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儒教：康有為的“孔教”主張能否成為現代化“思想資源”？

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考晚清變局中古今中西遭遇下的重大命題。其中，一批儒家學者試圖從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國現代化的思想資源，而他們的討論逐漸集中到儒家尤其是康有為身上，而康學中的“孔教”論又受到了較多的關注與推崇。

1912年10月，康有為授意其學生陳煥章在上海成立了孔教會，以“昌明孔教，救濟社會”為宗旨。次年10月，在《天壇憲法草案》中，孔教差一點成為國教，但招致多方批評，最終迅速衰敗。孔教會雖然已是百年前的陳跡，但當前國內儒學復興浪潮中也出現了某些宗教化傾向，在此背景下，《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和澎湃新聞周日發布了一組專題文章， 對儒教和康學進行了深刻反思。

李天綱談孔教會的興衰

李天綱在分析孔教會建立的原因時指出，在辛亥革命前十幾年，康有為就有了定道統、建教會，當教主的想法，甲午戰敗后清政府遭遇空前危機，康有為鼓吹建立孔教會來實現“保國、保種、保教”。而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社會出現的信仰真空和由此而來的“宗教熱”也是孔教會得以成立的基礎。

李天綱指出，康有為想要學習西方，建立政教一體的帝制。他理想中的先進國家既是帝制的，有一個“虛君”做國家元首；也是教會的，有一個“教主”（素王）管理道德。 李天綱認為康有為確實心系家國天下，但公心之下藏有一個大的私心。而袁世凱的皇帝夢和康有為的教主夢兩相配合，1913年9月，袁世凱贊助康有為，在山東曲阜舉辦“第一次全國孔教大會”。會后，康有為擔任孔教會總會長，儼然成為孔教教主。同年10月31日完稿的《天壇憲法草案》第十九條下出現了“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條款，陳煥章隨之向袁世凱上書——《請定儒教為國教》。

在當時的知識界，除幾個今文學家贊同“孔教”主張外，本就沒有人支持康有為的孔教主張。“定儒家為國教”遭到袁世凱政治顧問馬相伯、章太炎的堅決抵制，知識分子們一方面不承認“孔教”有宗教性，另一方面指出康有為模仿的“政教合一”之“國教”，在歐洲憲政民主的國家已經不存在了。1916年以后，儒教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關于孔教會衰敗的原因，除了知識分子的反對以外，李天綱認為，康有為建立孔教會的本意是做一個宗教改革，但康有為高高在上的精英主張不能迎合民眾的信仰需求，本質上只是政治運動的附庸，導致儒教跌出了中國的宗教改革進程。而孔教會的另一大致命傷，是它的政教合一模式無法適應現代社會和現代人性。李天綱由此指出，佛教、道教都至少保住了宗教地位，而儒教卻在相對有利的條件下喪失了機會，康有為的孔教會需要負一定責任。孔教會和五四運動中“打倒孔家店”搞全盤西化，這兩種極端傾向是相互激發的，孔教會的失敗，牽連了整個儒學、儒家體系的衰敗。

談到干春松、唐文明、曾亦等當代儒家學者特別重視康有為的思想資源這一新動向，李天綱同意臺灣新儒家學者李明輝的看法，即他們所標榜的“政治儒學”是歷史上從未實現過的想象的“烏托邦”。李天綱認為儒學作為傳統文化的某一種形式，可以參與到社會生活當中來，但不能作為官方意識形態。

李天綱最后總結道，康有為、陳煥章的孔教會是力圖成為國家宗教的新興宗教，并不是傳統的儒教。在世俗化和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康黨”逆勢而動，抱定了國家主義的宗教路線，那就是死路一條。

李文杰：被重新發現的康有為

李文杰在文中對一度被邊緣化但近年來又重新熱起來的康有為及其學說進行了反思。他指出，康有為對古史和儒家經典權威的解構具有啟發性，但他的思想學問及改革路徑，不僅是反對者，就連同時代的改革者以及后輩受惠者都不贊成。而今天的儒家學者發揮康學，看重的恰恰是康氏被攻擊最力的內容，如興孔教。

李文杰認為即使在眼下學術創新的潮流下，這些主張仍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和誤讀在其中。他援引曾在戊戌變法期間主張借鏡西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對康有為孔教主張的批評，論證孔教論是改革陣營學說中最荒謬的部分，同樣贊成改革的如張之洞、汪康年、孫家鼐等也持相近看法。

