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C. North）教授，毫無疑問在新制度經濟學這個領域是一位旗幟性的人物。他把制度的重要性重新拉回人們的視野，并且用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來討論制度及其演變，這是開拓性的工作。由于他對經濟發展中的制度的強調，改變了長期以來制度不在經濟分析范圍之內的傳統，因而他贏得了西方思想界、學術界的尊重，他的研究也因之獲得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是預料之中的，也是眾望所歸。

當然，在制度的經濟學分析中，以諾思為代表的派別只是一個重要的支流。至少在1960年代，還有其他眾多流派，比如合約理論。張五常教授也是制度經濟學的重要開拓者，他對合約經濟理論的貢獻至今尚未被人超越。與張五常專攻微觀合約結構的研究不同，諾思對制度的研究基于歷史，基于跨度較長的經濟史的研究，而且從背景上說，諾思是一位優秀的歷史學家，他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用計量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事件，他也是新經濟史學的重要開拓者。諾思的研究作品中沒有方法論的創新，也沒有理論的模型，只有對歷史事件的分析，但發展出的是重要的思想，而這些思想影響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識。

就在前不久，我到深圳出席張五常教授80華誕的學術研討會，在會議期間大家還在問起諾思教授的身體狀況，因為張五常教授說，前幾年得知諾思教授患病的這個消息，說情況不是特別好。我猜想，如果諾思的身體許可，他也許會出席這次張五常教授80華誕的學術活動，或者用視頻，或寫封祝壽的信過來，無疑也會為學術活動增添很多光彩。很可惜，因為他患有重病，不能夠實現這樣一個愿望。沒有想到我從深圳回到上海沒有幾天，就從我兒子那里收到關于諾思教授逝世的消息。我第一時間在微信朋友圈里發布了這個不幸的消息，在網絡上傳播開來。

諾思教授去世時95歲，已是高壽了。認識他的人、見過他的人大概都知道，諾思教授是一位性格特別開朗的老人，你如果在他面前跟他講話，會發現他有很多讓你驚訝的一些語言，還有讓你驚訝的一些動作。他像一個孩子，非常單純。他又非常幽默，好像從來沒有過煩惱，講起新制度經濟學，講起他對制度的研究和思考，他會滔滔不絕。我相信他是一位對人生比較樂觀或者說非常樂觀的長者。我也相信，這是他很長壽的一個原因。

諾思跟張五常關系非常密切，張五常曾經風趣地說諾思也算是他的學生，當然我們知道諾思的年齡要比張五常先生年長15歲之多。但五常先生說的也沒有錯，因為諾思曾經是張五常課堂上的一位學生。不僅有這層關系，更主要還是因為張五常在制度經濟學方面表現出的天賦，所以諾思對張五常非常尊敬。我見到諾思的時候，他也會提起張五常的名字，并且認為張五常是他非常好的朋友。所以諾思過世，我相信五常先生是非常悲痛的，我也期待讀到五常先生紀念諾思的文字。

諾思眼中的制度和好的制度

我四次見到諾思教授。第一次見到他是1998年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新制度經濟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第二屆年會上，那個時候我也是該學會的會員，而諾思教授是主席。我相信那是我第一次跟他面對面。后來又在美國舊金山，同樣是新制度經濟學會的年會上，我們又再次見面。2002年3月，我們在上?！段膮R報》有過第三次見面機會并進行了對話。我最后一次跟他見面是2007年3月，那是在澳門大學，我和他被同時邀請出席在澳門大學舉行的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高級研討會。英國劍橋大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出席了這次會議。諾思教授跟莫里斯教授作為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做了大會的主旨演講。

在澳門的這個會議上我跟他有兩天的接觸時間，我們一起出席了主辦方安排的所有活動。老人家精神非常好，紅光滿面，經常開懷大笑。我看得出他喜歡喝酒，也愛抽煙，所以相信他是一位生活非常豐富多彩的學者。而且會議還特意安排我們到澳門的一個葡萄牙式的城堡上專門有過一次晚餐，而且晚餐之前是一個喝酒聊天的時間，他喝了很多酒，我跟他也聊了很多。

