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馮象在北大楊周翰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上的發(fā)言，經(jīng)作者審定后刊發(fā)。

1989年11月，楊先生離開了我們，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紀。媒體上紀念的文字似乎不多。有一篇學生回憶，有這么一句話，大約能代表某個時期師生間扭曲了的“距離”帶來的感受：“因為（先生）待人處世矜持，平日不茍言笑，時有沉郁凝重之態(tài)，不止一個人認為他‘有架子’，‘為人孤傲’。”（柳鳴九文）但是我跟隨先生讀書，從旁觀察，覺得他只是寡言、認真，心里卻燃著火炬，照見一條艱巨的道路；學問上的事，在先生面前，任何話題包括批評意見，都是可以暢言而鼓勵論辯的。

第一次上先生家，在1982年春，入學不久。是跟同學白曉冬還是誰一起去的，記不清了。先生微笑著，示意我們坐下，忽然一抬手，說我考得好，讓我吃了一驚。那年北大西語系的碩士生考試，英文和法文（第二外語）不難，但中文卷（歐洲文學史）內容多，得分配好時間，趕著寫，印象頗深。其中一題我大膽發(fā)揮，引杜甫《春望》比較“通感”或“移覺”的修辭格用法。走出考場，又忐忑不安了：扯上中文語法與古人的詩論，是否離題呢？——居然蒙先生稱“好”，大為得意，返回宿舍，同曉冬幾個胡侃一通。

回想起來，那時節(jié)做學生的撂下飯碗，拿本書繞未名湖溜達一圈，徑直去敲先生的門，隨便求教什么問題，那般倜儻風流，幾近“魏晉風度”。除了得益于恢復高考后人們求知若渴的大氛圍，及“文革”破除了社會等級觀念，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師長對兒女輩學子的無私關愛。而這份師長心，如今自己到了耳順之年，也日漸體會了，雖然環(huán)境業(yè)已大變——現(xiàn)在的大學，眾人捆綁在“契約自由”的雇傭勞動里，競逐名位，諂媚上司，普遍的自私而迷惘，很難想象當年那種親密的不計功利的師生關系了。

說起進北大，巧得很，跟先生的著作有一段因緣。事情是這樣的：我從昆明師院報考北大，錄取通知書寄來，好大一只信封，弄得全校都知道了。一伙同學擁到文林街，下館子“腫脖子”慶祝，我心里卻在斗爭，因為同時收到了澳大利亞La Trobe大學的錄取信并扶輪社（Rotary Club）的全額獎學金。后者是外教帕蒂老師幫助聯(lián)系的（參《信與忘 / 綴言》）。接著，墨爾本大學也錄取了。找郵電局打長途電話回家商量，父親說，還是去北大吧。澳洲學習條件雖好，有獎學金還有老師關照，終究不是西學的重鎮(zhèn)。況且，經(jīng)方重先生指點，我的興趣已轉向中世紀文學與古典語言。故而父親認為，不如先從北京諸公聆教，像朱光潛先生、楊業(yè)治先生、卞之琳先生，還有李賦寧、楊周翰、王佐良、許國璋諸先生，都是他熟悉、常稱道的。治學須會通中西，基礎打好了再出國，起點高些。

我平靜下來，想想也是，便同帕蒂老師計議。她問北大師資如何，我拿出楊先生譯的奧維德《變形記》和他領銜主編的《歐洲文學史》，把內容擇要介紹了。西方學者往往看不起蘇聯(lián)式通史教材，貶其為意識形態(tài)教條。帕蒂得知書中對古今名著、流派的分析批判，卻夸贊不已：人民性，精彩！你怎么不早點拿來，我編課本能參考引用。但是《變形記》以散文移譯，她不欣賞。帕蒂是“六八年人”出身，反戰(zhàn)詩人，給我抄錄過不少她的詩作；我陪同她游歷三峽、敦煌、新疆等地，也有唱和之作。她的主張，詩當由詩人來譯，重生于母語文學的再創(chuàng)作，我是贊成的。不過她說，詩是危險的選擇，她沒有理由反對“打一場好仗，保住信仰和良知”（《提摩太前書》1:18-19）。于是我決定放棄澳洲留學和獎學金，上了北大。

次年，楊先生給我們研究生開課，講“十七世紀英國文學”。我對文藝復興以降詩文修辭的繁博，所謂巴洛克風格感興趣，交了一篇論文，分析散文名家勃朗（Sir Thomas Browne, 1605-1682）的拉丁語“書袋子”（用事用典）。先生寫了詳細的評語，并召我面談。我見先生書桌上攤開一疊文稿，像是論維吉爾《埃涅阿斯紀》的，想起帕蒂老師的話，就問：羅馬史詩譯作散文，可有特殊的用意？先生說，從前在老北大念書，幾位老師，朱光潛、梁實秋、潘家洵先生，都喜好詩歌戲劇，且重視翻譯。到了西南聯(lián)大，受英國詩人兼批評家燕卜蓀（William Empson）影響，鉆研詩理，寫過新詩，還嘗試用新詩的節(jié)律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及《埃涅阿斯紀》卷六。

