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傳、漢傳和藏傳佛教三支中，漢傳佛教對于飲食的規定尤其嚴厲。但佛教飲食禁忌較少帶有宗教神圣性的色彩，與其說它是一些強制性規定，不如將其視為生活與修行的指導方針。

當今人們對于佛教的理解部分來自影視作品。雖然一般人對理想佛教的認知多半是佛門清靜、戒律森嚴，但出家人中，除了《西游記》主角的原型玄奘法師，最為人所熟知的可能要數飲酒吃肉、行跡市井的道濟禪師（濟公）了。在互聯網時代，除了傳統銀幕中的少林高僧，還有多數國人日常生活中難以見到的出家人形象，如東南亞一些影視作品中沿街乞食的南傳僧人和日劇里食肉娶妻的日本僧人。最近日劇《朝五晚九》里開跑車的高富帥和尚親手為女主剝澳洲大龍蝦的畫面，著實讓不少網友感到凌亂。

拋開文藝作品和傳說故事，事實上，佛教律典對于出家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在南傳、漢傳和藏傳佛教三支中，漢傳佛教對于飲食的規定尤其嚴厲（日本佛教是一個例外）。大多數宗教典籍都會涉及一些飲食方面的禁忌，譬如《圣經·舊約·利未記》中對可食用與不可食用動物的復雜劃分。有關飲食的禁忌一般包含了食物的種類、食用方式、禁忌的適用人群、禁忌的適用場合等方面，漢傳佛教典籍中也有諸多關于飲食禁忌的內容，散見于佛教三藏典籍各處，而以律藏為相對集中。

曹魏嘉平年間（249—254），天竺僧曇柯迦羅在洛陽譯出《僧祇戒心》，“中夏戒律，始自于此”（《高僧傳》卷1）。此時，距佛教初傳入夏已愈兩個世紀。東晉十六國之后，在諸多高僧的推動下，至南北朝時期，絕大多數現存的漢傳律論均已譯出，包括小乘的“四律五論”，大乘的《梵網經》《菩薩地持經》等。這些律典的翻譯大大推動了漢地佛教界的戒律實踐，并直接促成了唐代律宗的創立。有趣的是，漢傳雖是大乘佛教，然其戒律體系卻以小乘諸律為基礎，比丘與比丘尼所受具足戒依據的是法藏部的《四分律》（經過唐代律宗祖師道宣法師的大乘化闡釋），大乘菩薩戒反而成為一種在小乘基本戒律之上附加的、且出家眾與在家眾都可以受持的加行。于是，漢地僧人同時奉持小乘具足戒與大乘菩薩戒，在家居士則在一般的五戒之外亦可受菩薩戒。這些戒律涉足宗教信仰與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飲食方面的禁忌。

佛教僧人的飲食禁忌，南傳、漢傳與藏傳三地在實踐中并不統一，除了各地自然與社會環境的差異，也涉及大小乘佛教對于食物禁忌的不同規定。小乘有關食物的禁忌相對集中地載于四律五論中，而大乘佛教的論述往往散見于經藏的不同經典中。下文就有關酒、五辛和肉三類食物在佛典中的論述進行討論。

被尊為律宗初祖的道宣法師像

酒

從針對優婆塞、優婆夷的五戒、八關齋戒，沙彌和沙彌尼的十戒，式叉摩那的六戒，到比丘和比丘尼所受的具足戒，再到大乘菩薩戒諸如《梵網經》中的十重戒、四十八輕戒，不飲酒是佛教大小乘諸戒的共法。