在澳門大學的這次會議上，諾思教授發表主旨演講，他一以貫之，就經濟發展與制度之間的關系再次做了闡述。跟他之前的著作、論文和演講的要點是一樣的，他特別強調好的制度才會推動好的經濟發展。我想他頭腦中所謂好的制度以及好的經濟發展，主要還是基于他對英美以及歐洲的歷史所做的深度分析。他特別對幾個歐洲的主要國家，包括荷蘭、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當然還有英國以及后來的美國，對這些主要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以及制度在這些國家形成與演變的過程，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他在這個基礎上認為，我們現在能知道的所謂好的制度，也就是我們在英美看到的那些制度，而那些制度是英美先后保持世界領先的原因。

我們在1980年代后期都閱讀過諾思在1970年代出版過的那本重要作品，即《西方世界的興起》（與Robert Thomas合著，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3）。在這本書里他們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制度如何影響經濟的發展并給出了他們的理論分析框架。我在那次澳門會議上問過他，究竟什么是所謂好的制度，他會不厭其煩地重復他所說的在英美看到的那些制度。概括講，他所說的好的制度包括了明確界定和有效保護的私人產權、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獨立的司法以及民主的政府等。

有意思的是，一講到制度、好的制度，必定要涉及政府，因為好的制度需要政府來維護，但政府往往又是制度的破壞者。這是很微妙的一個話題，不容易輕易斷言。所以，讀諾思的著作和論文，不難發現在對待國家和政府的問題上，他早期的研究是不夠深入的，比較簡單，包括對意識形態的思考也是非常不成熟的。我想這也是他在晚年非常糾結的重要問題。相對而言，他早期的研究更多是集中在對產權的分析方面，即使在研究獨立的司法如何重要這個問題上，他也理直氣壯，發展出了有說服力的思想。但是一旦涉及政府或國家的角色，包括對意識形態的看法，他早期的作品都不夠深入，沒有給出非常完整和有深度的分析。這使得他在晚年實際上更多地去思考國家以及意識形態的問題，甚至把它們進一步推廣到了整個文化領域。

總而言之，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是有貢獻的，這個貢獻就是它重新讓我們注意到了制度在解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我想也許可以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貢獻，就是所謂有好的制度才有好的經濟表現。這是諾思在生前一直堅持和傳播的一個最重要命題。

新制度經濟學與中國改革

我們中國國內的學者在過去二十年都深受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無論是老一代經濟學家，還是新生代經濟學家，我想無論在什么層面上，大家都深受新制度經濟學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在1990年代，當中國經濟改革進入到一個新階段的時候，我們的很多領域面臨制度改革，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國有資產管理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等，都涉及如何建立更有效的產權制度，如何更好地來推動中國的經濟體制不斷向最佳實踐的體制模式去靠攏。

我自己有幸，在1991年就出版了中國大陸第一本關于產權經濟學的著作《現代產權經濟學》，沒有想到我那本書在那個時候產生了那么大的影響，很多當時在校的學生和從事經濟研究的學者，大都讀過我那本書，因為幾乎沒有人不關注產權制度的改革。而我當時寫《現代產權經濟學》這本書的時候，也是深受新制度經濟學包括諾思理論的影響。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諾思通過他的新制度經濟學其實影響了至少兩代中國的經濟學家。也可以說諾思和新制度經濟學間接地為中國1990年代以后的經濟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但是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大陸今天的影響力當然已不如當年。因為知識的不斷普及，這個思潮的影響力已經減退，我想這也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因為新制度經濟學經歷了1990年代在中國大陸廣泛的傳播，讓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經濟學家開始知道什么是制度，什么是好的制度，制度是怎么演變的，什么是制度演變的推動力量。諾思發展起來的分析制度和制度變化的經濟學框架已廣為人知。我想今天也許繼續閱讀諾思著作的學者或者學生可能已經不是太多，因為新制度經濟學的思想已經被廣泛傳播了。但是諾思對新制度經濟學的貢獻以及新制度經濟學作為一種思潮的存在，并不會退出歷史舞臺。

