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華東師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楊國強先生的召集下，上個周末（11月28、29日），滬上一批青年歷史學者在青浦區朱家角開會交流。與會者還有王家范、程念祺、周武等先生。這次討論會分作四場，28日為晚清史和民國史專場，29日為黨史與當代史、綜合討論。這次會議主題較為松散，但在開放式的交流與爭鳴中，大家興致頗高。應編輯之約，幾位引言人整理了自己的發言稿。這組稿件大都說的都是青年歷史學者的困惑和疑問，在同輩中或比較容易引起共鳴，于是編發出來，以期進一步討論。

戴海斌：近代史研究的“務虛”

被安排第一個發言，實在勉為其難。會議主辦者指派我為“晚清史”這一場的討論作引言，我不知道從何說起，是講歷史，還是講史學？回答說，都可以。我個人理解大概偏后者。我們在現在的學科體制內，都有自己的研究專門，都就具體的歷史問題寫過專業論文，但在相對不那么專的“學”的層面，進行反思的自覺或者說機會，其實并不太多。這也是做研究既要拉車、也要看路的意思。個人理解此會宗旨或即在此。不過呢，晚清史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茲事體大，這種大哉問自應有前輩大家來操心，無需吾輩置喙。我知道上一周茅（編按：指茅海建）老師剛在澳門大學召集海內外研究晚清史的高層學者開了一個高層論壇，對未來晚清史的發展方向，想必會有重要指示，楊（編按：指楊國強）老師也參加了那個會議，很期待在本會上傳達精神，幫助吾輩提高。在這里，我只能就自己研究上的直接經驗和困惑，談一些的直觀感受，以及未經論證的淺陋看法。因為是務虛，故敢于空談幾句。

晚清史與近代史

1840年到1911年的歷史，還是清朝，但單立一個名目曰“晚清”，和之前的清朝史相區別，從研究狀況看，長期來晚清史研究一般被納入近代史范疇，似一直缺少自主性。近代史研究注重的線索、高潮、標志性事件，以前為革命史觀所規定，所以研究的重點多指向清政府的對立面，農民運動、革命派最被重視。隨著現代化史觀的興起，革命、改良的價值評判標準有所轉移，立憲派、精英主導的改革運動、輿論社會的作用等等，被更多強調。又隨著眼光向下、去政治化的社會史、文化史研究興盛，特別偏愛人情恒常的物質、消費這類，但反而不大見人，有時候讓人起一種錯覺，覺得“晚清”社會跟現在也沒多大差別。

相對而言，晚清史研究中，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反而研究不夠。所謂研究不夠，并非不認為其不重要，恰恰相反，寫作晚清史的任何章節，都要寫國家和社會互動、朝野互動、中外互動，都無法忽視國家權勢結構的存在，但多數論述中清政府的性質是自明的，而且高度抽象，這種抽象最常見的形態就是在具體問題分析中直接應用某些被人普遍接受而不會加以質疑的結論。這中間其實有一個悖論：一方面將清政府既有的形象固化，較少關心其內部的變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往往把外部反應的原因徑直導向清政府，給它賦予太多的解釋余地。

人物研究未有窮期

要理解晚清政治，制度和人物的研究，這是相對剛性的部分，繞不過去。（李）文杰對制度史比較熟，這一塊待會他可以多談。人物方面，大人物、統治階級這一層的人物，以前是研究比較多的，也認為研究得比較透，其實亦不盡然。法國的巴斯蒂女士本周剛在華師大做了有關慈禧太后的講演，我沒有機會去聽，不過我看到了廣告，介紹其研究思路，主張從原始史料的角度去檢討，發現有關慈禧太后性格、習慣、喜好、日常生活，以及有關言行、品格的記載和判斷，甚至包括流傳下來的畫像，大多是戊戌變法之后、即與慈禧太后晚年生活相關的，而且這些史料，有不少是她本人制造出來的。這一點我有很強的共鳴。個人目前在做的一個研究，就是有關慈禧、還有榮祿、慶親王奕劻、張之洞等人，在戊戌、庚子以后反映于各種類型史料中的形象，但我的主要目的倒不是想呈現形象、比較異同。現在不少文化史角度的形象研究，只負責呈現他/她成了這個樣子，但不告訴我們為什么是這樣子和本來是什么樣子，這一研究思路大概受后學影響，認為歷史是建構的，故無所謂最終的真相。我大概不是這種做法。想從政治史角度，考辨史料，討論形象形成的具體原因、契機、制作者的動機和效果，但回過頭來解釋其人在實際歷史中的作為和影響。

