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9月初的一天，剛剛入秋的耶拿已有了些許涼意。比利時著名歷史學家亨利?皮雷納（Henri Pirenne, 1862-1935）獨自坐在穿城而過的薩勒河邊，眉頭緊鎖，凝望著這座風景如畫的德國中部古城。一百年前，歌德、席勒、黑格爾、施萊格爾兄弟等人曾在這里將德國浪漫主義運動推向高峰。

此時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第三個年頭，皮雷納先是在戰爭中失去了兒子皮埃爾，而后自己也因為拒不執行德國占領當局的命令，被作為戰犯關押在德國境內的戰俘營中。只是由于歐洲其他國家知識界和政要的譴責，德國當局才被迫將皮雷納遣送至耶拿，并允許他參加耶拿大學的學術活動。

戰爭與牢獄生活并沒有磨滅皮雷納性格中固有的積極與樂觀，然而真正讓他在內心深處難以釋懷的，卻是那些與他長期保持良好工作和私人關系的德國同事對本國戰爭行為的無條件支持。這其中就包括皮雷納在學術戰線上最堅定的同盟者和好友，經濟、文化史學家卡爾?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

從前那幅有關德國史學的浪漫主義圖畫被炮火轟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令皮雷納難以接受的殘酷事實：民族主義的激情已經使德國歷史學家們的行為完全背離了自由與人道。在他們如實直書的客觀主義外衣下，隱藏著的是長期以來對國家的頂禮膜拜與俯首帖耳。“我可憐的亨利啊，”皮雷納在日記中自嘲道，“原來無論在柏林還是在海德堡，充斥的竟是些有學識而無教養的人”。

惺惺相惜

皮雷納于1879年考入比利時列日大學攻讀中世紀史，曾先后在巴黎、萊比錫和柏林留學。彼時的德國史學在歐洲可謂獨領風騷，在德國學習的一年時間里，皮雷納很快以其淵博的學識、爽朗的性格以及一口流利的德語在學界結交了許多朋友，大家時常坐在一起邊喝啤酒邊聊學術。更讓皮雷納感到自豪的則是他在柏林期間受到了當時已是耄耋之年的“德國近代史學之父”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接見。也正是在這時，皮雷納第一次見到了蘭普雷希特。

1886年皮雷納前往比利時根特大學任教，年僅24歲，三年后被提名為“比利時皇家學會”會員。早年的留德經歷讓皮雷納同德國史學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來往，他是“德國歷史學家大會”（Deutscher Historikertag）的通訊會員，并擔任了著名的《社會經濟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的編委。1890年后，皮雷納已經在整個歐洲史學界小有名氣，其有關中世紀歐洲鄉村、城市史的幾篇文章已是洛陽紙貴，成為了許多史學雜志書評欄目的常客。

蘭普雷希特比皮雷納大六歲，1874年起先后在哥廷根、萊比錫和慕尼黑三所大學主修歷史和哲學。受當時的心理學、經濟史和藝術史的影響，蘭普雷希特主張歷史學應當超越個體和精神的層面，探索和把握那些物質的、集體的和普遍的東西，同時吸收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并將目光從傳統的政治、軍事和外交領域擴展到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1888年這位德國史學界的“離經叛道者”以32歲的年齡開始執掌馬堡大學中世紀史的教席，后轉投萊比錫大學，開始執教于這所就歷史學而言僅次于柏林大學的著名學府。

同樣是年輕有為，同樣是對各自既有學術傳統的質疑與挑戰，同樣是對于歷史當中社會、經濟與文化要素的關注，讓蘭普雷希特與皮雷納這兩個講著不同母語，來自不同國家，有著不同學術成長經歷的歷史學家互相欣賞，并由此開啟了兩人之間長達25年的友誼與合作。

二者學術合作的典范莫過于皮雷納在蘭普雷希特1895年主持的“歐洲國別史”叢書中以德、法兩種文字先后出版的《比利時史》（Geschichte Belgiens/Histoire de Belgique）（該書到1932年完結時共出版七卷），該書的德語版甚至早于法語版而問世。在大學教學、人才培養和機構改革方面，皮雷納更是以蘭普雷希特在萊比錫大學的實踐為榜樣，對根特大學歷史系的既有體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并定期派遣學生前往萊比錫進修。雖然皮雷納并不完全同意蘭普雷希特的所有學術觀點，然而當后者因為其在《德國史》（Deutsche Geschichte）一書中宣揚歷史學要在大規模集體現象中發現某種普遍規律，而遭到德國主流史學界排斥時，他不僅挺身而出，撰文為好友而辯，更將蘭普雷希特在書中的一些方法和理論為我所用，貫徹在了自己的史學寫作之中。

戰爭，決裂

1913年夏，當戰爭的烏云已經開始悄然籠罩歐洲大陸上空時，皮雷納卻與當時大多數人一樣對此渾然不覺，樂觀開朗的他對在此時正在德國留學比利時年輕學者迪?馬里茲（Guilliaum Des Marez）對德國史學家國家主義傾向的描述不以為然。帶著幾分“學究式的天真”，皮雷納相信外交層面的暫時交惡只是上層政治人物的個人行為，而歷史發展的大勢仍會由經濟、文化這些集體的、物質的力量所決定。這年的八月份，蘭普雷希特前往比利時海濱度假，并借機來到根特拜訪皮雷納，然而誰都沒有料到這竟是兩人此生所見的最后一面。

1914年8月4日早晨8點，德軍踏過德比邊境，開始向列日（Liège）方向進軍，皮雷納的三個兒子先后應征入伍。直到此時，皮雷納才如夢方醒，意識到作為中立國的比利時正在遭受強大鄰國的軍事侵略。皮雷納起初認為發動戰爭的元兇只是德皇威廉二世及其政府和軍隊，然而慢慢地他開始意識到，罪惡的共謀者事實上何其多也！

