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看到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人員和總裁拉加德建議將人民幣納入SDR（特別提款權）時，相信很多人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畢竟，中國從2009年才開始尋求人民幣國際化。這一舉動是從推動人民跨境貿易結算開始的，6年來發展迅速。2009年，人民幣跨境使用額為30億人民幣，而2014年這一數字為10萬億人民幣，已經有超過1/4的跨境交易用人民幣結算。

與中國貿易投資占全球比重相比，人民幣國際化仍有很大空間。人民幣國際化的好處，昨天澎湃社論已有申述，在此不贅。風險則可以多說幾句。

人民幣一旦深度國際化，中國金融制度必須按照國際通行規則進行重構，導致中國政府調控經濟的方式受到更多約束，這是中國政府面對的首要難題。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劇，對準備不足的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而言，也是全新和巨大的挑戰。

在中國國內，擔心人民幣國際化是拔苗助長，質疑人民幣國際化是受投機力量推動，乃至挑戰中國金融當局“以開放促改革”策略合理性的聲音也很多。我們認為，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需要全面理解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在邏輯。

很多人擔心以開放促改革是危險的。其實，中國加入WTO的紅利是典型的以開放促改革，國內很多規則因此得以修訂，對內開放新局面得以打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恰逢IMF每五年審查一次貨幣籃子，借此機會，很多改革更容易得到國內高層的支持，同時也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推動更加順利。如果沒有這一機遇，相信很多改革不可能如此密集地推出。這些改革包括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升數據透明度（宣布采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公布特殊標準SDDS）、按季發行3個月期短期國債、建立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加大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等。這些改革的每一步，步伐都不算小。

對中國而言，這樣做值得嗎？通過推動人民幣加入SDR，來推動中國金融制度的改革，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嗎？一旦人民幣加入SDR，意味著中國的金融部門將更多按照國際規則運轉。中國做好準備了嗎？

擔心集中在，雖然資本項目開放從中長期看是必要的，但過早過快放開將帶來風險。主要的質疑認為，必須先完成國內的一些經濟金融改革，才能穩妥借此資本管制。因此，問題的實質是中國政府的金融管制，哪些應該先放開、哪些后放開，哪些應該完全放開，哪些應該保留管制。

預先知道所有問題答案的改革是不存在的。目前，中國尚在探索資本流動加劇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這對矛盾的解決方法。在IMF層面，也支持保留對短期資本流動、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過度避稅等管理手段。即便將來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這些手段仍會保留。這些措施將決定人民幣國際化的前途。

未來，檢驗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是否正確，標準是市場反應。如果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迅速擴張，就說明中國改革的動力來自貿易投資的真實需求，而不是政策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