除了新制度經濟學作為一種思潮影響了我們之外，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也給我們這些身處中國發展與制度變化中的中國經濟學家帶來了疑問，當然這也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疑問，那就是：中國并不具備諾思所說的這些好的制度，而經濟增長為什么在中國發生了？西方經濟學家依據現有的理論，包括諾思的理論，并沒有能夠預測到中國經濟的成功發展，而且時至今日，每當中國經濟遇到下行的時候，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總是會預測說中國行將崩潰。這在根本上是現行經濟理論的缺陷造成的，因為我們在中國以及之前在東亞經濟中看到的很多現象并沒有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范圍之內，西方經濟學家因為不能很快理解這些現象而就排斥它們。

在11月13日舉行的張五常教授八十華誕學術研討會上，我就以這個問題作為演講的主題。在那次發言當中，我主要講的一個想法是：好的制度推動形成好的經濟發展這樣一個命題，是基于歐洲特別是英美的經驗總結出來的。這樣一個命題在用來解釋中國成功的經濟發展，包括解釋東亞經濟發展歷史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它是存在著問題的。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的表現，如果用諾思的分析框架是得不到很好解釋的，因為所謂好的制度在中國并不是唾手可得的，或者在中國可能是不存在的，為什么中國的經濟卻保持了平均9.7%的增長長達35年，這需要尋找新的解釋。我在演講中提出，觀察中國的經驗，用中國的經驗尋求解釋中國成功經濟發展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發展關于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現存理論，也就是諾思所發展起來的這個理論。

以中國經驗拓展現有經濟分析范圍

在2008年的時候，美國比較經濟學會的會刊《比較經濟研究》（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邀請了我的朋友、美國經濟學家謝千里(Gary Jefferson)教授為這本雜志創刊五十年撰寫一篇紀念文章。謝千里就選擇了中國經濟作為這篇文章的主題。他寫出了初稿以后發給我，讓我做出評論。他在這篇文章里面重點是講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經驗跟現代主流經濟學到底是什么關系？他提到了諾思的理論，提到了產權的重新界定，也提到了制度變遷的理論等。

看起來，已有的關于二元部門的經濟發展理論，關于庫茲涅茨的結構變化與增長的理論，關于索洛的增長模型等，似乎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驗證。換句話說，中國經驗可以提供檢驗這些理論的機會。但如果僅僅是這樣，那么中國經驗對經濟學就沒有太大貢獻，中國無非是為西方現在流行的這些理論提供了一個實驗室。的確，我們發現有很多理論在中國能找到被檢驗的證據，我們現在的大量研究論文通常都是選擇所謂“來自中國的證據”作為副標題的，表明中國可能對現在流行的一些經濟學理論假說提供支持。如果是這樣，中國的經驗就沒有擴大現有經濟分析的范圍，所以就難以對經濟學做出貢獻。

以諾思關于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理論作為例子，如果這個理論要在中國被驗證是對的，我想中國的經驗也不足以對經濟學做出什么貢獻。但事實上正如謝千里那篇文章所談到的，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很可能拓展了現有經濟分析的范圍。這句話什么意思呢？我想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當中，我們能夠發現一些有助于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不同的制度安排，而那些制度安排并不在諾思分析的范圍之內。