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此五戒早在反映早期佛教面貌的四部《阿含經》中便有記載，對佛教徒而言，五戒須“盡形壽”奉持，即終身不飲酒，無有例外。《四分律》卷16對于飲酒的認定細節和相關處罰有明確的規定。飲酒，不論直接飲用還是煮過或調和其他食物飲、食，獲波逸提（單墮罪，觸犯者須懺悔自責，方能免墮惡趣）。如果飲用甜酒、醋酒、食用酒曲、酒糟，獲突吉羅（原意“惡作”，罪輕于波逸提，故犯者須在其他比丘前懺悔，非故犯者自懺）。佛教身口意三業中，意業是根本，因此，就算沒有飲酒的行為，但有了飲酒的想法，也獲突吉羅罪。佛教戒律講求“開遮持犯”，即戒條在一定的因緣條件下是可以網開一面的，就酒戒而言，如果其他藥物無法醫治，必須用到酒，或者僅以酒涂瘡等外用，則不算犯戒。佛教戒律從不飲酒還進一步拓展到其他行為，包括不得勸說他人飲酒、不得買賣酒類等。如《梵網經》中，自飲酒和教人飲酒觸犯四十八輕罪，而酤酒則位列十大重罪之一。對于不滿足于“止戒”，更追求“作戒”的大乘佛教徒而言，除了自不飲酒，還要“教人不飲酒”。

為何要嚴禁佛弟子飲酒？在不同的經典中，佛陀開示了各種原因，作為十善之一的不飲酒使人“生便聰明，無有愚惑，博知經籍，意不錯亂”，從而“心意不亂，持佛禁戒，無所觸犯”（《增一阿含經》卷16），多從修行的角度來談論戒酒的益處。因此，五戒中的殺、盜、淫、妄語四戒被稱為“性戒”或“性重”，是根本戒，而飲酒令心散亂，導致“慚愧心壞，于三惡道不生怖畏，以是因緣，則不能受其余四戒”（《優婆塞戒經》卷3），被視為“遮戒”或“遮重”。除了破壞持戒修行，《四分律》中詳細提到了飲酒的十種壞處：臉色難看、乏力、影響視力、面容嗔恨、揮霍資財、增添疾病、引發爭斗訴訟、惡名流布、智慧減少以及死后墮入三惡道（即畜生、餓鬼、地獄三趣）。

由此可見，從世俗角度而言，飲酒既影響今世的現實生活，又使人死后與善道無緣；從宗教修行角度而言，飲酒令心散亂，觸犯戒律，對佛教徒而言，可謂百害無一利。

五辛

五辛是指五種吃后易造成口腔異味的辛辣食物。不同佛教典籍中關于五辛的記載略有出入。《梵網經》稱為大蒜、革蔥、慈蔥、蘭蔥和興渠，《大明三藏法數》即以此版本注解五種食物。天臺智者大師的《菩薩戒義疏》稱五辛為蒜、蔥、興蕖、韮、薤。《入楞伽經》只提到蔥、韮、蒜、薤，而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的《楞伽經》則用“蔥及諸韮蒜”來指代。由于翻譯術語的不統一，不同的中文稱謂可能對應于同一種食物，而不同版本之五辛合計亦可能不止五種，但不出洋蔥、青蔥、韭菜、大蒜、香菜等氣味濃烈的食品，而諸如辣椒、生姜等辛辣但不引起口腔異味的食品則不在五辛禁忌之列。

對于食用五辛的危害，大乘經中有明確的說明。最著名的說法如《楞嚴經》云：

當斷世間五種辛菜，是五種辛，熟食發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諸餓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與鬼住，福德日銷長無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薩、天仙、十方善神不來守護，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現作佛身來為說法，非毀禁戒贊淫怒癡，命終自為魔王眷屬，受魔福盡墮無間獄。

因此，該經提出，對于修習菩提道者而言，斷絕五辛是其修行道路上的第一步。如果能做到“五辛葷物悉不食”，那么此人“身無有臭穢，常為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養、尊重、贊嘆”（《大般涅槃經》卷11）。

事實上，《阿含經》以及漢譯四律五論中并未直接提到“五辛”或“五葷”的稱謂，《阿含經》中更是連蒜、蔥、韮等名稱都未提及。五辛的說法多見于大乘經。四律五論中多只是涉及五辛中的某一類或幾類，提得最多的是蒜。相比大乘經的天人神鬼敘事，律典則從僧團生活的現實角度，記載了不食五辛類食品的制戒過程。