然而總覺得，中西語文的差異太大，原作音步的抑揚頓挫、屈折語詞序句法的靈活，譯文皆無從體現(xiàn)。倘若出之為近體詩，則不免削足適履，滿眼熟語生典，讀者聯(lián)想的是中國古人的情趣，丟了域外的意象同節(jié)奏。嚴幾道論譯事，標舉“信、達、雅”為鵠的，其實是難以兼顧的。所以棄格律的模擬而改用散文鋪敘，求得“信、達”，也不錯了。我想，這在故事性強、詞藻絢麗的《變形記》，一如方重先生譯的喬叟，不啻一種照顧讀者的策略。散文譯詩，原是西洋的傳統(tǒng)，歷史上不乏佳作，例如《圣經(jīng)》英譯、欽定本（1611）的先知書與《詩篇》《約伯記》《雅歌》等，先生課上也曾討論。

當時我在學希臘文，楊業(yè)治先生指定的讀本，選了《新約》一些篇章。研讀原文即有一個發(fā)現(xiàn)：欽定本完全是自創(chuàng)的風格，莊嚴渾厚、典雅委婉，遮掩了耶穌諷喻的鋒芒、天國福音的緊迫，也磨平了圣保羅粗礪的棱角（參《信與忘》，80、307頁）。先生聽了，大體同意我的看法，但指出：欽定本堅持“直譯”崇尚“雅言”，而不取“英語圣經(jīng)之父”廷代爾（William Tyndale，約1495-1536）示范的生動口語，背后有促進教派妥協(xié)、消弭紛爭的現(xiàn)實考量。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竟造就一座文學豐碑。

先生的英語十分柔和，清澈如一塘活水，讓人想起他的家鄉(xiāng)蘇州的景致，是少年時代在英國圣公會辦的北京崇德中學打的底子。講課則循循善誘，廣證博引，辨析入微；系里的美國老師也坐進民主樓的小教室，一同聽課作筆記。我看先生手里的打印稿，除了摘引原著，還附有先生自己的漢譯，便有些疑惑。先生解釋說，英語授課，引述文獻，照例是不必翻譯的。但講稿成書應當用中文，因為我們做學問，歸根結蒂，不是為了倚傍西方學術，給人家添磚加瓦，而是服務于中國的知識界。而普通讀者對西方文化了解有限，評介外國的作家作品，翻譯就是不可少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我說，或許可以先英語發(fā)表，再譯為中文？先生笑道：那樣做，看似省力，實則未必。我似懂非懂，沒有深究；直到上了哈佛，考過博士候選資格，方有了切身體會。那年鄭培凱、李耀宗先生聯(lián)絡在美學人，創(chuàng)辦《九州學刊》，邀我寫書評。我心想，中世紀文學所修各門課都寫有論文，裁剪一下，翻成中文即可，便一口答應了。待挪開打字機，拿起筆爬格子才意識到，根本是行不通的。須重新構思，補上各樣背景知識，并根據(jù)國人的閱讀心理和思維習慣，組織引文，提問闡發(fā)；乃至論證的方式，皆需要調整。這才領悟了先生強調的，中文寫作不可依附外文的道理。

最后一次見到先生，是1989年初。那一學年，先生在杜克大學和全美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講學，題目記得是十八世紀文學；來信說，可利用寒假北上哈佛“散散心”。正好社科院外文所的朋友申慧輝來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住在法學院背后的高訪公寓，她便做東招待先生。那天一塊兒聚會的，有北外的吳冰老師、哈佛的同學梅京和張隆溪等。先生聊得很開心，還同我們合了影?；圯x說，上圖書館借了本洛奇諷刺英美教授圈子的小說《換位》，供先生消遣，他讀了哈哈大笑。后來才知道，那時先生已染恙了，低燒不退。然而，他冒著嚴寒，在新英格蘭冰封之際，專程來看望了我們。那幅合影，便成了永久的紀念。

