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有一首歌《水手》里有這樣一句——“說著言不由衷的話，戴著偽善的面具”，唱出了人們生活中最常用的一個隱喻，人在很多時候，都是戴著面具在表演。

莎士比亞曾說，世界是個舞臺，男男女女不過是演員，他們都有下場的時候，也都有上場的時候。英文中的“人格”（personality）一詞，源自于希臘語的“面具”（persona）。這并不是偶然，因為無論在何處，每個人總是或多或少的意識到自己正在扮演一種角色，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互相了解，也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認識了自己。

著名的心理學家卡爾·榮格也提出過人格面具的概念，榮格將一個人的人格比喻為面具，在不同的社交場合人們會表現出不同的形象，也就是戴上不同的面具，因此面具并不只有一個，而人格就是所有面具的總和。

這種人格-面具的看法被大多數文化所接受，無論是戴面具的帥哥佐羅，還是美國漫畫里面蝙蝠俠、蜘蛛俠、鋼鐵俠等各種面具英雄，以及《千與千尋》中的無臉男，都采用了這種二元的人格隱喻——外表與內在、假面與真我。

同時文化中也在此之上，衍生出了很多有趣的人格體系，比如星座理論，將人的各種“假面”的碎片進行拼接融合，試圖通過某一些側面的描述，讓人確信自己真的就是那樣的人，真的就具備那樣的特質。十二星座，仿佛十二個面具，而通過更加復雜的分解，比如什么太陽、月亮等，就獲得了級數的增長，將人類用以概括人格的詞匯全部都納入到這個體系中來，任何一個人是什么樣，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答案。

回到假面-真我的隱喻，在現代社會里，往往會在大多數人心中構造出這樣一種敘事——我是一個獨立的存在，我有自己獨特的思想和個性，我是自由的，我可以表達好惡。但大多數時候，當我跟他人相處的時候，我不能百分之百的表達真我，我需要帶上一個假面，面對不同的人，這些假面是表演，是我為了應對社會關系而裝出來的一種表象，并不是內心真實的我。

由此而來，人們都好像生活的很憋屈，在不同的假面之間不斷的切換。就像有說都市人開車下班到家不想上樓，要在車里坐上一會保持真我。看來這種假面把人們逼的都非常累，那么為什么人們不能用真我來面對這個世界呢？

這時人可能會找出很多理由，真我往往會傷害到別人，也會不利于自己。真我仿佛是一只猛獸，必須要被關進假面的籠子，或者只在獨處的時候讓它出來放風，否則就會帶來諸多的問題。

如果一個人在大多數時間里，都戴著假面，他又怎么確認有一個真我在假面背后呢？或者說他一直戴著假面，又如何能在鏡子里看到那個真我的樣子呢？如果真我如此的不利于人與人的相處，那么我們為什么又讓它存在呢？

關于這些問題，答案會有很多種，亦或是根本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在這些答案中，有一個冰冷又異于常理的解釋，可能會更徹底的解決那些矛盾——人的真我本身就是一種幻覺，我們就是假面，面具之下沒有一個具體的臉，而只是一個空洞的靈魂。

關于“我”，一切可能源自于兒童的某個瞬間，他看到自己的身體，一個被皮膚包裹的完整的身體，一個有別于桌子椅子，有別于蘋果面包，有別于父親母親的存在，他意識到自己就是這個身體，他又意識到自己不僅僅是這個身體，自己寄存在這個身體里，自己可以通過思想發號施令，這就是“我”了。

隨著人慢慢的成長，“我”的概念也越發的清晰，同時“我”與這個世界的沖突也越發的強烈。“我”很多時候變成了一種欲望，變成了動詞“我要”，或“我不要”。孩子要吃糖，不要上學，家長要孩子安靜，不要孩子吵鬧，工作的人要加薪，不要太忙碌等等。

在成年人之間，有一個有趣的游戲，就是說出彼此心中對方的樣子。比如情侶會問，在你心中我是什么樣的？或者進階一些會問你喜歡我什么？這種問題非常難回答，以至于聽到的詞往往非常模糊，你是個善良、大方、好奇又有創造力等等，聽起來似乎是那個意思，仔細再想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妨可以做個心理實驗，當獨處的時候，去回答一個問題，我是誰？這時，在自己熟悉的腦海里，有一個聲音，是這樣回答的，我是某某某，我出生在哪里，我的父母是誰，我在哪里上小學、上大學，在哪里工作，我是做什么的……但這些回答了我是誰了么？這些都是一個個的相對坐標，通過外界的一種東西、一些人、一些事情來確定了“我”，但也沒有說明白我是誰。