“中等人物”

另外有一個想法， 即注意研究近代史上的“中等人物”。這是我杜撰的一個概念，取其介于達官顯貴與草根平民之間、知識閱歷上往往具備傳統與新學雙重訓練之意，有些是位置重要，有些是因為個性突出，有些則依賴于人際關系而有所作為，有些則綜而具之。借用近代報人徐鑄成的話，“在政治舞臺上，他們不是總督、總長、總理一類的顯赫角色，卻都慣于出賣風云雷雨，在近代史的不少關鍵‘回目’中，他們都在幕后插手，甚至排演、操縱”。舉例來說，我做過個案研究的錢恂、陶森甲、趙鳳昌、周善培、劉鶚（其在文學史上無疑為“大家”，移諸政治史語境則是另一種境況），又如清末幾任上海道臺余聯沅、蔡鈞、蔡乃煌等，此處不能盡舉。這類不大不小的人物之于清末民初歷史的影響力及意義，實有待史學界的重新評估。

帶著“舊學”理解去研究近代

清末民初這一段，是傳統到現代的過渡階段。我們現在基本都有這種共識，認為歷史是連續性的，研究歷史不能作截斷眾流式的研究。但我還是想強調一下，近代史研究，尤其晚清史研究，除了要處理新的、變化的部分，還要處理處理傳統的、舊的部分。我在本單位講近代史料，曾選讀的一種史料是“江楚會奏變法三折”，這當然是一個樞紐性的文獻，但要真正讀通它，很不容易。這是一個很小的例子。傳統社會的政教倫理、滿漢關系、科舉考試、地方吏治、錢糧賦稅、刑名訴訟、兵役軍制等等，我們未必專門研究或直接處理這些問題，但必須有這些方面的知識和理解，才能去研究變化的部分。這里的“舊學”，取廣義，不專指經典古典，而指傳統社會的一般知識。我有一個觀察，即研究近代史有成就的學者，對舊學都有相當根底，或后來花大力氣追補過。前一段時間，我讀楊老師的新書《衰世與西法》，這點感受是很深的。

要特別注意“史料的歷史”

近年來歷史研究對史料的第一手性質、原始性的越來越強調，以及檔案開放程度的提高，通過跑檔案館搜集史料的人越來越多，不過持“拿來就用”態度者似不在少數。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1）“原始材料”帶有籠統的意義，存在于檔案館的資料，并不意味就居于史料信用層級的頂端，而天然具有更高的價值。這一點應該易理解，我不多展開，另外，大量公刊史料的利用不足。比如盛宣懷檔案，上海、香港都整理出版過大量材料，但看的人不多。先對檔案的整體有所摸排理解，才能知道單件史料的位置和利用價值，而不是一個猛子扎進去，通過數據庫關鍵詞檢索，找一二條拿來就用。（2）檔案大量涌現，信息泛濫，卻少有人去注意檔案本身源流、性質、形成過程等問題。事實上它與借助檔案所欲解決的課題并不脫節，恰恰相反，對檔案性質的適當評估直接關系證明或證否的效力，這本應是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蔣廷黻很早就論及“史料的歷史”（Documentary History），還打過一個有趣的比方：如果歷史仿佛建筑，那么“史料的歷史”，等于建筑物墻上不加粉，柱子不加油漆，連支撐屋頂的大梁皆赤裸的讓人觀看，使觀者一方面欣賞原料之美，一方面知道整個建筑材料之間的協調。（《外交史及外交史料》，1932年）

