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臺灣“中央社”等多家臺灣媒體報道，11月28日，孫立人將軍舊屬、親友等在臺灣佛光山臺北道場舉辦孫立人誕辰115周年紀念活動，通過法會、座談會和展覽緬懷孫立人。

現任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佛光山開山宗長星云法師等均出席此次活動。

抗日戰爭期間，孫立人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武漢保衛戰等重要戰役，戰功顯赫。尤其是1942年4月，孫立人率中國遠征軍在印緬戰區與盟軍并肩奮戰，擊潰數倍于己的日軍，解救英軍7000余人。

在11月28日的紀念活動上，馬英九表示，孫立人將軍一生自律、治軍嚴明，且文武全才，其在印緬戰區指揮的仁安羌大捷和反攻緬北，不但讓中華民族贏得英、美等國的尊重，也為之后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光復臺灣產生重要影響。

“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成果。”馬英九如此評價道。

此外，馬英九還在致詞中表示，孫立人1955年因為下屬“郭廷亮案”遭到軟禁，政府希望透過追思活動，彌補他后半生所受的委屈。

而早年來臺時曾受孫立人將軍照顧的星云法師，則在現場回憶了他與孫立人夫妻的往來故事。星云法師表示，孫立人對中華民族貢獻很大，兩岸中國人都應感謝他。

當天，來自兩岸和海內外的孫立人親友、舊屬、抗戰老兵等500人出席紀念活動。孫立人長子孫安平接受中新社采訪時說，在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70周年之際，舉辦孫立人誕辰115年紀念活動，希望讓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了解歷史，鑒往知來。

臺灣著名作家李敖認為，“孫將軍是國民黨集團中最杰出的將領，學歷之深，無人可及；練兵之精，無人可及；戰功之高，無人可及；身上彈孔之多，無人可及；國際性聲譽之隆，也無人可及。”此說法雖有些絕對，卻也凸顯了孫立人的赫赫戰功。 

出身書香世家，家學淵源深厚

1900年，孫立人在其原籍安徽舒城的鄰縣安徽省廬江縣出生。他能在抗戰中取得如此功勛，與其出身背景和家學淵源都不無關系。

孫立人，字撫民，號仲能。其父孫熙澤，為光緒甲午科鄉魁，官登州知府、山東省高等審判廳廳長、總統府咨議，為北洋政府皖系段祺瑞的重要文職人物。后從事教育，曾任北平中華大學校長。

根據一些學者的考證，孫立人的血脈中浸潤著兵家孫氏、桐城派國學及近代淮軍等多重營養。

據光緒十一年（1885）《續修廬州府志》記載：“舒城孫氏，原出休寧縣，遷舒城東鄉三河鎮南岸者，自貢生正仁始。其后子孫以科第起家，蔚為望族。”

此志中的正仁，即清雍正年間貢生孫正仁，為舒城孫氏“遷舒始祖”。孫氏成為書香之家，也是從孫正仁開始的。

在此之前，孫家的傳統是武學和軍事。

據孫熙澤《龍舒孫氏宗譜》和孫新俊《重印龍舒孫氏宗譜序》，舒城孫氏緣起于戰國時期著名軍事家孫臏，傳至四十世孫萬登，舉家遷于徽州休寧縣。

孫萬登為武將，在唐懿宗咸通年間（860-873），官至金吾上將軍。唐亡，孫萬登無主可從，遂引軍循贛東入皖，屯于徽州休寧。后傳至孫氏遷徽第三十三代孫正仁，又舉家遷居廬州府舒城縣。

包括舒城在內的皖西南地區，曾是清代太平天國運動的主戰場之一，龍舒孫氏又因此與崛起于此地的清末重要軍事力量淮軍產生了密切聯系。

發跡于民間團練的淮軍，從廬州府地區走出了諸多晚清重臣和軍事將領，文臣如李鴻章，武將如丁汝昌、劉銘傳等。

具體到孫立人，其曾祖父孫觀即為淮軍重要成員，曾任直隸布政使。孫立人大伯孫浤澤也在劉銘傳撫臺時延為幕府重要成員，劉銘傳的重要奏稿多出自其手筆，后任臺灣滬尾海關監督。而孫立人原配夫人龔夕濤為合肥龔家小姐，合肥龔家亦名門望族，晚清上海道龔照瑗屬淮系重要成員。此外，孫立人堂兄孫樹人還娶了劉銘傳的孫女為妻。

如果說宗族譜系和淮軍淵源對孫立人的具體影響很難考證，那么幼時人文環境特別是師長親友的言傳身教，則在他的成長之路上烙下了實實在在的印跡。

孫立人出生之時，有清一代最大的文學流派桐城派雖已走向衰落，但300年的歷史積淀與傳承猶在。加之廬江與桐城地理毗鄰，桐城派文人對孫氏家族影響很大，其家族與桐城派作家淵源深厚。