在《四分律》《五分律》《摩訶僧祇律》《十誦律》四律中，我們可以發現佛陀禁止食蒜的兩種因緣。第一種是由于蒜的異味。據化地部的《五分律》卷26記載，未禁止前，比丘生吃或熟吃蒜，“前食后食，無時不啖”，有居士入比丘房中，譏笑沙門住處臭如庖廚。于是佛陀規定，不得無緣無故吃蒜，如果必須吃蒜，則不得在諸比丘的上風行走、站立。之后，有一比丘因為小事而吃蒜，食后因佛陀先前不得行立上風的規定而不敢去聽法。佛陀知道后，斥責他為貪食蒜而耽誤正法的學習，就進一步規定不得以“小因緣啖蒜，犯者突吉羅”。且比丘吃蒜后，七天內不得入講堂、食堂、浴室、聚落等地，七天之后，必須抖擻清洗臥具，打掃熏香房間，洗澡洗衣完畢，方可恢復常態。大眾部的《摩訶僧祇律》卷31記載了一個近似的故事，并指出當比丘生病不得已或外用涂抹的情況下，允許用蒜，但不得在僧眾中居住。類似的記載亦見《四分律》卷52和《十誦律》卷38。第二種因緣為以蒜為緣起，但對治的是比丘過度貪食居士之供養以至影響到僧團形象，故而禁食?！端姆致伞肪?5記載，一位名叫偷羅難陀的比丘尼，反復到一居士的田園中接受其供養的蒜，之后發展到帶領其他沙彌尼去其園中拔蒜，直至拔光了園中所有的蒜。事后園主譏諷其不知慚愧，貪得無厭。佛陀知曉后呵責了該比丘尼，并規定除藥用外，不得食蒜?！妒b律》卷44有類似記載，而《摩訶僧祇律》卷38記載的版本則是商人請比丘尼入園食蒜，但比丘尼將園地踐踏得一片狼藉，從而引發佛陀禁食蒜的規定。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種禁蒜因緣的記載中，食蒜本身并未為佛陀所呵責。甚至《善見律毗婆娑》卷16中明確提到：“蒜者，唯大蒜，食咽咽波夜提，余細蒜蔥不犯。亦得以大蒜與食中作調和不犯?！币簿褪钦f除了大蒜，其他蔥蒜類都可以吃，大蒜調和于其他食物中亦可食用。除了蒜，《摩訶僧祇律》中還提到了比丘于僧地種蔥（當指洋蔥）的方法，而無禁食的規定。

綜上可見，五辛的禁忌主要出自大乘經，在反映早期佛教面貌的《阿含經》以及包括大眾部的《摩訶僧祇律》在內的部派佛教四律五論中并沒有五辛或五葷的提法（今天的南傳上座部佛教依然沒有五辛禁忌）。在四律五論中唯一的禁忌是食蒜，這一禁忌是在僧團日常生活中因上述兩種因緣，佛陀隨犯而制，逐步形成的。戒本中食蒜均犯波夜提罪，而律中廣說制戒因緣的部分，往往是更輕的突吉羅罪，結合五分律卷26的故事以及《善見律毗婆娑》卷16中的規定，可以推斷，對于食蒜的嚴禁程度是逐步提高的。早期因具體世俗因素所制的不得食蒜的規定，在之后的大乘佛教時期逐步發展成五辛的禁忌，并用宗教的超自然因素加以闡釋。

肉

漢傳佛教的大乘菩薩戒嚴禁食用包括魚、禽在內的一切肉類。《梵網經》提到佛弟子“一切眾生肉不得食”，因為食肉者“斷大慈悲佛性種子”，諸多經典中都有類似提法?！独阗そ洝肪?羅列了各種不應食肉的緣由：眾生輾轉輪回，所食之肉很可能是自己去世的姻親眷屬；禽畜乃至狗狐人獸等肉屠夫雜賣；生不凈之氣令眾生恐怖憎惡；使修行者慈心不生；肉本身臭穢不凈；令各種咒術無法成就；食肉之人為諸天所棄；令口氣臭；多噩夢；使人貪著，飲食無節制；令修行者不生厭離世間之心；凡夫想食肉時，應該將此視為食子之肉、服藥等，由此放棄食肉。《楞嚴經》卷6更是從修行的角度強調：

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地，皆大羅剎，報終必沈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斷殺生，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二決定清凈明誨。

由此可見，食肉與飲酒一般，于世俗生活和出世修行兩方面均無益處。梁武帝所下的《斷酒肉文》詔是不飲酒不食肉之因的集大成者，他運用王權，將素食推廣到漢地的寺院僧團，形成流傳至今的漢傳佛教食素傳統。