在深入問一個問題，我是怎樣的？腦海里那個聲音會說，我是個理性的、冷靜的、內向的、孤獨的人……但這些理性、冷靜等詞，又是什么意思，它們能說明我什么？是我的一種表現？是我的一種特質？是我對自己的總結？還是我的一個假面？

如果拋開所有的敘事，我無法思考“我”，當追問我是誰的時候，一個正常活躍的思維腦海里，浮現的是一系列的回憶，是這些回憶膠片疊加出來的一個模糊形象。如果不借助那種故事化的回憶，“我”就變成了一系列形容詞。當我對“我”想的越深，“我”就越發模糊。

在消費的時代，世界鼓勵年輕人表達自我，鼓勵他們培養自我，鼓勵他們做的跟別人不一樣。那個“自我”究竟是什么？跟別人不一樣就是真我么？在人類世界里，這個不一樣的范圍小的可憐。沒有人能不是別人的孩子，想要在身為人子這件事情上跟別人不一樣，幾乎不可能。也沒有人能夠不吃東西生活，沒有人能不用語言交流，少有人可以離開他人獨活。

只要是在社會中的人，就要接受一個大的社會存在的底線，就是那些人類共同的東西。而所謂個性、真我，只不過是在某些小范圍內的選擇，比如究竟是吃肉還是素食。但這些就能代表一個人的全部、代表他的真么？

不可否認的是，每一個單獨的個體是存在的，因為他們的身體是一個個單獨的。但我們不能說單獨存在的椅子當中，有一個椅子的“他”，所以也不能說，單獨存在的人，就一定有一個人的“我”。

一個有著正常社會思維的“我”，可能不是傳統的那種描述，在身體的司令部大腦里，有一種獨立的“我”在思維著，它決定了我們的一切。通過思維實驗向內探索，我們似乎找不到他。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試圖要承認這個“我”。但我又怎么知道我在思，如果不用語言我們又如何思考，這語言難道不是我們從他人那里學來的么？

或許有人會說，人生來就是孤獨的，在孤獨中才有真我。但設想一下，去除掉一切社會關系，我又是什么？我能用來思考的語言都不復存在了，笛卡爾說的我在的前提都沒有了，我還能以什么形式存在？因為當我們思考“我”的時候，都是一種內省的對話，除卻對話，我無法存在。

在真我-假面這個對立的隱喻中，如果破除了真我存在的執念，那么就只剩下假面了，一種有悖于常理的思維方式從中誕生，我并不存在與我的腦袋中，而是存在與我與他人的每一次交流共同中，存在于每一種關系里，我就是每一個假面，假面之下再無真我。

很多時候，“真我”不過是人用來思考的一種方式，甚至是一個借口。比如面對一個事情，我們會想“真我”不會這么做，但沒辦法，戴著假面的我必須要這樣做。或者真我本心不是這樣的，不得不撒謊。

在社會行為中，真我似乎是一種行為標準，或對自己行為的標尺，真我并不能發號施令，只不過是在行為結束產生效果之后，拿真我來進行評估，如果獲得了好的效果，就是真我的功勞，如果有悖于某些道德、倫理，就會在思維中分裂出一個假面，真我批判那個假面，而自己不承擔過錯。

當放棄對真我的執著，就能獲得一個新的圖景，以替代固有的那種一個人是一個單點的原子圖式。沒有真我并不意味著沒有我，而是將我擴大到每一段關系中，我存在于每一個關系的連線上，而這些關系的集合就塑成了一個我。

就如馬克思所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離開了關系，人無法單獨存在，在口口聲聲說我的時候，實際上就默認了我存在的前提，也就是“他”。如果沒有“他”也就沒必要提及“我”了。

而人們確信的那個對自己行為發號施令的真我，也不過是在社會中習得的認知、觀念、規律、道德的集合，這些內化為一種跟自身經歷結合在一起的敘事，實際上真我不是那個命令的發出者，只不過是我們用自己的語言挑選社會觀念對自己評價的結果。

佛家觀點中，“我執”是煩惱的來源，當放掉“我”之后，就能獲得一種新生。人活著，也不過就是些想法，當破除掉那個真我的幻象之后，在一切關系中確定我，并接納每一個假面，不去給自己的行為找借口或下評價，而是在連續的個人體驗中，將所有的我的殘片統合起來，不因為某些事做錯了而排擠掉那個我，也不因為后悔惋惜而之執迷于那個我。

薩特說，他人即地獄。那么我也必然跟他們生存在地獄中。破掉真我，我就是在生命的各個時間節點，各種關系中的無所不在，他人與我，共同塑成這些我，我跟他人同在，我變成了我們，我希望在天堂，那么就帶他人一同到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