1906年，6歲的孫立人開始接受啟蒙教育，其蒙師宋執中即為當地名師。1930年，孫立人之侄孫克寬在安慶結婚，主婚者也是桐城派的大師姚永樸。

孫氏家學尚文重教，孫熙澤和宋執中對孫立人都要求極嚴。

他每天早起學新課，午后寫大小字，背誦唐詩，晚上溫習上午的課。孫立人后來回憶：“我6歲入家塾，起居飲食，與先生在一起，都有一定的規矩。同時我的父親，管教極嚴，在子女幼時，即加管束。常對我們說‘坐有坐樣，站有站樣’，絕對不許隨便，尤其不準子女說謊罵人，如果犯了，就要撕破口，至滴血不止。”

父親孫熙澤對孫立人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但這不僅僅出于父子之情和他的孝順：孫立人帶兵之后，專門請孫熙澤為部隊軍歌撰寫歌詞。從稅警總團時代開始，這首歌一直跟著孫立人，并最終成為中國最具戰斗力、全美式裝備、戰功赫赫的新一軍軍歌。

在嚴父名師的教育督導下，孫立人很快就熟讀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進而四書五經、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

3年后，因孫熙澤赴山東任職，9歲的孫立人也一同前往，被送進一所德國教會辦的高等小學學習。

少時被欺，立志從軍報國

1909年至1914年，孫立人在山東度過了5年。而這5年中發生的一件并不大的事情，或與孫立人形成他的價值觀及至其投身軍界、從軍報國有著莫大關系。

全家遷到青島（當時被德國占領）以后，一天清晨，孫立人在海灘上撿五彩石頭。三個德國小孩看到了，想要，孫立人當然不給，卻沒想到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直接搶過去了。孫立人找他們理論，這三個德國小孩不僅不理睬，反而轉過身來，狠狠地打了孫立人兩個耳光。

這么一件看似并不太大的事情，卻給孫立人內心以重創，并促使他的人生志向開始萌芽：國弱就會被欺負，要想有尊嚴，個人就要有強健的體魄，國家則需要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晚年的孫立人在接受臺灣新竹清華大學訪談時，回憶至此，仍然憤懣地說：“他們完全以主人對奴仆的態度對我，這件事是我終生的一個恥辱。雖然他們都跟我差不多大，但他們有三個人，而且我是在避難，沒法子反抗，只能在心里恨……那時起，就私下決心要把自身貢獻給國家，將來要想法使中國富強起來，使中國人做強國的國民，不再受人欺侮。”

立下志向的孫立人于是更加奮發圖強。1914年，他以安徽全省第一的成績考取清華庚子賠款留美預科。當年和他一同進入清華的少年，還有聞一多、梁實秋、吳文藻、吳國楨、梁思成等日后知名人物。

孫立人對時任清華校長周詒春“四育并重”的教育方針特別認同，并愛上了體育。他認為只有強健的體魄才談得上為民族為國家做出貢獻，于是參加了校籃球、足球和手球隊，尤其擅長籃球，還被選入國家隊。

1921年5月，在上海舉行的第三屆遠東運動會上，由他擔任主力后衛的中華籃球隊一舉奪得冠軍，這對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來說尤為可貴。

兩年后，孫立人經考試獲得赴美公費留學資格，被錄取至普渡大學土木工程系。孫立人本試圖報考軍事，但和父親談起這個愿望時，孫熙澤一直認為他小時身體底子薄，只適合學醫，根本不同意他學軍事。孝順的孫立人拗不過，只得屈服。

赴美之前，孫熙澤專門和孫立人到照相館拍了張合影。馬上就要遠渡重洋了，“知子”的孫熙澤并不擔心兒子在外面會被帶壞，并對他寄予厚望。

孫熙澤特意撰寫了一篇臨別贈言，刻在一方端硯上，讓孫立人帶在身邊，要他牢記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并作為座右銘。

1925年6月，孫立人從普渡大學畢業，獲得工程學士學位。這時他從軍的熱情再度爆發并再也壓抑不住：通過中國政府保送，他進入有“南方西點”之稱的美國弗吉利亞軍事學院。

弗吉利亞軍事學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簡稱VMI）創立于1839年，位于美國弗吉利亞州萊克星頓市，課程以工程為主，旨在為軍隊培養優秀軍官，二戰時期的美國名將馬歇爾、巴頓、史迪威等均出自該校。

弗吉利亞軍事學院以管理嚴格聞名。當時有一傳統，即新生入校要受嚴格的管教，而管教的方式就是老生以打人來教育新生養成服從和規范，絕對服從，絕對盡職，絕對誠實。但由于有父親“弘毅”的教導，孫立人根本沒有把這些嚴苛的規矩放在心上。

軍校承認孫立人在普渡大學取得的學分，所以他入校即直接讀三年級，并于1927年夏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

弗吉利亞軍事學院給孫立人的畢業評語是：稟賦優異，超越同儕。他不多言，但仁慈溫順，尊敬長官，對人誠實友善……有男兒志氣，肯負一切責任，我們堅信他將成為一位卓越的軍人。

弗吉利亞軍事學院對孫立人的這一評價，十幾年后即在緬甸的戰火硝煙中得到證明。

孫立人也覺得在軍校收獲很大。“我在弗吉利亞軍校兩年，在學科方面對于戰史及戰術作業最感興趣，同時我也將我國的孫子兵法介紹給同學，他們也都感到很有興趣。自認為最有益的，卻是把那種的訓練，以及千奇百怪的苛虐，將我的性情磨煉下來。”