諾思說有好的制度才能有好的經濟發展，而如果把諾思所說的好的制度的清單拿過來，跟中國到目前為止這些相應的制度安排去對照，我們會發現中國的這些制度都難以被貼上諾思關于好的制度的標簽。那怎么來解釋中國成功的經濟發展的經驗？其實在過去一二十年里面，就開始有一些經濟學家，包括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家就試圖去尋找中國成功經濟發展背后的制度因素。細致的觀察讓他們發現，在制度層面上，我們會發現中國有大量非正規的制度安排，甚至于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它們并不標準，因此也難以被貼上好的制度的標簽，但卻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最近美國的《金融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遴選了創刊以來引用率最高的幾十篇論文，其中有一篇論文在過去十年里的被引用次數超過了2200次，平均每年超過二十次，這篇論文就是中國經濟學家錢軍與他的美國老師等三人合作的一篇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論文，這篇論文的題目叫做《法律、金融和中國的經濟增長》（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這篇論文之所以贏得這么高的引用次數，就是因為它解釋了盡管中國的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不符合諾思定義的好的制度，但中國經濟增長背后有別的制度在發揮著類似的功能。

比如說，也許大家都不認為中國有獨立的司法，但是中國卻有比較好的秩序，所以這個秩序是怎么來的？如果不是來自于獨立的司法，那來自于何方？我想中國也沒有諾思所說的英美金融市場，經濟的發展一定也需要金融的支持，那么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金融制度來提供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金融需求的？在這篇文章里，作者深入研究了中國在經濟增長過程當中那些非標準的制度的存在，以及那些制度為什么會形成經濟的增長。我想這就是典型的用中國的經驗乃至于中國的觀察，拓展現有經濟分析范圍的一個很好的努力。

同樣，張五常教授自己的研究，特別在他幾年前出版的《中國經濟制度》一書當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講述兩個非常重要的來自于中國的經驗，而這兩個經驗現象在現有的新制度經濟學以及其他主流經濟學的分析范圍里面是沒有被包含的。第一個經驗就是關于產權的細致安排，因為諾思所說的完備的私人產權制度其實在中國并不真正存在。但是張五常教授根據中國的經驗發現，在中國有一套關于使用權的安排，非常有效。在中國，它的界定與分配比所有權更重要。換句話說，現有的經濟分析的范圍里面只有所有權的分析并沒有使用權的分析，而中國的經驗恰好顯示出使用權脫離于所有權之后的相對重要性，而這一點常常被西方主流的經濟學家所忽視。所以中國的經驗對經濟學的貢獻可能就來自于中國的經驗拓展了現有經濟學對產權分析的范圍。

張五常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就花了很多篇幅來討論所有權與使用權兩權分離如何可能對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他的這一分析也幾乎改寫了西方的合約理論，就是讓合約理論變得更加豐富，更加完備。

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當中討論的另外一個中國的經驗是縣際競爭，而且他認為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上，縣際競爭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現象。而縣際競爭或者地方政府的競爭，雖然在西方很多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存在，但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沒有將其納入分析范圍。所以在文獻上，我們找不到幫助我們來理解地方政府競爭這一現象的理論，而中國的經驗在張五常那里就變成了可以對經濟學有貢獻，可以擴大經濟分析范圍的一個重要經驗。這就是中國的經濟學家身處中國可能擁有的對經濟學做出貢獻的一個絕佳機會。

莫將諾思理論視作教條

所以，如果我們不從中國經驗出發，如果我們教條地接受諾思的理論來套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上面，我們會感到非常困惑，因為中國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吻合這些理論所做出的預測，更不在現在主流經濟分析的范圍里面，所以很難對我們理解和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發展有幫助。而如果我們可以更深入觀察中國的經驗，能夠不受現在流行的這些理論包括新制度經濟學的思想束縛，那我們就有可能在中國經驗的基礎上尋找到解釋經濟發展的更有效理論。這么一來，我們就可以基于中國經驗來拓展現有經濟分析的范圍。

所以，今天我們悼念諾思教授，我想不是因為諾思教授的理論可以很好地預測中國過去經濟發展的現實。我想，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了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緊密的關系，同時也因為有了這個關系，才有可能讓我們看到中國的經驗如何挑戰了諾思的理論，從而才有可能讓中國的經驗去拓展現代經濟分析的范圍，從而對經濟學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