史料》、《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以及大量的近代人物全集。這些史料，多由一流史學家編輯，取材宏富，內容包括近代中外官方檔案、個人文集、筆記等等，單從篇幅而言，遠遠超過二十四史與通鑒，應該說，這是培養近代史通識的基礎史料。然而，這些史料因部頭太大，且多數編選時間早，書前所述指導思想顯得較為“老氣”，越來越淡出我們的視線。隨著人們對新問題的追尋、研究熱點的轉移，隨著新出史料的不斷增加，為了“預流”及研究的方便計，現在被利用最多的，主要有兩種資料：一是易于獲取的電子資源，尤其是可供全文檢索的古籍、報刊數據庫；二是研究者通過跑各類檔案館或經由其他途徑獨家搜集、而其他學者尚有一定難度看到的史料。但事實上，上面列舉的“舊史料”，依然有他們作為通識線索的價值，甚至值得通讀。史料并不能因為前人讀過，我們就不再去讀；歷史理解不會因為前人有了而能進行簡單的傳遞。問題是，面對如此之多的既存史料，我們應如何去處理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