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5年是中越建交65周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中越兩國的古代歷史聯(lián)系非常悠久，并曾以宗藩關系友好共處近千年。但是近年來，中越在南海問題爭端上表現(xiàn)出的“劍拔弩張”之勢引起各方高度關注。借紀念中越建交65周年之際，這里選摘四篇關于中越關系的論文，以期讀者能對中越關系從古至今的變化有一個全面、深刻的認識。

越南阮朝實行對華優(yōu)待政策

戴可來、于向東：《蔡廷蘭<海南雜著>中所記越南華僑華人》，《華人華僑歷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清人蔡廷蘭有《海南雜著》傳世。該書因其名常被誤認為是一部關于海南島的筆記，實際上這是一部作者在海上漂流和在越南的見聞實錄。蔡廷蘭原為福建省臺灣道澎湖廳人（現(xiàn)為臺灣省澎湖縣），于道光二十四年考取進士，此后一直在江西一帶為官。蔡廷蘭入仕之前，熱心于講學授徒，道光十四年，曾主講于臺灣引心書院。

道光十五年，同時也是越南明命十五年，蔡廷蘭鄉(xiāng)試結束回臺灣省，由廈門乘船經(jīng)金門回澎湖，在金門一帶遭受颶風，在海上漂泊十晝夜，進入越南廣義省海岸。自入越境，行程歷數(shù)月，并穿越越南大半國土，由陸路從廣西省邊境順利回國。在回國的路程中，蔡氏受到越南政府官員以及在越華僑華人的多方幫助，才得以順利歸來。在與他們的交流交往以及其自身所見所聞中，蔡氏發(fā)現(xiàn)自己在越獲得的一系列款待和尊重并不是偶然，其很大原因是越南阮朝政府與華人關系密切，并實行對華優(yōu)待政策。

阮朝（1802—1945）是越南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嘉隆（1802—1820）、明命（1820—1840）兩朝是阮朝的興盛時期，他們推行與中國友好的政策，全面學習中國文化模式，對中國非常親善。當時越南的法律這樣寫道：“土人每丁，年征稅錢十二貫，唐人減半。” 阮朝政府對在越華人稅收減半足以證明阮朝對華僑華人的政策是寬松、親善的。

華僑華人在越主要從事以中越貿(mào)易為依托的商業(yè)貿(mào)易，由于中越陸路交通不便，貿(mào)易多以海路進行，阮朝前期對西洋船舶通商限制頗多，僅開放少量口岸，并且不準許外國商人停留居住，貿(mào)易完畢，即刻放洋，盤查甚嚴。而對于清朝商人則相當寬松，允許投泊各個口岸，通商貿(mào)易，居留押冬，均非常自由。所以在越南各地形成了很多中國商船聚集地，為中越貿(mào)易貨物聚散處。

蔡廷蘭在書中還記述說，越南廣義省思義府菜芹汛上岸的時候，汛官前來盤驗，他注意到汛官拿的牌照居然和中國相同：“國中悉用漢字，其衙門案牘體式與中國略同。”蔡廷蘭又在雜著的下篇“越南紀略”中詳細記載了越南的政治制度情況：“內(nèi)外文職，品級名號，皆仿天朝官制?！笨梢姡侥蠋浊陙砩钍苤袊挝幕难眨涔僦?、科舉均源于中國。

近年來，臺灣學者和越南學者越來越重視對《海南雜著》的研究，即便其內(nèi)容并未涉及臺灣歷史，但是蔡氏的科考以及為官經(jīng)歷、在越南與華人華僑的交往與傳播中華文化等，都反映出臺陸之間始終密不可分的關系。當然，《海南雜著》作為研究中越關系的史料具有重要意義，也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多個角度展現(xiàn)了古代中越文化交流的情況。

李鴻章在中越宗藩關系終結中扮演何種角色？

王志強：《李鴻章用條約維護中越宗藩關系的努力》，《蘭臺世界》2015年第3期

王志強、權赫秀：《從1883年越南遣使來華看中越宗藩關系的終結》，《史林》2011年第2期

中越宗藩關系在歷史上延續(xù)了1000多年后，因近代法國殖民勢力的介入而中斷。1881年12月，清廷命北洋大臣李鴻章負責“妥籌越事”，李鴻章于是成為越南問題解決的關鍵性人物。在保護中越宗藩關系上，很多人視李鴻章為棄越的代表。然而事實上，李鴻章為維護中越宗藩關系做出過很多努力。

中法戰(zhàn)爭前夕，越南對清朝的朝貢行為及其貢道受到法國殖民當局的阻撓，中越官方往來幾至斷絕。1883年，越南國王派出以范慎遹、阮述為代表的使團赴清請求中國的軍事與外交援助，以挽救越南被法國吞并的危險局面，同時以備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談判時咨詢及與清朝議決越事。

