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每年一次的氣候大會視為線路規劃，下面三次會議無疑是最關鍵的節點。

1997年——氣候變化京都大會，《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獲通過，它規定從2008到2012年期間，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2%。

2009年——氣候變化哥本哈根大會，商討《京都議定書》一期承諾到期后、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減排協議，然而大會僅達成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

2015年——氣候變化巴黎大會，所有簽約國將爭取在巴黎大會上統一意見，達成2020年后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并適用于各方的”的協議。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一次締約方會議（COP）于1995年在德國柏林召開，20年來，劇增的碳排放量導致的全球變暖對人類造成的威脅已被證實，而一份讓近兩百個締約國滿意的減排協議卻仍在路上。

被譽為二戰之后最為重要的國際會議的氣候變化哥本哈根大會，達成的結果卻被稱為 “距離完全失敗只有一步之遙”。

此次的巴黎大會能否避免重蹈覆轍？

哥本哈根大會的前車之鑒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于1992年6 月4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首腦會議上通過。

此次會議雖明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并未對與會各國具體的減排指標做出硬性規定，所以各國決定定期召開締約方會議，進一步協商各國承擔減排義務的問題。

每一次會議，“博弈”、“角力”等字眼常見報端，而在哥本哈根大會歷時13天的談判中，會議曾幾度陷入膠著和僵局，其中，主要分歧仍集中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減排問題上。

會議上，一些發達國家雖然提出了自己的減排目標,但大都有附帶前提條件,即要求發展中國家也要承擔強制減排義務。歐美合流、發展中國家分化的趨勢日益明顯。

如美國彼時承諾到2012年將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17%，但堅持必須將中國、印度等排放大國也納入行動范圍；歐盟則要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必須制訂強制的減排指標，只有當其他國家一起行動時，歐盟才愿意將中期減排目標提高到30%。

發展中國家則認為，發達國家這種“有條件”的談判立場，沒有區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違背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此外，由于發展中國家也存在排放大國與排放小國，以77國集團加中國為標志的發展中國家陣營內部矛盾公開化。排放量少、生態威脅大的小島嶼國，與排放量大、威脅相較更小的“基礎四國”（中國、巴西、南非、印度）發生正面沖撞。

巴黎大會召開前夕，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對媒體評論道，當前國際社會在實施“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上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如何進一步地與當下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進程相結合，進而形成具有相對約束性的國際應對框架。

聚焦資金：難劃分，更難落實

不管責任如何劃分，減排要落實還得靠資金。在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的大背景下，減排到底需要多少錢？哪些國家來出錢？每個國家應該出多少比例？諸如此類問題，哥本哈根大會上不乏言辭激烈的對峙。

沒有國家愿意承擔破壞大會的惡名,但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上，不愿給出具體承諾。美國代表團甚至公開表示不會給中國提供短期資金援助。

大會召開前，在聯合國框架下用于氣候變化的基金主要有四大塊。第一是“全球環境信托基金”（GEF），總額為43億美元；第二是“氣候變化特別基金”，有9000萬美元；第三是“最不發達國家基金”，1.8億美元；還有“適應基金”，8000萬美元。這些加起來還不到50億美元，而據聯合國公約秘書處估計，2030年之前，發展中國家每年將需要1000億美元應對氣候變化。

根據《國際融資》雜志在會后的梳理，哥本哈根大會的第一天，時任中國政府代表團首席談判代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就在媒體吹風會上為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辯護的同時，態度鮮明地指責發達國家“盡開空頭支票”。

雖然最終發達國家在哥本哈根大會上同意啟動在2010至2012年期間總共100億美元的快速資金，并在2020年達到1000億美元/年的資金支持。但最后的結果卻是解振華一語成讖。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14年12月發布的評估報告顯示，即使能在本世紀末把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到2050年，發展中國家每年仍可能需要2500億至5000億美元的資金來應對氣候變化。

資金缺口是顯而易見的，這也仍將是巴黎大會上無可避免的議題之一。

警惕“草案的戰爭”

哥本哈根大會的第二天，大會主辦國丹麥與一些發達國家商量后推出了“丹麥草案”，并隨著會議的深入，企圖將“丹麥草案”擺到談判桌上，供各國代表討論。這份草案以“哥本哈根協議”為副標題，也被稱為“丹麥文本”。

“丹麥草案”推出后，“基礎四國”準備的草案也隨之流出；太平洋島國圖瓦盧代表小島國正式提交了對《京都議定書》的修訂案；11日，《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長期合作特設工作組的兩位主席分別提交了自己的官方草案。

大會第一周出現的多種草案，被一些媒體稱為“草案的戰爭”。

然而“丹麥草案”一經推出便引來了諸多發展中國家的抗議。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代表77國集團和中國發言的蘇丹外交官盧蒙巴?迪亞平說，這一文件內容是不可接受的，“對發達國家，我要說，這是你們需要的協議，不是我們需要的!”

中文核心期刊《生態經濟》雜志在大會后發表文章稱，《京都議定書》工作組的27頁草案中，關于各國減排目標的表格多是空白，像是等著第二周談判做“填空題”：而長期合作工作組的7頁草案中列出了若干選項，如溫度控制目標是2或1.5攝氏度，發達國家到2050年長期減排目標有75%～85%、80%～95%、超過95%共3個選項，更像等著人們做“選擇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