領軍稅警總團，淞滬會戰重傷

美國學成之后，孫立人毫不猶豫地選擇歸國，并在一番歷練之后迎來了他轟轟烈烈的軍事生涯。

不過，剛走出校園的孫立人并不是急匆匆地回國建功，而是在時任中國駐美大使施肇基的鼓勵下，利用回國時機，繞道游歷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瑞士、奧地利、捷克、波蘭和蘇聯等國，考察諸國軍事設施，為自己將來統兵增長見識，開拓視野。

1928年6月，孫立人抵達大連，再坐海輪經上海回到家中。面對父親，他堅定了執著于軍事的志向，并拒絕了孫熙澤托老鄉馮玉祥將軍照顧的好意，走上了靠自己闖蕩軍界的道路。

現實中的中國軍界極為復雜，政治派系紛繁其間。孫立人雖曾先后投奔長沙騎兵團、中央黨務學校、陸軍教導隊、憲警教導總隊、海陸空三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等軍事單位，并被其中一些機構重用，但面對其中的黨派紛爭和舊軍閥氣息，他一次次選擇離開。

作為一位同時深受中國士子文化和西方現代軍事教育影響的職業軍人，從軍報國，他要的是正道直行。

恰在此時，他聽說宋子文在組建稅警總團，而同樣有美國教育背景的宋子文對他也很欣賞，遂任命其為特科兵團（后改為第四團）上校團長。

稅警總團的主要職責本是維持國民政府財政部的征稅秩序，但孫立人的眼光卻從未局限于此。

帶兵之初，他就開始給官兵們灌輸這樣的理念：“日本人有侵吞中國領土的野心，希望全體官員要立定決心準備抗日。參加稅警團不是僅來抓走私的鹽販子，我們應該是一支衛國的部隊，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念，我們要上下一心，苦練本領，勇敢善戰，隨時準備迎擊日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有感于當時日本虎視眈眈的局勢，孫立人覺得一支軍隊必須有衛國意識，有軍魂引領。

于是，他請父親孫熙澤為部隊寫了首歌詞，請音樂家應雪痕譜曲，以此作為第四團軍歌來凝聚軍心。歌詞的主旨是號召官兵為民保障，為國棟梁，矢志救國，效命疆場。為了達到這一切實現這一切，每位官兵都要臥薪嘗膽，鍛煉筋骨，提倡道德，牢記規章。

這首軍歌內涵豐富，旋律鏗鏘激昂，振奮人心，故而從第四團開始，一直唱到中國遠征軍新38師，唱到新一軍，從淞滬戰場唱到滇緬邊疆。

孫立人還特別重視部隊的軍事訓練。他十分珍惜官兵的生命，體恤士兵如兄弟。在他眼中，那種平時不努力訓練部隊，到戰時就強令士兵作戰的行為，等于平白葬送部隊葬送士兵的生命，是最不可寬恕的事。

這一背景下，孫立人開始了他軍事生涯中的第一次練兵。

練兵地點位于江蘇海州南離市區20多里的一塊地方。那里農戶少，不擾民，瀕海靠山，山是丘陵地帶，海邊是一片沒有耕種的荒野，具有班、排、連各種戰斗演習所需要的地形。近海，可以練習士兵游泳，既鍛煉身體，又熟悉水戰技巧。

訓練士兵，孫立人的第一步要求，是每個士兵必須有強健的體魄。他首創軍中體育，既然近海，就把每個士兵都練成“蛟龍”。為了磨練耐力，他提倡官兵平時“打赤膊”，而他自己平時就喜歡這樣參加到士兵運動中來。

射擊和搏擊是一個士兵的基本功。為了激勵士兵精于射擊，孫立人特設射擊技術競賽，每年終全團舉行一次實彈射擊考試，若連續幾年都得到獎金，除按規定每月領取獎金并頒發獎章外，在升遷上也給予優先。全團練習射擊蔚然成風，水平大幅提升。

野外拉練可以綜合訓練并實際考驗每個士兵的各項技能。先是不配備武裝，繼是全副武裝，再是夜間戰斗行軍，同時賦予搜索警戒等任務，最后進行戰備行軍綜合訓練。休息一天后再實施又一輪的訓練。

如此高強度周而復始地訓練，雖然讓官兵們叫苦不迭，但孫立人卻也同官兵日夜同行，吃同樣的苦，行同樣的路，官兵們并無怨言，并讓他們覺得跟孫立人跟對了。其中不少人，從此一輩子跟上了他。

事實證明，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將軍和這樣的訓練，稅警總團第四團才能在即將到來的淞滬會戰中敢于攻堅，打出氣勢，重創日軍。