事實上，法方對于越南參加三方會談持有異議，即“屬邦未便會商”，主要還是為了維護其在越南的保護國政策。在中、法就越南能否參加三方會談出現(xiàn)分歧時，李鴻章于1882年12月27日致函總理衙門：“至越員會商，在我固無此體制，在彼亦未必甘心，今若與說明帶同備問，似可兼顧越南一面?！憋@然，李鴻章將越南“參加會商”變通為“帶同備問”，正是如此變通，法國才允許中法談判時越南在場。

越南使節(jié)也借機來華請求清政府協(xié)助越南同西方國家簽訂通商條約以達到自強的目的。李鴻章對于越南嗣德帝表現(xiàn)出的自強之志給予肯定，并在致總理衙門函中特別指出：“該國王雖近?；?，而于時勢大局似尚明曉。”

在越南問題上，李鴻章推行其慣用的“以夷制夷”策略。通過外交途徑尋求英、德、美等西方國家與越南立約建立通商關系，雖然并未得到實質(zhì)性進展，但李鴻章借用近代條約維護中越宗藩關系及援助越南對抗法國的努力顯而易見。

另一方面，越廷也想借機獲得清政府的軍事援助。1883年3月24日，越南特使范慎遹向李鴻章提出清政府派兵船往助順化的請求，1883年5月1日，清廷命李鴻章“迅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云南防軍均歸節(jié)制”，大有與法國決戰(zhàn)之勢。但事情發(fā)展并非如此，李鴻章為避免陷于同法國開戰(zhàn)的危險，只是出于對邊防安全的考慮進行了軍事防御部署，但對越南的軍事援助并無實質(zhì)性的作為。所以，越南此次遣使尋求清朝軍事上的援助計劃也宣告失敗，中越宗藩關系由此終結。

總之，為了應對法國的威脅，清政府與越南都曾試圖突破宗藩關系的限制而建立更加直接有效的近代型外交關系，越南政府還試圖獲得清政府對其早期近代化努力的支持與協(xié)助，這表明中法戰(zhàn)爭前夕中越宗藩關系無論在形式還是在內(nèi)容上都出現(xiàn)了新變化。然而，這樣新的努力都隨著遣使失敗而告終，同時也宣告了中越宗藩關系事實上的終結。

中越友好新時期：越南詩人素友在中國

毛玉文：《20世紀50-60年代越南詩人素友作品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東南亞縱橫》2014年第8期

20世紀50-60年代，中越關系處于“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頂峰時期，高度的政治互信影響到兩國之間的文學交流。越南文學也在中國國內(nèi)流行開來，其中的典型代表為越南詩人素友。

素友是越南20世紀著名詩人，又是越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之一。他的詩歌被越南官方視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典范，備受越南人民的喜愛和推崇。20世紀的越南歷經(jīng)動蕩與革命，戰(zhàn)爭長達30年，活生生的現(xiàn)實生活折射到詩人內(nèi)心，作品中承載的是那個時代的道德風尚和時代精神。素友的作品主要反映越南的革命、抗法戰(zhàn)爭、建設社會主義以及抗美戰(zhàn)爭，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和歷史性。

1955年8月26日，中國文化部副部長丁西林率中國藝術團開始對越南進行為期2個半月的演出訪問。素友代表越南人民和政府歡迎中國藝術團首次到越訪問。1964年6月14日，中央委員會書記素友、越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光輝參觀了中國攝影家石少華、陳淮在越南河內(nèi)的攝影展。

1960年5月，中國作家蕭三訪問越南。蕭三到達越南河內(nèi)的第二天便去拜訪了詩人素友。兩人初次見面，一見如故。蕭三與素友互贈詩集。在訪問越南期間，胡志明主席接見蕭三，是素友陪同蕭三一起去見胡志明主席的。當晚，中國駐越南大使館為蕭三舉行告別越南文藝界朋友的集會，在會上，素友吟誦《通往友邦之路》的一段，受到大家的熱烈歡迎。

1949年后，我國的外國文學翻譯工作與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轉(zhuǎn)折。外國文學翻譯出版工作在新中國政府的領導下，逐漸組織化、計劃化。剛成立的新中國雖然沒有制定出明確的翻譯政策或標準，但是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文藝政策對外國文學翻譯工作卻有很大的制約。而素友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傳播，主要因為他的作品符合了當時的“政治標準”。

除了對素友詩歌的翻譯之外，我國還對越南古典文學名著進行翻譯與研究，比如《金云翹傳》等，頗有成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素友詩歌為代表的越南文學作品在中國傳播，豐富了中越文學交流的內(nèi)容與形式，不僅滿足社會政治的需要，也適應了普通民眾的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