然而，在《阿含經》與四律五論中，并無禁止食肉的戒律，相反，多處提及居士以魚肉供養比丘。如《十誦律》卷13提到佛陀對諸比丘說：“從今聽食五種蒲阇尼食，謂飯、麨、糒、魚、肉，五種食自恣受”?！赌υX僧祇律》卷16中記載有居士通夜煮肉，做麥飯肉段供養比丘?！栋⒑洝放c《四分律》還特別提到一些外道以及破壞僧團的提婆達多一系將“不食魚、肉”列為其禁戒，在食肉議題上佛陀反而更為開放。究其原由，或因早期佛教施行乞食，檀越（施主）給什么就吃什么，過多的食物禁忌會給檀越和乞食僧人帶來不便。但比丘食肉并非百無禁忌，在何種肉可食用方面有著諸多規定。

首先，有關肉食的獲得方式上，比丘不得主動向居士乞討“乳、酪、酥、油、魚、肉”等“美食”，違者犯波逸提罪（《五分律》卷8）。其次，在肉的種類方面，人肉、象肉、馬肉、獅子肉、虎肉、熊肉、狗肉、蛇肉不得食，其緣由多是世俗性的，諸如防止野獸聞到同類之肉的氣味而傷人（《五分律》卷22）。《四分律》卷59的記載與此略有出入，少了蛇肉而多了豹肉、毒蟲和羆肉。《十誦律》卷61還提到因獼猴似人肉，亦不應食。再次，就肉的性質而言，不故見（不見到特意為“我”殺）、不故聞（不聽聞特意為“我”殺）、不故疑（不見現場有為“我”而殺的跡象）的三種凈肉才能為僧人所食。對此，《四分律》《五分律》與《十誦律》中均有明確記載。不過，大乘佛教徒于此有不同看法。《大般涅槃經》卷4中通過佛陀與迦葉的對話指出，三種凈肉只是佛陀的隨事方便開導，因如前述的種種原因，佛弟子不應食一切眾生肉。對比說一切有部的《毗尼母論》將所有情況下都“不食肉魚”視作僧團反叛者提婆達多的破僧五法之一，大小乘在食肉議題上的不同立場十分鮮明。

佛教戒律是在釋迦摩尼帶領僧團的修行生活中逐步摸索出的一系列規定，規制的形成多遵循隨犯而制的原則。佛典中關于飲食的禁忌頗多，通過對酒、肉與五辛這三類主要禁忌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佛教的飲食禁忌，是在實踐中不斷添加、并逐步嚴格化的。早期部派佛教與后期大乘佛教在禁酒議題上高度一致，但對待食肉和五辛卻立場不同，并部分造成今天南傳上座部佛教與漢傳大乘佛教僧團日常飲食禁忌的差異。由于佛教戒律中有“隨方毗尼”之說，如佛陀所言，“雖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為清凈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五分律》卷22），因此，為佛教戒律的刪改留下了很大的空間。隨方毗尼之所以存在，和佛教戒律自身的特點密切相關。

就飲食禁忌而言，圣經中將各種動物分為潔凈的與可憎的，正確地選取食物事關一個人的圣潔性，而后者又關系到他是否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在依靠他力解脫的一神教語境下，食物與神圣是極度關聯的。因為上帝是圣潔的，信徒也要圣潔，那就不能吃那些不圣潔的食物。正如已故人類學家瑪麗·道克拉斯所言，在此，神圣性只是事關圣潔與憎惡的分隔（separating）。

佛教關于飲食的禁忌較少帶有宗教神圣性的色彩，與其說它是一些強制性規定，不如將其視為生活與修行的指導方針。因為它關系到佛教徒自身日常生活的順利以及后世不受惡報，更重要的是它還事關能否成功地通過宗教修行以達到解脫生死、出離三界的最終目的。畢竟，佛教戒、定、慧“三學”中戒是基礎，“以戒為梯”才能升至“無上慧堂正法之閣”（《中阿含經》卷19）。

（本文原載《文匯學人》2015年11月27日刊，原題《漢傳佛教典籍中的飲食禁忌》，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