1937年8月13日，日軍登陸上海，艱苦卓絕的淞滬會戰爆發。

9月28日，在淞滬戰役最為緊要的關頭，稅警總團被調往上海參戰，負責守衛蕰藻浜、大場和蘇州河南岸。

大場戰斗后，稅警總團的兩個支隊司令何紹周和王公亮因指揮不力而被免職，而孫立人則相反地因戰績突出被擢升為第二支隊司令，指揮四、五、六三個團。

在孫立人的有力指揮和第二支隊的堅守下，日軍被阻擋在蘇州河北岸一個多月不得前進，焦躁的同時采取了更為瘋狂的進攻措施。

11月3日拂曉，日軍大舉偷渡蘇州河，孫立人部激戰8小時將日軍趕回，但日軍趁機架設的浮橋未遭到破壞，隨時可以再次渡河。當晚，孫立人帶人趁夜色欲破壞浮橋，不想被日軍發覺并遭猛烈炮火襲擊，全身被炸傷13處，奄奄一息，昏迷三晝夜。

孫立人旋即被送到租界上海體仁醫院。為了保護他，宋子文親書手令貼在病房門外，不允許任何人探視，并吩咐要盡最大努力進行搶救。

最后，孫立人被搶救了過來。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前夕，宋子文又派其弟弟宋子安親自護送孫立人去香港，住進跑馬地養和醫院，請名醫李樹芬悉心診護。

孫立人事后對家人說，那三天好像一直在飄蕩，但記得老太爺（指父親孫熙澤）常常來喊他去吃藥。

1938年2月，孫立人雖然才能下床艱難行走，但仍執意返回內地。他向往前線。

仁安羌救援大捷，一戰登上核心舞臺

孫立人的下一個前線，就是他和新一軍立下不世功勛的中國遠征軍印緬戰場。

開赴緬甸之前，孫立人先后在長沙和貴州都勻展開了他的第二次大練兵。

淞滬戰役后，稅警總隊余部被胡宗南收編。得知孫立人來到長沙，孔祥熙決定再組財政部鹽稅總局緝私總隊，并交由孫立人組建。后因武漢失守，緝私總隊奉命從長沙移駐貴州都勻。

有了海州練兵的經驗，都勻練兵的體系設計更為完備科學，實施政治教育，灌輸愛國思想，孫立人還提煉軍歌中的“義、勇、忠、誠”作為軍訓；突出山地、森林作戰和武裝泅渡訓練。

后續的戰場實踐證明，孫立人此次練兵思想和方式的革新，對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收到了立竿見影之效。

就在練兵初成此時，國民政府正在調派入緬遠征軍，但兵力不夠，又無法再從前線抽調其他部隊，美英考察團提出將緝私總隊改編為遠征軍，并稱贊孫立人的練兵之道與緝私總隊的戰力。于是，緝私總隊第二、三、四團被編為國軍第66軍新編第38師，總隊部人員及其直屬部隊，編為師部人員及師直屬部隊，孫立人擔任師長。

改編后的新編第38師，約11000人，實際到達緬甸約9000人，師長孫立人，副師長齊學啟、唐守治，參謀長張炳言。

新38師作為第66軍先頭部隊，于1942年3月27日開赴緬甸。蔣介石4月5日在梅苗召見孫立人，令其擔任曼德勒衛戍司令。

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是，僅僅兩周后，一次由孫立人指揮并使其一戰成名的經典戰役就迅疾到來。

孫立人剛到曼德勒，日軍西線部隊第33師團就于4月17日將英緬第一師和英裝甲第七旅共7000多人包圍在仁安羌，其中還包括約500名傳教士和新聞記者。

仁安羌在緬語中意為“油河”。日軍如奪取仁安羌，就不僅切斷了在緬甸作戰的中英聯軍的油源，也將大大改善其自身在太平洋戰場和中國戰場的油料供應。而從當時的戰場形勢看，仁安羌處于平滿納西北方向100多公里，日軍完全可以攔腰斬斷平滿納與曼德勒的鐵路，向南構成對中國遠征軍第5軍的反包圍，向北直接進攻曼德勒，直取遠征軍司令部新駐地漂背。

17日中午，英軍斯利姆將軍向中方求援，要求新38師第113團馬不停蹄趕往仁安羌解圍。

孫立人也立即從曼德勒開赴前線，他趕到時，第113團已趁敵不備拿下拼河北岸。

孫立人一邊抓緊時間派出搜索隊，迅速肅清北岸殘余日軍；一邊派出情報隊，趁天還沒大亮、有霧以及混亂，混過河去，對敵人兵力和陣地進行偵察。

斯利姆也跟隨到了前線。接下來的大半天時間里，為確保最佳戰機，孫立人三次回絕了斯利姆的焦急請求。最后一次他在電話里向被包圍的英軍將領斯高特堅定表示，“中國軍隊，連我在內，縱使戰到最后一個人，也一定要把貴師解救出來。”

經過縝密偵察，孫立人向113團團長劉放吾下達了作戰命令，19日拂曉進行攻擊。

激戰持續了十三個半小時，日軍前沿陣地在幾易其手后，最終還是在新38師的強大攻勢下放棄陣地。

仁安羌一役，日軍遺尸1200多具，113團犧牲204人，傷318人，傷亡幾占全團人數一半。

當天傍晚，英緬軍在第113團的掩護下渡過拼河北撤。他們走過113團陣地時，許多人熱淚盈眶，有的甚至走上前來與中國官兵熱情擁抱。

新38師在仁安羌以寡救眾，以少勝多，一掃英美軍人對中國軍隊的蔑視，打出了軍威，也打出了國威。就孫立人來說，其智勇兼備，沉著果斷。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有這樣一條軍事指揮理念：一定要把握最有利的時機，給敵人以精準勇猛的打擊。

