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個國家和歐盟的氣候談判代表，正準備踏上前往巴黎的航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將出席巴黎氣候大會。

世界氣象組織已宣布，2015年很可能成為史上最熱的一年。而過去的5年，伴隨眾多極端天氣事件，也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5年。

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獲得政府間談判委員會的通過算起，國際社會為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所做的努力，整整過去23年。當初的嬰兒已是桃李年華，但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氣候制度卻還未形成。

現有氣候制度所約定的協議期即將于2020年到期。科學家早已警告說，如果任由全球氣溫上升2℃以上（即，與工業革命前相比，全球氣溫上升2℃），人類將面臨災難性的后果。在這樣的背景下，巴黎大會被投射了巨大的憧憬，輿論普遍期待大會能出臺一份囊括所有締約國、能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以內，同時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氣候談判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回望歷史，我們一次次站在遏制全球變暖的關鍵點上，卻一次次與目標失之交臂。

先是1997年出臺《京都議定書》，那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反對，協議只對發達國家減排做了強制性要求，而豁免了發展中國家。即便如此，當時全球的兩大排放國美國和加拿大也不顧輿論反對，相繼退出了協議。歐盟成了《京都議定書》主要的參與者。

2009年，各國談判代表再次聚集到丹麥哥本哈根，就《京都議定書》一期承諾到期后的后續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減排協議，進行磋商。但令人失望的是，被認為是人類救命稻草的那次談判，卻未達成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架構協議，《哥本哈根協議》只能說是一份美國、中國、印度等多方簽署的政治宣言。它集結了相關國家的氣候承諾，卻無法回答承諾能不能兌現、承諾與目標差距有多大的問題。

但是，站在巴黎會議的門檻前，我們卻有理由樂觀——巴黎所面臨的，是完全不同以往的國際氣候政治經濟圖景。

再往前回溯幾年，氣候變化懷疑論仍然有不少的擁躉；低碳能源轉型被認為和高速經濟發展的目標背道而馳，兩者只能暫時擇其一；美國等國家飽受批評，被認為領導力和誠意不足。

但是，這次巴黎談判之前的諸多“場外信息”，卻開始釋放不同的信號。

近年，發展中國家每年的碳排放量后來居上，開始超過發達國家，雖然從工業革命開始的歷史責任來算，發達國家仍然是排放大國。在中國，人人飽受空氣污染和粗放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問題影響，能源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已經不再是一項選擇題，而成為所有國人共同的呼聲。另外，科技發展也讓人們意識到，低碳經濟甚至零碳經濟不再是不切實際的發展路徑。在這樣的國情下，中國開始越來越多地承擔并發揮“負責任的大國”角色。

《京都議定書》留給各個國家的教訓是，議定書的簽署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規定了發達國家的減排義務，就像是家長給家庭成員攤派任務，而對于巴黎來說，當減排已經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時，由各國提出自主減排計劃就成為可能。

站在巴黎會議的門檻上，包括中國在內，已經有155個國家提交了自主減排計劃，根據聯合國的報告，這些計劃至少達到巴黎會議所爭取的減排目標90%的要求，從而更有利于達成一項有約束力的減排協議。

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來自英國氣象局的研究說全球氣溫已經上升了1℃。人類是不是能站在2℃的“安全線”內，關鍵就在巴黎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