8月31日，蘭普雷希特在《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上發表文章，公開為德國的戰爭行為辯護：德國對比利時及其他國家的軍事行動是“理所應當的”，因為這正是“高人一等”的德意志文化之使命所在。隨后，皮雷納逐漸發現蘭普雷希特的這種“沙文主義”在他所熟知的那些歷史學家中絕非個例：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ück）、貝縷（Georg von Below）、維拉莫維茨（Wilamowitz-Moellendorff）、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一個又一個昔日的同事和朋友開始在日記中被他冠以“沙文主義者”的名號，一種被背叛的感覺油然而生。“魯汶大屠殺”事件后，皮雷納開始將德國形容為“野蠻民族”。10月13日，德軍正式占領根特，皮雷納率領根特大學教授委員會嚴正拒絕了占領當局重新開放大學的命令，并同校內被德國當局所挑動的“弗蘭芒分離勢力”展開斗爭。 

1915年3月底，蘭普雷希特出訪比利時，他此行的任務除了發表慰軍演說外，便是說服皮雷納同德國當局合作，并以此確保自己好友的人身安全。在布魯塞爾，蘭普雷希特首先見到了迪?馬里茲，當他指著布魯塞爾大廣場（Grand Place），向后者表示比利時在占領當局的管理下是多么的井井有條時，迪?馬里茲憤然起身，當面警告了這位自己在萊比錫時的導師：“如果德軍此時撤離，我將不能再保證您的安全”。4月6日，皮雷納收到了這位“舊友”從布魯塞爾的來信，詢問他能否見面。此時剛剛遭受喪子之痛的皮雷納馬上給布魯塞爾和萊比錫寫了兩封內容相同的回信，明確拒絕了蘭普雷希特的請求：“也許您不會相信，我們之間25年的友誼已經被這場戰事徹底動搖了。回首過往，我深深感謝您所給予我的一切，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時光……然而請同情和理解這位剛剛經歷過喪子之痛的父親的感受，他的兒子為國捐軀。”蘭普雷希特最終沒有來到根特，兩位昔日好友和學術同盟者再也沒有見面。

蘭普雷希特的回信生硬而自大，在禮節性地向皮雷納表達了節哀順變后，他話鋒一轉，開始強調自己的同胞也同樣承受著痛苦與犧牲以及這場戰爭的目的與意義：“誰也說不準未來將會怎樣。然而有一點您得相信，那就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德國將會是一個高等文化的帝國，并擁有著足以席卷世界的、強大的精神力量，其意義絕非僅是戰場上的勝利，更不是其他文明中的那些糟粕所能匹敵。”讀過信件后，皮雷納聯想到了蘭普雷希特之前與其他92位德國知名學者、藝術家共同簽署的、意在向德國政府表忠心的共同宣言《對文明世界的呼吁》（Aufruf an die Kulturwelt），皮雷納認為也許問題的根源出在德國的教育上，否則便難以解釋為何如此眾多的像蘭普雷希特一樣的飽學之士會甘愿成為國家的仆從，為何他們竟會盲目而不自知，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獨斷專行而不去考慮別人的態度與感受。

在離開比利時的途中，蘭普雷希特在日記中同樣沉重地寫道：“我遭遇了一生當中最痛苦的幾天”。回到萊比錫一個月后，蘭普雷希特突然一病不起，長期超負荷的工作壓垮了他的身體，并最終于1915年5月10日永遠地告別了他的書桌與講臺，年僅59歲。得知蘭普雷希特的死訊后，皮雷納開始回憶兩人共同經歷的這25年，他稱贊蘭普雷希特為人的真誠和勇敢，然而最后卻評價道：“蘭普雷希特所向往的專制或可以稱作一種有限的自由，然而換個詞語卻不會改變其本義。”

遺產與心結

經過三年的戰俘生活，皮雷納終于在1918年冬回到了祖國。此時，他不僅成為了比利時的民族英雄，受到國王的接見，更被整個西方知識界視為“文明世界”對抗“暴政”的斗士。在德國服刑的那段時間里，皮雷納經常為來自歐洲各個國家的戰俘們開設歷史講座。“課堂”內外的交流，使得皮雷納意識到了打破國家與民族界限，從歐洲整體出發思考歷史的重要性，而這正是其日后寫作《從蠻族入侵到十六世紀的歐洲史》（Histoire de l'Europe des invasions au XVIe siècle）、《默罕默德與查理曼》（Mahomet et Charlemagne）等書的契機。

戰爭帶給整個歐洲文明的創傷更讓他意識到了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在現實中尋求平等與對話的意義。然而，德國及德國歷史學家在戰爭中帶給皮雷納內心的創傷卻始終難以愈合，戰爭成了他的一個心結：皮雷納在戰后斷絕了同德國歷史學家們的私人關系，辭去了幾乎所有先前在德國學術組織中所擔任的職務。1921年10月皮雷納發表了他在根特大學的最后一次校長演講。在簡單回顧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所取得的成就之后，皮雷納話鋒一轉，將批評的矛頭尖銳地指向了德國史家對于國家的崇拜和對政治的狂熱，為此他又特別提到了蘭普雷希特的《德國史》，這本他曾經為之據理力爭的著作：“單看卡爾?蘭普雷希特的《德國史》，我們也能感受到書中所包含的沙文主義氣息。”蘭普雷希特此時早已去世多年，可皮雷納還是不能原諒他。正像這場大戰帶給許多歐洲人的那樣，一切對皮雷納而言都再也回不到1914年之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