仁安羌一役，展現出了孫立人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一戰使之登上了抗戰軍事的核心舞臺。

仁安羌大捷也是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以來第一次主動進攻日軍取得的重大勝利，給危急之中的緬甸戰局帶來了一絲生機，轟動中、美、英三大盟國。為表彰孫立人及113團在仁安羌戰役中解救英軍的重大戰功，英王喬治六世向孫立人頒發了“帝國司令”勛章，孫立人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外國將領。

此外，孫立人還獲得了中國的四等“云麾勛章”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豐功勛章”。新38師副師長齊學啟、參謀長何鈞衡各記大功一次，113團團長劉放吾和各營營長也分別獲中、英兩國政府嘉獎。

然而，由于中英兩國在緬甸戰略目標的不一致和中英聯軍指揮體系的紊亂，盡管取得了同古保衛戰和仁安羌大捷等局部勝利，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仍是以失敗告終，并付出了傷亡慘重的巨大代價。

為最大可能地保護部隊有生力量，在遠征軍失利后撤時，孫立人拒絕了時任遠征軍副司令長官杜聿明經緬北野人山撤回國內的命令，轉而向西撤往印度蘭姆伽。

遠征軍200師和第28師在野人山的遭遇，證明孫立人的決策是正確的。同為黃埔軍校出身的200師師長戴安瀾，就是因為堅決執行其長官杜聿明的命令，而導致包括其自身在內的200師數千官兵大部葬身野人山。戴安瀾也因此成為在緬甸戰場殉國的國軍最高軍銜將領（少將）。

迂回戰術和掃蕩戰法，“叢林之狐”享譽全球軍界

撤往蘭姆伽的孫立人新38師，與新22師及隨后空運至此的補充兵源一起，被改編為中國駐印軍，并在蘭姆伽展開練兵，準備反攻緬甸再次打通滇緬公路。

蘭姆伽練兵，也是孫立人軍事生涯中的第三次練兵。

這次練兵，在美軍所作計劃外，孫立人又自主增強了一些訓練安排。

緬甸的熱帶叢林，一到雨季，到處激流縱橫，孫立人認為士兵們光會游泳是不行的，還必須接受武裝渡河訓練，同時要加強體能訓練和夜間作戰訓練。

因正面防守緬甸的日軍第18師團有“叢林戰之王”之稱。經過長時間休戰，日軍已修筑很堅固的堡壘，拉鋸戰、持久戰將是不可避免之事，故孫立人對體能和夜戰訓練十分重視。

經過半年多時間的高強度訓練，1943年3月，新38師進入野人山，開始了野人山拓路戰。

10月29日，經過8個多月惡戰，新38師打出野人山，第112團還迅疾占領了胡康河谷的北大門新平洋。這意味著中國抗日戰爭戰略反攻的第一槍已經打響，并拉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場對日本地面反攻的序幕。

緬北反攻分四個時段：胡康河谷之戰、孟拱之戰、八莫南坎之戰及收復臘戍等。

四個時段中，孫立人的新38師均是主力部隊之一，而這期間，他的叢林迂回戰思想也被運用得淋漓盡致，并取得了卓越戰果。

孫立人為何要用迂回戰術？這與緬甸的地理特點和日軍的防守部署密切相關。

當時，敵我雙方的總態勢是利守不利攻。北半球的山嶺往往是北峻南緩，日軍此時已經占領兩年，又判斷中國軍隊會從緬北過來，而一年多時間里中美聯軍開筑雷多公路也證實了此點。日軍工事不僅修得相當堅固，而且全是針對北方。

孫立人卻于此不利中發現了有利和戰機。他認為，這種環境使得日軍一開始就失去了主動，把自己置于被動挨打的境地。敵人的據險扼守，層層設防，看起來十分嚇人，但實際上分散了兵力，給中美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使敵人兵力的總體優勢，變成了局部劣勢。隨著敵軍一股股被消滅，最后總體也就失去了優勢。

于是，孫立人受孫子兵法所謂“以迂為直”的啟發，決定對日軍采取迂回戰術，以達到“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戰略目的。

胡康河谷之戰是孫立人在反攻階段的首次迂回。新22師正面猛攻，孫立人則率領新38師迂回到瓦魯班，斬斷其退路。1944年3月8日，日軍第18師團司令田中新一只得帶著殘兵逃走。

