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為9月1日起實施的新廣告法做一個廣告的話，“史上最嚴”既是準確的描述，又悖論般地違反了廣告法本身。“第九條：廣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三規定，不得使用“國家級”、“最高級”、“最佳”等用語。把“最”留給吉尼斯世界紀錄吧，不過要記得派人吃完那盆巨大的蛋炒飯。

但就像標示著“不準停車”的地方往往是適合停車的好地方一樣，夸張是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常用的修辭。每一個聲音都想把自己變成粗體字。或者，人群中舉起的手。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是一個注意力稀缺的時代。但全是粗體字等于沒有粗體字。很快，人人都舉起手，甚至有些還踮了腳。

這種情形在封閉而狹小的虛擬空間里尤其明顯。照某些資深IT人士的說法，微信已不僅是一個App，而且成了大部分人的操作系統（OS）。雖然此中也有夸張的成分，但卻揭示了很多人往往不愿面對的真相。就想一想你一天中花了多少時間在微信上好了。對某些人來說，微信真的就是一天的全部：工作、社交、娛樂、八卦、游戲、運動。一切。那些嚷嚷著“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的人打開手機后便樂于待在一個小地方，還以為那是整個（虛擬）世界。

所以微信簡直是一個濃縮的“最高級”博物館。把“比較級”留給體育比賽吧，這里的標題里全是“最”和“最”的變種。最美好的。最想不到的。最恐怖的。最樸素的。最冷的。最貴的。最長的。最健康的。甚至，最小說。廣告法的手夠不到的地方，“最”像蘑菇一樣瘋長。經常受驚的大腦再也無法受精，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微信公眾賬號頭像上紅色未讀小圓標里的數字變成兩位數甚至三位數。

但這不是夸張的錯。作為一種修辭，夸張只是放大鏡。用放大鏡聚焦陽光引燃火柴甚至燒掉整棟房子可不是放大鏡的錯。事實上，“所有作者都夸張；他們全都致力于駁斥彼此”，讓·艾什諾茲這樣寫道。

讓·艾什諾茲在收錄于《女王的奇想》（Caprice de la reine）一書的短篇《在巴比倫》中，詳盡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西塞羅將他視為“歷史之父”，他撰寫的《歷史》記錄了被流放后游歷四方時的所見所聞——是如何描述他的巴比倫之旅的。

初到巴比倫的希羅多德首先被這城市的巨大所震撼，他試圖測算這座有七個巴黎那么大的城市的城門有多寬。“城門如此寬，四輪馬車通過都沒有問題。”希羅多德描述道。但這一次，夸張比賽里另有高人。尼達斯的克特西亞斯（Ctesias of Cnidus），國王的御醫，聲稱兩輛馬車同時通過也沒有任何問題。而西西里的迪奧多羅斯（Diodorus of Sicily）則引述多位作者，稱城門寬得足以讓六輛四輪馬車并行通過。“再也無法嚴肅看待如此這般不斷增加的夸張了。”艾什諾茲評論說。

在艾什諾茲看來，希羅多德的夸張有時未必出于修辭。他也有可能是沒能理解人們的解釋。在論及巴比倫婚姻制度時，希羅多德描述了一個當地有趣的習俗：巴比倫的每個女人都必須去寺廟當一次妓女，但這義務一生只需執行一次。希羅多德認為這并不公平，因為貌美的女子可以迅速履行完義務后回家，而較丑的女子則需要等上好幾年。但另一方面，希羅多德又認為適婚女子的拍賣制度是完美的：即按照美貌及可愛程度拍賣適婚女孩，婚后相處不佳還可以退錢退貨。艾什諾茲分析道：“有可能希羅多德只是見證了一次平常的奴隸買賣，而他根本沒有理解。”

“希羅多德一定不會想到：在所有巴比倫之旅的記述之中，只有他的留在歷史中。要是他能想到這點，或許他會試著寫得更精準一些；除非，在這樣的情形下，懾于如此重大的責任，他也許會選擇干脆算了。”完全可以想象，艾什諾茲所說的責任感，在人人都是寫作者的互聯網時代早已被稀釋成了空氣。

最高級的夸張，需要同時意識到夸張的放大效應以及放大之后帶來的弱化效果。那樣的夸張時刻自帶著預警：請減半服用。受驚不再是終極目的，而僅僅是手段。

夏爾·丹齊格在《什么是杰作：拒絕平庸的文學閱讀指南》里，指出普魯斯特才是夸張的好手。不是說《追憶逝水年華》，而是指他的那些書信集。“一邊哼哼一邊蹭人腿肚子的方式對于普魯斯特而言是與人保持距離的一種方式。”

當普魯斯特在書信集里討好奉承時，夸張是他的秘密武器。“他太懂得運用夸張的手法，他有意讓我們明白，他知道他的種種贊美是過分的，”丹齊格寫道，“他在討好，而且也意識到自己在討好，他將討好放大以使其弱化，在寫作書信的同時也完成了對它的批評。”

內置了對自身批評的夸張，等于暗藏了減法的加法。但夸張也可以朝向另一個方向：趨向于零。就好像那個成語說的那樣——過猶不及。所以約翰·凱奇的《4分33秒》也是夸張。一如安東尼奧尼的《放大》里那場看不見網球的網球賽，或阿伯德拉馬納·希薩柯的《廷巴克圖》里那場沒有足球的足球賽。趨向于零的夸張往往效果更好。比把零放在分母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