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7日，一篇8000字長文將阿里巴巴送上了風口浪尖。

文中，一名阿里巴巴女員工自述出差期間被惡意灌酒，其后遭到領導和濟南華聯商家員工猥褻。目前，阿里巴巴內部已成立獨立調查組，涉嫌員工已被停職，警方正在調查中。

《2018年中國職場性騷擾調查報告》顯示，在233名主要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受訪者中，66.5%遭遇過職場性騷擾。

被隨意開黃色笑話、被故意身體觸碰，甚?被對方強行要求發生性關系……職場性騷擾可能存在于所接收到的每一條消息、每一張圖片，以及每一個行為中。

說出被職場性騷擾，你會收到什么評論？

翻看社交媒體上對于職場性騷擾的討論，從2016年民生銀行北京分行某主管微信騷擾女下屬，到這一次的阿里女員工事件，評論區眾說紛紜：或聲援受害方，又或譴責受害者給予對方錯誤暗示。

那么這些年對于職場性騷擾事件的輿論環境有發生變化嗎？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爬取了2014年至2021年8月10日脈脈職言上關于“性騷擾”的帖子以及對應評論。經篩選后，對納入的650條評論進行逐一分析。

我們基于評論的客觀內容將回帖分成五大類，每一大類包含三至五個細項。分析結果顯示，最近這四年（2018-2021年），評論的風向更多從調侃轉向表達理解支持。其中，相較2014-2017年，2018-2021年評論中“理解支持”內容的占比上升近16個百分點，而“調侃”的內容占比下降了8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在網友給出的解決辦法中，最近四年，更多評論給出了可行性更高的辦法，如留下證據、舉報、報警，占比提高到38.6%。

此外，類似“蒼蠅不叮無縫蛋”等受害者有罪論也不再那么常見。分析顯示，對發帖人的攻擊吐槽占比從2014-2017年的8.1%下降至5.3%。

某種程度上說明，更多人正以嚴肅心態正視職場性騷擾事件，而不再是不當回事的調侃。

盡管法律明確禁止，但何謂性騷擾仍未達成共識

在對于脈脈職言評論的分析中，我們也看到了大眾對于性騷擾定義仍存在偏差。

在幾條樓主發表的自認為遭受了職場性騷擾的帖子中，一些網友評價“可能是你想多了”、“這不是性騷擾”。同時，在一些長期聚焦婦女保障的公益組織開展的問卷調研，也反映著類似的分歧。

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曾在2007年調研了北京、廣州和杭州1501位受訪者對于性騷擾行為的認識和評價。調查結果顯示，超兩成受訪者對性騷擾的概念比較模糊，男性與女性對這一問題認知度也略有出入。

在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的2018年《中國職場性騷擾調查報告》列舉的11種職場性騷擾行為中，被開黃色玩笑和被人用色情目光注視是女性受訪者較常經歷的職場性騷擾。然而在不同性別的認知調查中，男性受訪者往往并不認為這是性騷擾。

這可能與“性騷擾”的概念界定長期各有說辭有關。

早在2005年，“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就被寫入《婦女權益保障法》。但什么行為才被認定是性騷擾，并不明確。

而后，部分地方法規在此基礎上作出了嘗試性解釋。比如湖南省采用列舉的方式明確規定性騷擾行為，北京市強調禁止違背婦女意愿，深圳市將男性納入到職場性騷擾的保護范圍等等。

直至2021年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才進一步完善了防止性騷擾的有關規定。

受到職場性騷擾后，近一半選擇沉默

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于2009年啟動了名為關于職場性騷擾的調查項目。數據顯示，接近九成的受訪者都認為當遭遇職場性騷擾的時候，應該明確警告騷擾者立即停止騷擾行為。然而，在職場性騷擾實際發生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訪者站了出來，更多人選擇沉默。

為什么有這種現實和想象的差異？為什么選擇了沉默？“迫于關系不敢撕破臉”、“沒有掌握證據”、“擔心對工作有影響或被報復”這是三個最經常提到的原因。

如何能夠鼓勵更多的受害者站出來？《2017年職場性騷擾調查報告》顯示，有68.9%的被調查者認為他們所在的工作單位有必要制定禁止性騷擾的相關規定，采取有效的懲治、防治措施并做好對受害人的身份保護。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盧杰鋒在《職場性騷擾案件證明問題研究》中指出，在職場性騷擾案件進入法院審理之后，證明性騷擾的存在是訴訟的核心，也是勝訴的關鍵。

從過去的判決結果來看，這一環節的失敗率很高。在澎湃新聞記者檢索的109份判決書中，受害者為原告且法院曾對性騷擾事實存在與否展開過討論的案件，共16起；其中10起被認定為性騷擾不成立，70%由“舉證不足”所致。

因此，對于個人而言，收集好被性騷擾的證據尤為重要。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

2001年7月，“性騷擾”一詞第一次出現在了中國的法庭。一名女職員指控其上司對她進行性騷擾，侵犯了她的人身權利，后來因“證據不足”被法院駁回。2003年6月，武漢江漢區法院判決了全國首例“性騷擾”案勝訴。

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面對被職場性騷擾，我們看到的是更善意的輿論環境，更希望站出來的愿景。于是，我們也期待著更多的受害者能夠拿起法律武器，保護屬于自己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