3月15日，孟拱河谷戰役打響，此戰中的西通之戰堪稱孫立人迂回戰術的經典戰例。

孟拱河谷是孟拱河兩岸谷地的總稱，全長約230里，被南高江劈成東西兩岸，分布著馬拉關、加邁、西通等重要市鎮。

從瓦魯班逃出的田中新一，在加邁站住了腳，開始收攏部隊，利用地形層層設防，阻擊中國軍隊。

如果就這樣按部就班層層打下去，不僅可能打成膠著戰消耗戰甚至是傷亡戰，而且可能延誤戰機給日軍以喘息之機。

能不能還實行迂回戰法，以打破日軍的鐵壁防守？

依據孫立人自己的回憶，5月19日，“我部攻擊一個山頭，從打死的敵軍官身上，搜得一封信，經判別后確定其真實，并判明兩點：第一是當面之敵，因為傷亡重大，兵力已全部用于第一線；第二是部隊疲憊，士氣消沉。基于這一判斷，我認為可用一團奇兵，去襲擊敵軍后方西通。”

20日上午，孫立人回到前線指揮部，將奇襲任務交給112團。

因是奇兵偷襲，行動必須絕對秘密，所走的路盡是懸崖絕壁人跡罕至之處，重兵器自然不能攜帶，也不能燃火燒飯，每人只能隨身攜帶四日份的干糧。

行動的第二天，天就下起了大雨。雖然部隊的行動更加困難，但112團仍然提前一天趕到了西通。

在空投彈藥與山炮的支援下，攻占了西通的112團隨即向公路兩端展開，至27日占領公路沿線達4公里，并摧毀了日軍在當地的所有通訊聯絡運輸補給指揮機構。西通是日軍在孟拱河的物資總屯積區，到29日，112團即繳獲日軍155毫米生榴彈炮四門，滿載械彈的大卡車75輛，騾馬500多匹，糧彈倉庫35座，汽車修理廠一所，彈藥糧秣不計其數。

西通偷襲的成功，不僅使孟拱河谷日軍的糧彈大部為中國軍隊所有，加邁至孟拱的交通線更是被新38師完全切斷，加邁及其以北地區的日軍，統統陷入了彈盡糧絕的境地。日軍從加邁至馬拉關60多里的堅固陣地，也開始從根本上動搖。

如果把日軍從馬拉關到孟拱的陣地比作一字長蛇陣，加邁是蛇頭，孟拱是蛇尾，西通則是它的七寸，112團恰好掐住了它。這條大蛇開始被斷成兩截，剩下的僅是徒然掙扎。

當時有人評價，西通的孤軍奮戰，對于中國駐印軍全軍以及全戰役都有決定性的影響，某種程度上看這一說法并不為過。

西通之戰后，不僅孫立人對迂回戰術屢試不爽，其他部隊及更大作戰單位也常借鑒這一打法，以及孫立人后來新創造出的“掃蕩戰法”。

1945年1月28日，中國駐印軍與滇西遠征軍在中緬邊境的芒友壩子勝利會師，中緬印公路和油管實現徹底貫通。3月30日，新一軍第50師攻占了曼德勒東北的喬梅，勝利結束緬北反攻的所有作戰任務。

此前的1943年2月，蔣介石在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下增設新編第一軍的編制，將新38師和新22師從第66軍和第5軍中劃出，撥歸新一軍建制，以鄭洞國兼任軍長，孫立人為副軍長兼任新38師師長，廖耀湘仍為新22師師長。

及至1945年3月，中國駐印軍已經增加到5個師，除了原新一軍的兩個師，第14師、第50師和新編第30師也來到了緬北戰場。為理順建制，統籌戰力，打下密支那后，根據中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以新22師和新38師為核心，將這5個師編為兩個軍：新編第一軍和新編第六軍。新一軍軍長為孫立人，轄新38師和新30師；新六軍軍長由廖耀湘升任，轄新22師、第14師和第50師。

至此，深深鐫刻著孫立人印跡的國軍新一軍番號正式打響，孫立人也走上了其職業軍事生涯的巔峰。比照“沙漠之狐”德軍元帥隆美爾，孫立人也開始以“叢林之狐”的名號享譽全球軍界。

綜觀前后兩期攻勢作戰，新一軍先后擊潰日軍第二、第十八（曾補充15次）、第四十九、第五十三、第五十六等五個師團和三十四獨立旅團，及其他特種兵部隊（共17萬多人），占日軍緬甸方面一半的兵力。殲敵33082人，其中包括兩個聯隊長；傷75499人，俘虜大尉以下官兵323人；繳獲步槍7938支，輕重機關槍643挺，大炮186門，汽車552輛，火車頭及車廂453節，坦克車67輛，飛機5架，占領倉庫108所，獲得金屬器材兩萬余噸，占領公路646英里，鐵路161英里，解放被日軍占領區域5萬平方英里（近13萬平方公里）以上。

對于中國遠征軍特別是緬北反攻的重大歷史意義，2014年9月1日發行的《人民日報》曾如此評價：這是中國“支持周邊國家抗日，努力承擔大國責任”的體現。中國軍隊的海外作戰是盟軍反法西斯作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抗戰史上寫下了光輝而獨特的一頁。從1943年末開始，以中國駐印軍為主體，盟軍發起緬北反攻作戰。這一作戰也是盟軍在亞洲大陸的最早反攻。它不僅打通了中國與盟國間的交通線，也從戰略上給印緬戰區和太平洋地區的盟軍以巨大支持。中國遠征軍的海外作戰，大大緩解了太平洋戰場反攻的壓力，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聲望，有力地支援了對日作戰和東南亞人民的抗日斗爭。

