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英語到底怎么教，怎么學，學了做什么用，歷史上曾經有幾次大的爭論，爭論中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大學英語定位是一門單純的語言課程，目的是幫助學生掌握一門外國語；第二種觀點認為，大學英語是一門人文素質課程，幫助學生提高素質修養。最后一種觀點是，大學英語是一門幫助學生學習和掌握如何用英語來為自己專業學習的課程。要是更簡單點說，爭議的焦點是大學英語的重點應該是讓學生“開口說話”，進行日常交流，還是讓他們熟練地進行專業文獻的閱讀和寫作，以跟進各個專業的前沿發展。

當然，在外語學習中，開口說話和專業閱讀及寫作并不是絕對矛盾的。但實際是，我國高校大多數學生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學習英語，到大學兩年級，大約學了12年，但是能夠運用英語從事自己專業學習或畢業后的工作的人卻很少。王登峰曾對全國大學生做過調查，發現65%的大學生用他們全部學習時間的至少四分之一學外語，主要是應對四、六級考試和其他各種英語考試。孫復初調查后說，即使在清華大學，“大學生四、六級考試過關之后，英文文獻讀不了，英文論文寫得一塌糊涂”。英孚教育集團2013年11月6日發布了《全球英語熟練度指標報告》，報告說明，就成人應用英語的水平而言，中國大陸在亞洲1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二，屬于低熟練水平，遠遠落后于日本和韓國等。這說明，中國大學英語投入多而產出低。明確大學英語的目標和重心，是非常有必要的。

學術英語優先

如果從國家外語能力的角度看問題，大學英語的目標其實是很清晰的。國家外語能力是從國家語言能力（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延伸出來的概念。設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的國家外語中心Jackson等人就國家對外語能力要求列出以下5個方面：1）國家安全和外交需要；2）國際經濟發展需要；3）全球國際交流需要；4）多民族語言交流需要；5）學術和研究交流需要。

從這個角度說，如從國家外語能力需求出發，大學外語教育目標應該是培養大學生用外語直接從事專業學習和研究，以便使其能夠在自己的學科領域內獲得較強的國際交流能力和競爭力，最大程度地發揮外語的工具作用。

若是如此，大學英語教學定位就不應是打基礎的通用英語，也不是傳授英美文化的通識英語，而應是專門用途英語（ESP），尤其是專門用途英語中的學術英語（EAP）。這是實現大學英語教育目標最直接、有效的途徑。

學術英語最早是英美國家“為國際留學生開設的預科性質的英語強化課程，目的是幫助學習者能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學習專業課程或從事研究活動”，即為專業學習提供語言支持。但是最近二十年來學術英語已逐漸成為世界高校的大學英語教學主要內容。英語已成為國際各學科研究成果和學術交流的國際通用語，不管這個大學的教學語言是英語還是母語，只要不想與國際學術社會隔離，學生都需要用英語查找專業文獻，參加國際學術交流。

學術英語還可以分為一般學術英語（EGAP: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和專門學術英語（ESAP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兩種，前者主要包括訓練學術口語交流能力和學術書面交流能力的課程，如學術寫作（包括規范引用和參考文獻）、聽講座、做筆記、口頭陳述和參加學術討論等，后者則是側重某一學科領域的英語教學，如金融英語、軟件英語、科技英語、工程英語，醫學英語、生物英語等課程。但與我們現在的雙語教學或專業英語不同的是，專門學術英語偏重這些學科中的語言表達方式和語言交際能力的教學。

根據學術英語的教學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學術英語實際上是中小學基礎英語或通用英語向大學里用英語進行專業學習過渡的必不可少的橋梁：較高的學術英語水平將有力地保證專業學習的效率。我們以香港高校和日本高校的大學英語教學為例，看看學術英語的教學效果。

英語對香港和日本來說都是外語，但英語在香港高校里作為教學語言已有多年的傳統，而在日本是非教學語言，英語的地位和中國的情況相同。我調查發現，不管是香港高校還是日本高校，他們大學英語教育的10個左右學分都用在各類學術英語課程上，如：學術英語聽說、學術英語閱讀和學術英語寫作等。尤其是學術演講技巧（academic presentation skills）和學術寫作（academic writing）者兩門課，是大學英語的必修課程，目的就是培養學生運用英語開展專業學習的能力。香港和日本的大學生都具有較強的專業方面的英語閱讀能力、表達能力和寫作能力，這種能力保證他們能夠迅速汲取學科前沿的最新信息，交流和發表新的研究成果，有力地促進了學術發展和成果傳播。無論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還是日本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他們的世界高校排名遠遠超過我們的清華北大，開展針對性強的學術英語教育應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能少于10000詞匯量

