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考古、歷史工作者頭腦中，曾長期縈繞著兩個怪圈。之一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舊觀念；之二是把社會發展史當作全部歷史。”1994年，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為他的《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大作所寫的自序《六十年圓一夢》一文中如此表述。

這種反思來自于蘇秉琦對考古的理解：“考古的根本任務在于要對中國文化、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做出正確回答。我們考古學是大眾的事業，總歸要還給大眾些什么，這是行業的本分。”

24日，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聯合舉辦“蘇秉琦學術思想座談會暨《我的父親蘇秉琦》新書首發式”，該書由蘇愷之撰寫、三聯書店出版。

中華文化“滿天星斗”說

《我的父親蘇秉琦》一書是蘇秉琦辭世18年后，由蘇秉琦兒子蘇愷之撰寫的回憶錄。全書共30多萬字，按照時間線索敘事，配有百余張照片插圖，講述了蘇秉琦先生一生耕耘于中國考古事業的心跡與足跡。

蘇秉琦曾提出“滿天星斗說”，他認為我國數以千計的新石器遺址可以分為六大板塊，一是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黃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區大汶口文化為代表的山東、蘇北、豫東地區的文化，其突出特點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紅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鄰地區，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長江下游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區，從江西的鄱陽湖到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六是從隴東到河套再到遼西的長城以北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是內蒙古赤峰的紅山文化和甘肅的大河灣文化。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在《中國考古學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場革命——重讀蘇秉琦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札記》一文中介紹，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體系的六大區系說是對上世紀70年代末以前我國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的概括，反映了我國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演變規律，為重建中國上古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蘇秉琦在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基礎上連續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多元一體模式”與文化之間的碰撞融合機制、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研究的“古文化、古城、古國”三步曲、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續生型”三類型說。

李伯謙在文中指出，中國地域遼闊，環境復雜，文化傳統多樣，各區系類型文化在自身發展的一定階段，自然而然便會產生各有特點的文明因素。“蘇秉琦先生的‘滿天星斗說’正是以文學的語言對這種狀況作出的如實的描述和概括。”

李伯謙表示，文化的發展從來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同步的，各區系類型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充滿了碰撞和融合，發展的步伐也有快有慢，有的勢力不斷增強、擴展，融合甚至同化發展遲緩的弱勢文化，成為具有強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主體文化；有的發展緩慢，漸次成為被強勢文化融合、同化的對象，融入主體文化或成為主體文化的附庸。

這種發展趨勢大約從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時期起步，至少到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開始的夏代便已形成以中原文化為核心的多元一體格局。在這一過程中，有曲折，有反復，但總的趨勢卻是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蘇秉琦先生用‘多元一體’四個字來說明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過程和模式，是最為貼切不過了。”李伯謙如此總結。

考古泰斗的考古人生

蘇愷之說，父親是中國考古學教育的主要創辦者，參與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考古學專業，培養了眾多引以為傲的優秀學生；父親沒有官銜，但他非常自豪的是加入了中國考古學會，是中國考古事業的重要奠基者和主要領導者。

1909年蘇秉琦出生于河北，1930年考入國立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系。大學期間因才華出眾，曾應馮玉祥之邀，去軍隊講授《唯物史觀世界史》。

大學畢業后，1934到1949年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任副研究員。此后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52年在全國首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出任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直到1982年。1997年6月30日在北京病逝。其代表作品有《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等。

蘇秉琦是我國現代考古學的泰斗，全國考古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在考古理論研究和大量實踐中，創立了考古學上許多具有指導意義的學說和考古學基礎理論。他提出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找到中國文明起源“破密”鑰匙，發現了分層中華民族的形成道路，論述中國的傳統精神。

“蘇秉琦先生是我國杰出的考古學家，是新中國考古事業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之一，在其60余年的考古生涯里，先生孜孜以求，在考古學理論、實踐、考古學教育等方面，均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在發布會上介紹，6年前的2009年10月24日，他曾參加在遼寧朝陽舉行的牛河梁考古遺址公園啟動儀式暨紀念蘇秉琦先生100周年誕辰。

單霽翔表示，“蘇秉琦先生根據牛河梁等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提出的中國文明起源“滿天星斗說”及其國家形成和發展模式理論，至今仍是開展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指導思想。蘇秉琦先生根據牛河梁、姜女石等一系列考古發現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國”和“大文物”的概念，及其相關的大遺址保護設想與建議，是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重大理論貢獻。”

（文章部分內容參考李伯謙:《中國考古學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場革命——重讀蘇秉琦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札記》一文，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