這一評價，其中也包含著對孫立人率領新一軍反攻緬北取得勝利的肯定。

具體到孫立人身上，可以說他打響了中國抗日戰爭戰略反攻的第一槍，特別是緬北反攻首戰所取得的勝利，鞏固了中國當時剛剛爭取來的大國地位。他還是殲滅日軍和收復失地最多的正面戰場將領，一個個以少勝多、以較小代價殲滅更多日軍的經典戰例，特別是與正面戰場許多“慘勝”的戰例相比，尤其令人欽佩。

受累“匪諜罪”被軟禁33年，病逝20多年后獲平反

物至極必反。因性情耿直，“不懂政治”，特別是其美國軍校出身，始終得不到蔣介石的充分信任并受到黃埔系打壓排擠，緬北戰役一結束，孫立人就開始走向下坡。

國民黨敗退臺灣后不久，孫立人又因對下屬“匪諜罪”失察而被逼辭職，此后一直被軟禁到1988年蔣經國去世才得以恢復自由。

緬北戰役后不久，應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邀請，1945年5月至7月，孫立人從印度加爾各答飛赴歐洲，考察和觀摩歐洲戰場，以便為將來中國戰場中美軍隊的對日協同作戰進行參考。

1945年8月，新一軍籌劃反攻雷州半島，迅速打通海口，接應美軍登陸。就在此時，日本宣布投降，新一軍的任務變成駐防廣州、東莞，占領香港，警戒廣九鐵路沿線及以西地區，并接受日軍投降。

9月16日，國民政府在廣州舉行華南日軍投降儀式。就是在這個儀式上，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孫立人獻上了他那把有著600年歷史的日本皇家傳國指揮寶刀。

受降典禮一結束，孫立人立即著手籌建新一軍公墓，公墓選址廣州白云山麓馬頭崗之陽。

為修建公墓，孫立人動員全師官兵捐出一個月的薪餉。新一軍有三個師外加一個直屬單位，合共5萬多人，每人捐出一個月的薪水，向廣州市地政機關購買了馬頭崗10.05公頃的土地。得知修建新一軍犧牲將士公墓，廣州一眾賢達又主動捐獻了約合35.5公頃的建設用地。

1947年9月6日公墓落成，孫立人主持公祭大典。他臂纏黑紗，胸佩白花，神情凝重地站在碑前宣讀祭文：“余忝長軍奇，于奏凱歸來，招魂隨旆，同返中原，永享春秋，長安窗夢。追憶患難之情，思英靈而何極，悠悠天地，可與垂庥。”

孫立人還為安葬在此的4543名新一軍烈士送上了挽聯，聯書：“立馬望南方，故壘迷離，每懷野火殘烽，戰血長隨伊水碧；提師歸故國，瘡痍滿目，忍看孤兒寡婦，憂思獨共白云深。”

在公墓紀念塔東側，孫立人也為自己預留了一塊長3米寬1.5米的墓地。他曾留下遺言，“死后不進國家忠烈祠，要與印緬抗日戰亡將士葬在一起。”

公祭儀式也是孫立人以新一軍原軍長的身份，在大陸的最后一次公開露面。

此前，因與時任東北保安總司令，也就是他在緬甸時就曾拒絕執行其命令的杜聿明意見不合，孫立人被蔣介石解除新一軍軍長職務，從此正式遠離一線戰場，再未踏足。

新一軍軍長職務被免后，蔣介石以孫立人“打仗不行，練兵還行”的理由，任命孫立人為陸軍副司令長官兼陸軍訓練司令官，派到臺灣鳳山訓練新軍。

這是孫立人一生中第四次練兵，也是最后一次。

孫立人還是一如既往地用心。短短四五年，他共訓練軍中干部達466342人，比較全面地培訓了去臺各方面的軍官，穩定了軍心，適應了當時兩岸軍事對峙形勢的需要。

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日趨沒落，蔣介石開始加強臺灣的統治。

1949年8月，孫立人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司令長官兼臺灣防衛司令。

不過對使用孫立人，蔣介石一直心存疑慮，他在日記中寫道：“對任用孫立人為臺灣防衛司令，亦頗費心力，此乃用之政策，屬辭修（即陳誠）信任之。”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北復行視事，任命陳誠擔任“行政院長”，周至柔為“參謀總長”，桂永清為“海軍司令”，王叔銘為“空軍司令”，孫立人升為“陸軍總司令”，掌握臺灣軍事大權。

來臺后，經蔣經國提議，蔣介石同意在軍中推行任期制，兩年一個任期。兩年后的1952年，孫立人繼續擔任“陸軍總司令”。

孫立人將“陸軍總部”與“臺灣防衛司令部”合二為一，兼理臺灣防衛事務。

1954年，因兩蔣對孫立人的猜忌日益加深，孫不能再擔任“陸軍總司令”，被調任“參軍長”。

最終，因臺灣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兩蔣對其的猜疑達至頂點，也是為了鞏固手中權力的需要，孫立人于1956年因對下屬“郭廷亮匪諜案”負有失察之責，被逼辭去“參軍長”職務，并于當年8月開始被限制行動自由。