不同的外語教育目標決定了不同的語言能力要求，進而會影響各層面教育目標的設定。顯然，為專業學習和研究提供語言支撐的學術英語要求和為一般日常生活交流服務的通用英語要求是不同的。根據學者研究，外語學習者如想比較順利地閱讀中等難度的文章，1萬詞匯是最低的要求。而其中如有1000個詞是某一專業的詞匯，那么外語學習者在閱讀有關專業的文章時，效率會更高。有人認為，外語學習者如果擁有5000詞匯量，閱讀一般報刊書籍文章的正確率可達59%；詞匯量達到6400，閱讀正確率可達63%；詞匯量達到9000，閱讀正確率可達70%。孫復初曾對美國大學普通數、理、化基礎教材進行統計，發現總詞匯量在12000左右，這是所有自然學科的共核基礎詞匯。掌握這12000詞匯的80%，就可以解決英文專業文獻中的大部分詞匯問題。再掌握一定數量的專業詞匯，就可以比較完滿地解決閱讀問題。可見，一個大學生只有具備10000左右的詞匯量才能達到有效開展專業學習的英語能力要求。正因為如此，日本規定中學生需掌握約6000個詞，大學還應掌握7200個，共約13200個詞；俄羅斯中學生要掌握9000個詞，非英語專業大學生要求掌握的詞匯總量為15500個。

1932年頒布的中華民國《高中英語教學大綱》對詞匯量的要求是8000。正是大學新生的高水平英語保證了當時的高校能普遍直接使用世界最先進的教材，引進世界一流專家授課。《光明日報》曾載文說，“在20世紀40年代，國立中央大學物理學課本是英文原版教材。不掌握英文就無法上課，留洋歸國的教師和外籍教授多會用英文授課，學生們要聽得懂英文，看得懂課本才能上課，記筆記也是用英文。英語不是專門的課程，而是學生們學習的工具”。正因為教學與科研與世界一流水平直接接軌，到了1934年，當時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等都擠進了世界名校的100名前（現在的清華和北大都在200名后），在北京形成了世界名校群，培養了如楊振寧和李政道等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中國大學英語效果不理想

大學英語出現“投入多”但“產出少”的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30年來大學英語教學的詞匯要求始終停留在4500左右，盡管最近幾年大學新生的詞匯量已達到3300的平均水平，上海等省市大學新生已經達到4500。可見多少年來大學英語教學始終在較低水平上重復。

4500單詞量是低水平的英語，遠遠不能滿足專業學習的需要。李蔭華在評論大學英語四級詞匯要求時說的，“這個數目是制定大綱的同志們在約莫10年前根據當時各方面的情況確定的，當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總感覺這個數字過低，至少對文科學生來說，若要具備獲取所需專業信息的能力，這樣的詞匯量是相當不夠的……我一直認為我們現在的大學生應該有1～1.5萬的單詞量”。

再以閱讀要求為例，大學英語四級的閱讀速度要求是每分鐘70-100詞，但是這個要求根本無法勝任專業文獻的閱讀要求。根據Leeuw等人的研究, 英美大學生的平均閱讀速度是每分鐘230-250詞，低于230詞是屬于比較慢的。語言學家們對母語為非英語的學生劃定的評估標準是: 60 詞/分鐘——非常慢, 80 詞/分鐘——慢, 120 詞/分鐘——一般, 150 詞/分鐘——快, 180 詞/分鐘——非常快。按照這個標準，大學英語對閱讀的要求實在太低了。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大學生即使通過了大學英語四級考試，他們也無法進行有效的專業文獻閱讀。

如果大學生學習英語的目的不是為了給老外指路，不是為了出國旅游和移民，而主要是為了在專業學習和未來工作中能汲取專業信息和交流專業信息，大學生需要的就不僅是能用于一般社會交往的聽說能力，更需要用英語聽講座、參加國際學術交流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過閱讀有效地汲取專業信息、通過寫作有效交流和傳遞專業信息的能力。在這一點上日本人做得非常好。日本文部省制定的《培養能用英語的日本人行動計劃》對全體國民和大學生的要求就是有區別的。”根據李雯雯等人的研究，對一般國民的要求就是“培養‘能使用英語的日本人’，全體國民應具備使用英語進行日常會話和簡單信息交流的能力”，但對大學生的要求“是進一步提高專業人士和從事國際社會活動人士的英語能力，使他們能夠在專業領域內熟練地使用英語。

許國璋曾經批評 “大學的公共外語，效果很不理想。過去我們沒有提出向外國學習現代科學文化的口號，而大學科技專業也并不把閱讀外文科技資料列為強制性規定, 難怪公共外語作用不大”。他指出，新形勢“給我們外語教學提出了一個新的任務。這一新的任務是不是可以這樣概括：以外語為工具, 學習世界上科學文化知識”,“為各行各業既通外語又通本行業務, 能夠用外語直接汲取我們所需要的科學文化知識的人材。只有這樣做我們的外語教學才真正有利于四個現代化”。

盡管許國璋是對上世紀大學外語教學的批評，但近40年過去了，他批評的這種情況今天依然如故，并沒有得到任何改變。許國璋認為，外語教學應能做到在重點大學內學生入學時的外語水平就能看專業外語書刊，在畢業時做到讀聽說寫俱會, 真正能夠使用外語作為研究與國際交流的工具。

但由于外語教與政策的分歧，他的愿望至今未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