在哈佛，我的論文副導師阿爾弗雷德（William Alfred）先生是有名的百老匯劇作家，現(xiàn)代叢書《貝奧武甫》的英譯者（參《創(chuàng)世記 / 石肩》）。他同教修辭學的愛爾蘭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交好，邀上另一位副導師英國人皮爾索（Derek Pearsall）先生，三個人聯(lián)袂搞詩朗誦會，古英語詩是最受歡迎的保留節(jié)目。后來希尼也譯了《貝奧武甫》，學界贊譽有加。我聽著他們神采飛揚的吟誦，不禁“靈動于中”；同時遵導師班生（Larry D. Benson）先生建議，在日耳曼文學系修古冰島語和北歐薩迦，漸窺《貝》學的門徑。大考一過，得了空閑，就生出漢譯的念頭。試譯一章，覺得尚可，遂寫信向李賦寧先生匯報。李先生親自致函三聯(lián)書店沈昌文先生，推薦出版；并指示翻譯上的問題，可向楊先生請教。所以1988年秋先生來美，我譯詩每有想法，即寫信與先生討論。而先生總是立刻復信，就《貝》學術語、史詩風格，連同譯文的處理和變通之處，一一評析。原來，先生早年在牛津求學時，聽過幾位大家講解《貝》詩與中世紀文學，如冉恩（C.L.Wrenn，曾校注《貝》詩）、托爾金（J.R.R. Tolkien，《魔戒》《霍比特人》的作者）同劉易斯（C.L.Lewis，今以《納尼亞傳奇》及宣教小冊子聞名），于古英語詩頗有心得。本想深入研究，回國后由于種種條件限制，又有編教材跟翻譯的任務，便放下了。因此我知道，先生對學子的譯本的殷殷期待，是系著自己未遂的心愿的?？墒遣痪茫〉沽?；信，也就中斷了。

1992年夏，我初次回國，與慧輝等在王府井相聚，沈昌文先生送來剛面世的《貝奧武甫》樣書。翻開書，心頭一熱，感覺仿佛告慰了先生的在天之靈。

先生憶師長，著有一文《飲水思源》，我讀了很受教益。比如先生倡導，讀原著之外，也應研習優(yōu)秀的譯作，并舉托爾斯泰和莫泊桑的經(jīng)典譯本、費慈杰羅《魯拜集》、魏禮（Arthur Waley）的《中國古詩》同《道德經(jīng)》為例。先生以為“翻譯是一個解釋過程”，譯者出于語言動物的“本能”，一定要把晦澀譯為易懂，表達上便“比原文明澈”。這里面的技巧，遣詞造句之法，對于訓練寫作提高譯藝，都是極有幫助的。

但文章所述，最令人感佩的，是這件事：抗戰(zhàn)勝利后，先生由西南聯(lián)大英文系主任葉公超先生推薦，獲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1946年秋留學牛津，入王后學院。牛津的傳統(tǒng)，有一年制碩士，進修性質，婉稱“文學士”（B.Litt.）。然而先生考慮，與其進修一年，不若重讀本科?！拔膶W士”固然“劃算”，功課少，且含金量高，亦可挑一個揚長避短或者取巧的題目做論文，卻談不上是扎實系統(tǒng)的訓練。解放前，國內大學的風氣，也是崇洋媚外的；也熱衷于“國際化”辦學即建設“克萊登大學”做文憑買賣，跟現(xiàn)在相去不遠。先生出國時，在聯(lián)大任講師已滿六年，來到正牌的“世界一流大學”，不趕快鍍金而回頭去念本科，簡直是拿職稱晉升當兒戲，拒絕“按經(jīng)濟規(guī)律辦事”，“非理性”了?？墒牵壬敝镣砟耆哉f，“這個決定是對的”。

是的，這就是先生做事的認真。而那選擇的終生不渝，在先生，既是“對的”也是完滿的。通觀二十世紀，西方文學在中國，無論喚作啟蒙的“火種”、“偷運的軍火”（魯迅先生語），抑或斥為反動思想、腐朽文化，一直享有顯學的地位。即便解放后，“文革”前十七年，經(jīng)歷了一場場政治運動的沖擊，教學和理論研究，尤其是翻譯，本著“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也從未間斷。先生的譯作，包括劇本小說詩歌同羅馬文學，如《情敵》《蘭登傳》跟《亨利八世》，《詩藝》《變形記》與維吉爾史詩，以及先生編撰的《歐洲文學史》《莎士比亞評論匯編》，影響了幾代學人?！拔母铩苯Y束，先生老驥伏櫪，新論迭出，開拓并引領了比較文學研究，從《攻玉集》《鏡子和七巧板》到《十七世紀英國文學》。這一切，都是那理想達于完滿的見證。

如今，先生已入居“光明的國度”，民主樓依舊樹影斑駁。能否破除借“改革”之名還魂的“克萊登大學”的新迷思，則取決于我們每個人的努力，像先生一樣，守持理想。而且時代變了，須更進一步，在那理想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從事教育并守護學術自由。這是因為，學術理想的守持，不僅是領承諾而生希望的權利，毋寧說是意志之權能。因為，每一個學人的自由，唯有實現(xiàn)于全體的自由之中，才能真正鞏固、伸張。

這將是一條崎嶇的小路，一時望不見盡頭。但是我想，先生以其一生的學術追求為我們照亮了的，正是我們前行的方向——那諄諄教誨、無私關愛存于我們心底的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