孫立人未曾料到，自己戎馬近30年卻換來了這樣的結果，更未料到的是，他這一被軟禁就是33年。

也許是他的遭遇太不公道，被軟禁前后，命運開始從另一方面補償孫立人：天道人倫。

早在1919年，孫立人就由父輩安排，同在北京任職的合肥舉人龔師彥的女兒龔夕濤結婚。時值“五四”新潮洶涌之時，男女青年向往自由戀愛結婚，孫立人胸中自然也充溢著美好的向往。但那一代人仍肩負著傳統的負擔，當傳統裹挾著親情而來，他們只能妥協。孫立人雖心中不甘，但也只能在婚后“逃”回學校，龔夕濤也一直未能生育。

十多年后，在憲警教導大隊任職期間的1930年10月，孫立人還是沖破了父親的阻攔，在上海和張晶英結了婚。

但孫立人和張晶英結合后，也一直沒有子女。張晶英認為這是自己的原因，于是一直想著如何補償對孫立人的“虧欠”。

孫立人初來臺灣練兵時，陸軍訓練司令部在屏東中山路替他找了座西式洋房作為公館，又找了位漂亮的鄉下姑娘張梅英來替他料理家務。

張晶英1948年底來臺后，一直住在臺北南昌街的孫公館，并一心沉迷佛法。為彌補孫立人的“遺憾”，她和張梅英結為姐妹，并由其做主把孫立人和張梅英撮合到了一起。

1952年，孫立人和張梅英結合。當年，孫立人的長女孫中平出生。

就在“郭廷亮匪諜案”發生后不久，孫立人長子孫安平出生。此后，張梅英又為孫立人生了一兒一女：次子孫天平，小女孫太平。四個兒女的名字寄托著孫立人“中國安定，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

孫立人四位后人的具體情況是：

長女孫中平，1952生，美國康乃爾大學材料工程博士，現任職于臺灣積體電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職務為副總經理。

長子孫安平，1955生，臺灣清華大學物理學碩士，美國南加州大學材料工程碩士。現任職于美國硅谷。

次子孫天平，1957生，美國維拉諾瓦大學電子計算機工程碩士，美國威廉瑪麗學院工商管理碩士。現任職于臺資企業漢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職務為區域總監。

小女孫太平，1958生，美國杜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后研究。現任職于杜克大學，職務為教授。

自1956年至1988年，孫立人被臺灣當局軟禁33年，直至蔣經國去世才得以恢復自由。

這30多年里，原本征戰沙場的“叢林之狐”被困在臺中寓所。失去自由的孫立人，只得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寄托在教育子女和養花種樹上。

孫立人從軍后，其原配夫人龔夕濤在老家一邊伺候公婆，一邊幫助他們料理家務和田產。抗戰爆發后，龔夕濤也參加了抗日運動，曾任合肥青龍場婦女抗日動員會理事長，動員婦女組織起來支援抗日。新中國成立后，龔夕濤同其兄龔意農生活在一起。中共安徽省委原書記曾希圣曾提出把龔夕濤安排到省文史館擔任館員，被龔意農婉言謝絕。1981年2月，龔夕濤在合肥病逝。

得知龔夕濤去世的消息后，孫立人十分悲痛，他說：“我一生沒有做過違心事，就是虧待了前妻龔夕濤。”他和張晶英、張梅英商議，將長子孫安平過繼給龔夕濤，承祧為嗣子，又于農歷七月十五中元節，在臺北善導寺請法師連續三天為龔夕濤誦經念佛，超度亡靈，同時要孫安平祭拜龔夕濤。

恢復自由后的孫立人已達88歲高齡，身體開始衰弱。1990年11月19日，孫立人在臺中的家中安詳離去。

12月8日，孫立人公祭儀式在臺中殯儀館舉行，祭拜者一萬余人，場面極其隆重悲戚。蔣宋美齡敬獻花圈，陶百川書寫了“忠義昭著、公道伸張”八個大字，一群大學教授打出了“中國軍魂”的挽幛。新一軍舊部，第四軍訓班、幼年兵總隊官兵及學員生，均行跪拜禮。

2010年，在以故居為基礎修建的孫立人將軍紀念館揭幕式上，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一番“懷著感恩和歉疚”的談話，被臺灣輿論解讀為孫立人在形式上正式平反。

2014年7月，臺灣地區監察機構又通過公布“郭廷亮匪諜案”調查報告，間接為孫立人平反。

從名義上看，事隔半個多世紀之后，孫立人終于獲得了清白。

孫天平告訴澎湃新聞，一次與父親單獨散步時，他曾問過父親，“蔣介石初到臺灣時，手無實權，還因為做了那么多壞事受到國內外輿論譴責，您怎么沒把他抓起來？”

“他沉思了很久，但一直沒有回答。”孫天平說。

（本文除地圖外其他圖片和主要史料均來自安徽省政協文史研究室副主任陳勁松擬出版新書《孫立人畫傳》，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