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歐關系的蜜月期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英國后就一直余熱不散，高潮迭起，24日，中國再度迎來了中國同中東歐16國合作的盛會——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和中國－中東歐國家第五屆經貿論壇，

“經過3年的不懈努力，‘16+1’好比一輛列車在不斷加速。從華沙到布加勒斯特，從貝爾格萊德到蘇州，我們正在成為一輛高速列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上如此形容中國和中東歐之間的合作關系。而此次的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也是首次在中國蘇州舉行。在“16+1”模式之下，此次的峰會又有什么亮點呢？

“16+1”四年成為標簽性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中東歐研究室主任劉作奎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表示，此次的會議在合作模式和形式上都有著創新，并且扮演著繼往開來的作用。

在往屆，會晤一般統稱為中國中東歐國家政府首腦會晤（Meeting of Heads of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而此次的會議則稱為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Summit of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這一變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波蘭總統杜達赴華參加了此次峰會，改變了清一色政府總理或代表參會的傳統，因此，從禮賓和技術層面上，為了照顧與會者的代表性，去掉了政府的色彩。這種靈活處理中東歐國家參會貴賓的方式也為雙方領導人有更多的交流機會創造了空間，有利于維持“16+1”峰會的高端性。

事實上，在2011年首屆中國-中東歐經貿合作論壇第一次拉開中國和中東歐合作的序幕時，人們或許不會想到中國和中東歐能夠就此在“16+1”的框架下繼續前進。連續舉辦了5屆經貿合作論壇和4屆領導人峰會，歷經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足跡由華沙到布加勒斯特、貝爾格萊德，最終來到蘇州。

中國也逐漸成為中東歐地區十分有影響力的行為體。據統計，2014年，中國同中東歐國家間的貿易總量達到了602億美元，4年前這個數字則為439億；中國企業對中東歐國家的投資也達到了50億美元。

“現在的‘16+1’，已經變成了一個具有標簽性的成果。”劉作奎說，“如今，這個機制正在變得更穩固。”

路透社評論稱，中國影響力的增強正是伴隨著俄羅斯經濟在中東歐地區扮演的角色漸漸減弱，中東歐領導人因此更希望向外尋求新的戰略戰略伙伴。

在此次峰會上，李克強同時提出了“1+6”的合作框架，即將構建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新型伙伴關系作為一個目標，同時在6個重點領域深化合作。其中， 不僅有 “一帶一路”對接、“產能合作”的對接，更有像“互聯網+”、“產業園”合作、金融合作這樣更新穎的內容——中國和中東歐國家間的合作正在變得越發市場化和靈活。

而此次會議選址蘇州，也是首次打破了以往峰會選址國家首都的慣例，意在推動地方政府間的合作，成為一大亮點。

歐盟由懷疑觀望變成積極參與者

中國和中東歐的“16+1”模式同時也在吸引著歐盟其他成員的目光。

此次除了中東歐國家之外，峰會還新增了3個“新面孔”——奧地利、希臘、歐洲復興與開發銀行均派觀察員列席了會議。

劉作奎稱，這種新變化體現了中國推進“16+1”框架下的第三方合作的努力，由此可能使得“中國中東歐合作+第三方合作”的新模式變成“新常態”，合作的規模、深度和廣度都將會引人注目。

在中國-中東歐經貿合作論壇成立之初，歐盟曾經產生過疑惑和擔憂。然而隨著中國增信釋疑工作的逐步展開，歐盟的憂慮正在化解。此次歐盟其他成員國和機構作為觀察員列席會議，也是對中國和中東歐合作的透明度的一種保證。

“歐盟正在由原來的懷疑觀望逐漸轉變成了中東歐合作的積極參與者。”劉作奎說，“比如奧地利，他們也非常希望能加入到這個‘16+1’的合作框架中來，歐洲復興與開發銀行作為歐洲的主要金融機構，也加入到了合作中。這都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和中東歐合作的市場潛力，也會他們帶了切實的利益。”

支點和挑戰

事實上，在中東歐16國中，已經有大部分國家均是歐盟的成員國，相比中歐關系，中東歐國家與中國的合作又有何特別之處呢？

在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中，中東歐16國是中國通往歐洲必經的門戶，而劉作奎則用“支點”一詞概括了16國的作用。

“我們在發展大國關系，中國同歐洲、俄羅斯、非洲的關系中，中東歐扮演了一個支點的角色，不但是經貿互聯互通一個重要的地理區位，也是我們進入歐盟的一個紐帶和連接點。”劉作奎說。

中東歐國家是最早一批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中東歐同時也是一個新興市場，主要發展外向型經濟，在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上和中國有諸多可以互相學習借鑒的地方。

然而，中國同中東歐之間的合作同樣面臨著挑戰。

目前，恐怖主義問題正在席卷歐洲，難民危機也令位于歐洲邊境的中東歐國家煩惱不已。中國在中東歐的投資也面臨著在歐盟地區會遇到的同樣的問題——政策和規則的限制。

“如今，合作已經走入了第四個年頭，似乎仍然缺少一個標志性的東西，比如最大的中東歐陸海快線，但推進速度還是比較緩慢。未來，雙方之間到底能不能有標志性的項目驅動雙方繼續往前走呢？”劉作奎最后對中國和中東歐的未來提出了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