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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孩子讓音樂說話,音樂真的說話了

去年“野孩子”的上海專場在The Mixing Room上演的時候是12月。寒冷的季節,幾乎滿座的劇場非常安靜。他們的西北、邊緣、漂泊不再是嘈雜酒吧的一劑清涼,而是經過時間的打磨,精致到足以讓人屏息凝神的詩作。
變化演出規格乃至氛圍是冒險的行為。昨晚(11月27日),“野孩子二十周年紀念音樂會”在時隔一年后來到上海大舞臺。他們撐得住場,音樂的密度和張力一如既往,小河、老狼、莫西子詩的加入是音樂助陣和情感加倍。但是舞臺那么大,人又不夠多,必然有一些私人的東西被稀釋了。即便去年北京紀念小索(去世11年的樂隊創始人之一)聚會上的“河酒吧”老人們都來齊了,也還是不一樣。

最近幾年,每年都能在上海聽到“野孩子”唱歌。從市場的角度來說也許這未必是一件太好的事,畢竟曾經神秘,一旦去魅,很容易失了光環。
但是這畢竟令更多人有機會可以聽到好的音樂,而且即使年年聽,感受音樂隨人事的變化,也是一件難得能與時間心領神會的事。
比如一首《黃河謠》流傳多年,早期沖頭沖腦火星四濺的版本,以及現在數聲鼓棒后的清唱版本,像禱告一樣沉寂,唱著唱著聲音就和時間一起隨黃河水匆匆流走了。
“野孩子”從一開始就滄桑嚴肅,在追火車的時代唱永恒的鄉愁和失落的身份。他們睜大眼睛看貧困的黃河兩岸人民和勤勞的祖先,時時擔心自己終有一天會唱不下去,歌里有比一個時代更久遠的痛。到了今天,當他們正襟危坐在音樂廳或者體育館,復雜而井然的雙吉他響起,張瑋瑋的手風琴辟出一條緩慢的河,獨特的調性里依然是黃土的味道和火車的聲律,還有酒吧的喧鬧,排練的寂靜,背著琴奔走的眼前,不知在何處的未來。
是與城市格格不入,聽起來卻心馳神往的音樂。

“野孩子”的舞臺有很多留白,大屏幕也始終是黑白的流動視角。留白多一點,西北荒漠的風才能在這里流動。他們還把整座舞臺鋪滿銀杏葉,一時興起得非常漂亮。
有一幕印象深刻,《旭日旅店》是長時間緩慢后退的鐵軌,直到鐵軌沒入灰云。他們警察朋友寫的這首詞并不是野孩子最好的歌詞,但是影像和音樂讓詞變成最不重要的客體。讓音樂說話,音樂真的說話了。

然而他們又唱:“我走過了生活,我沒聽見歌唱”(《眼望著北方》);“早知道黃河的水呀干了,修他媽的那個鐵橋了是做啥呀呢”(《早知道》);“一切信仰都是假的,一切生命都會永遠”(《消失》)。
感嘆的時候卻忽然聽到一句新加的歌詞“早知道云南的水都干了,修他媽的大壩是做啥呀呢”。原來不是灰心的虛無主義者啊,聽清這句的人會會心一笑吧。
一年的時間,人的聲音會變嗎?還是聽歌人的錯覺,總之這一次每每聽到張佺開口都會一驚。聲音不會騙人,你有多少能量,它就有多少勁道。就算沒有器樂,光他的唱就夠攝人了。
器樂演奏曲《小馬過河》是小索寫的。他走過怎樣的人生才會寫出這樣的曲子,又悲又喜完全不是漢民族的聲音。這就是他們說的“一切生命都會永遠”吧。
三位嘉賓,小河、老狼、莫西子詩。中國的民謠圈子小,走到哪里似乎都是故交。也挺好,就像張瑋瑋說的,年紀大了更愿意交往舊友。舊友不舊,人心那么深總還有不了解的地方,也就還有趣味。
野孩子音樂的密度大,話又少。他們三位的到來好像是把石頭的硬殼敲掉,讓石頭里的人活泛了不少。

像五四青年又像小城生物老師一樣的莫西子詩跑上來了,講了幾句要冷場的玩笑話,扯開嗓子就唱了。結果野孩子不露聲色的能量借他的勢迸出沛然大鼓與和聲,把他的山野獨角戲變成完整的一出劇。
戴瓜皮小帽的張瑋瑋介紹小河的時候形容臺上是一群“西北中年男子”時候氣氛就微妙了,結果上來的小河帽子比他還怪,上來就是一曲《兩只山羊》。他是把過去當包袱甩著玩的吧,一只老怪在臺上自由自在。

又是幾年沒聽老狼唱歌了,一首《虎口脫險》一首《米店》。老狼是偷懶還是認真呢,自己帶了三把吉他,情懷是在的,唱起《米店》也是純情守望,就是可惜了沒有聽到另一種可能。

一場演出是獨立的生命體。小河讓大伙暖和起來的時候還有點僵,《眼望著北方》的時候才真正活起來了。“高音雖高,猶有竟時”,從E調降到D調再回到E調,張瑋瑋暖烘烘糙乎乎的嗓子給了流浪溫度,下一首寫于云南的小調《不要拿走它》順利過渡到了他們的四季如春。大理當然不是世外桃源,但是歌里沒有一絲陰霾。
《咒語》之前沒有人說話。是因為當年小索唱以前悲天憫人的一番話已成絕響了嗎。
這一次不是《黃河謠》而是《都是我的》和《啊朋友再見》結尾。很快要各自面對寒夜,西北男人燃火送別,還有什么比這樣有點痞又自信滿滿地結束一場音樂會更讓人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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