還是舉一個外交史的例子。中國外交機構（按沿革順序依次為總理衙門→外務部→中華民國外交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各檔案分散在兩岸各地，留存狀況僅見局部說明，缺少綜合調查，如何將碎片拼合成整圖，是研究者先須面對的難題。我們知道日本學者川島真的北洋外交研究很有成績，我個人倒覺得他有價值的工作不光在于發揚檔案史料優越性，而是能夠注意檔案批判。川島真花了十幾年時間，走訪大陸、臺灣各機構，對外交檔案的分存、轉移及行政管理辦法，有較前人進步的認知。他認為這是“解讀外交檔案的關鍵”，過程漫長艱苦，但享受其中如“做對填字游戲”般的趣味。今天研究者所面對的檔案，已經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整理者的因素，對它做批判性利用自然成為研究的戒律。不過，很多問題實際上仍懸而未決。國家圖書館的縮微文獻復制中心編印過《國家圖書館藏清代孤本外交檔案》及《續編》、《國家圖書館藏民國孤本外交檔案》及《續編》，規模逾數百冊。外交檔案如何能入藏圖書館？又何謂“孤本”？其與現藏于第一歷史檔案館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總理衙門、外務部檔案關系如何？諸如此類，連編者也不盡瞭然。川島真也搞不清楚。而很多研究者對這些影印史料基本是拿來就用的，不能不說有問題。

普及與提高

另有一個問題，可能已經略微溢出晚清史的“研究”層面。關于晚清史，有一個有趣的兩極化現象：一是學院內的研究趨冷，學界的研究興趣一直往后延，同輩的研究者越來越少；二是社會上反而成為熱點，通俗讀物、影視作品層出不窮，作者多數是民間寫手，也有個別學院出身，前者姑不論，后者總體而言寫得較濫，少見精品，原因可能是本身研究水準就有限，也可能是刻意迎合大眾趣味。我個人是不大看得進去。歷史書有兩個層次，一是研究歷史，二是寫歷史，后者的讀者期待肯定要更廣。很多受推崇前輩大學者都會寫歷史。現在的問題是，學院內的人看不上別人寫的，但自己又不寫，或許是不屑寫，但也可能是寫不出來。近代史領域內，有些大家做了示范，但效果似有限。開玩笑地說，羅大師（編按：指羅志田）已經是被公認為文筆縈繞，楊老師寫文章生僻字太多，茅老師出了本號稱隨筆集的書，結果一大半是去了注釋的論文。桑兵老師一向主張學問高深不必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新書《治學的門徑與取法》就主張“良法必然高深，不可專為小夫下士乃至坊間流俗道”。可見作史為文，均非易易。怎么寫出讓人信服且可讀的歷史書，不是我輩能給出答案的，但還是需要去思考、實踐。

文史互濟

最后談一點跨出史學門的問題。我注意到一個現象，近代文學研究者有史學化的取向，這里只是說“取向”，因為“史學化”不是以史學代文學，他們的“文學研究”本位并未失。但一些文學系出身的年輕學者，像北大中文系陳（編按：指陳平原）夏（編按：指夏曉虹）門人，寫出了有分量的討論近代史重要問題的書，他們的史料功夫、考辨能力不弱于史學出身者，而對于詩文集的理解利用的深度、貼近人物研究的感悟力、提煉構思大問題的能力、以及表詞達意、謀篇布局的巧思，為我們所不及，值得借鑒、學習。歷史文章，或過于饾饤，或過于粗放，很少例外的則偏于干燥、冰冷。本來文史不分家，現在專業分科是必然的趨勢，但我們作為從業者如何帶有反思去從事自己的專業，是應該留意的問題。所謂文史互濟，不容易，但應該去追求。這和上面談到研究歷史和寫歷史的問題也有關聯性。

晚清史研究應該是立體的、具有多個層面的。今天作主要發言的，專攻多是政治外交史，所談可能還是偏重上層研究，僅是一得之見，掛一漏萬，必不能全面，也談不上到位。呂思勉說過，“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今天“學”的反思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恐怕還是落在實處，把它化成真正的閱歷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