康有為學說中的憲政觀念也被作為重要的“思想資源”，李文杰指出康有為及其黨人所提議的議院，意在架空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由康屬意的班底替代軍機大臣與總署大臣。在這個過程中，只有權力之爭而未見議會精神。

蔡斯宇：孔教的突圍？

蔡斯宇認為干春松的新著《保教立國——康有為的現代方略》從某種角度看可以作為對“孔教如何突圍”這個問題的回答。

在蔡斯宇看來，干春松一定程度上認可康有為之所以建立孔教存在應對基督教沖擊這一面向。不過，同樣是大陸新儒家的唐文明曾指出，孔教模仿基督教的說法“至少就康有為早期的孔教建制主張而言”是很不妥當的，他認為康有為早期主張的是順乎人性的“陽教”，而不是狹義的宗教（“陰教”）。

蔡斯宇援引書中的觀點指出，干春松認為孔教會主要承擔兩個功能，一是對于傳統價值和生活習俗的繼承，二是提供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基礎。蔡斯宇指出，中國近代史已經證明了狹義的宗教意義上的孔教無法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認同標志，而廣義的孔教試圖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根基，一方面似乎過于看重自己，另一方面似乎忘卻了要進行現代轉換。

干春松認為德行化（“公民宗教”化）和禮儀化或許是孔教可以考慮的出路，蔡斯宇指出干春松提出的讓儒學發揮道德建設的積極作用和應對中國國家文化符號缺失的現狀都是有益的設想，問題是，“這些國家符號為何一定要來自儒家？自稱孔教、儒教的儒學如何超越具體的宗教派別？”

“我們恨化學”：一則商業廣告引起的爭論

近期，一則在中央電視臺8套（電視劇頻道）播出的化妝品廣告卷入了輿論漩渦。這則廣告在屏幕打出“我們恨化學”并連喊三次，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退休教授周公度看到后寫下百字“狀文”，稱其為“反科學、破壞化學教育的壞廣告”，并呼吁“做文宣工作的人員要學一點化學科學知識”，還將這份“狀文”交到了學院。

這一事件經媒體報道后在網絡上引起廣泛議論。11月24日，中國化學會正式致函中央電視臺要求其公開致歉并彌補損失。目前，該廣告已經停播，大多數網友對周公度的做法表示支持和敬佩，對這一結果拍手稱快。網友“胖嘟嘟教授”說，“我覺得都不只是有膽識，而是有擔當，對自己的事業當做自己的孩子一樣來對待的人才會這樣。”

不過，也有反對的聲音。《北京青年報》刊發的“你可以愛化學，我就不能恨化學？”一文的作者李清指出，人們對“化學”一詞的理解可能存在差異，廣告中的“化學”所指的不一定是自然學科意義上的化學，而是實際生活中的通俗用法，指人工化學合成的，這樣的“化學”當然可以恨。

李清認為周公度作為化學教授，維護化學學科的初衷是好的，但即便“我們恨化學”廣告存在不妥之處，也不至于上綱上線。而《科技日報》刊發的“對‘化學’一詞必須較真”一文認為這種觀點存在不妥，作者陳雍君認為周共度的聲討即便帶有個人情感色彩，但以科學的態度討論“化學”一詞恰逢其時。

“知識分子”公號也發文參與討論。這篇題為“科學界如何面對批評：從‘我們恨化學’說起”的文章作者鄧耿是清華大學化學系博士生，他對李清的觀點表示了贊同，并對批評科學的言論如何界定其自由的尺度以及科學工作者應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進行了反思。

鄧耿指出，科學共同體內部，必須貫徹“有組織的批判態度”這一原則，但如果科學共同體將自己遵守的行為規范過度延展到社會空間，就會導致自身與公眾的沖突。因為公眾的無知本身并不構成他們的錯誤，而無知也并非公眾對科學產生敵意的唯一原因，還可能存在“公眾對科學技術潛在風險的擔心、對科學知識和科學傳播被權力或資本操縱的擔心以及由于固有習慣對科技變革的抵觸”等諸多因素，因此在科學問題上公眾不應被禁言。

同時，鄧耿也進一步澄清，科學共同體容納公眾的批評，并不是說科學自己就不能發聲，而是應當借助積極回應來消解質疑、容納異見。尤其是在傳播手段空前豐富的今天，科學共同體應當主動向公眾傳播科學知識、科學精神和科學文化，改變在公眾話語空間中缺位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