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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邊府戰役:法國不敵越盟,世界政治版圖驟變
越南問題的由來
1945年秋,當法軍抵達東南亞,從英國和中國國民黨手中分別接管越南的南半部和北半部的時候,發現他們面對的是胡志明和當地的越南民族主義者們。他們自稱“越盟”,不同意法國在當地重建統治。越盟堅定地致力于革命,而以任何標準來衡量,胡志明都有著非同尋常的革命經歷。1920年,他是法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20世紀20年代,他是蘇聯第三國際的高級要員之一;他還是中國共產黨的顧問,越南共產黨的締造者。同他的高級顧問一樣,其中包括著名的武元甲將軍(Vo Nguyen Giap),胡志明曾就讀于法國夸克霍克公立中學(the French lycée Quoc Hoc,音譯)。在學校里,他在思想上受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和鼓舞。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失敗,主要在于他們錯誤估計了形勢;法國人認為他們的對手只是些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而實際上他們的對手都是些羽翼豐滿的革命家,他們繼承了在法國自己的革命浪潮中涌現出來的羅伯斯庇爾和圣茹斯特的衣缽。

胡志明對法語有著非同一般的熱情和駕馭能力;1922年,身在巴黎的胡志明向一家法國體育雜志投了一篇文章,抱怨體育專欄作者在報道中使用了英語詞語,例如:經理、回合、擊敗倒地等。胡志明也有著杰出的政治領導能力,越南革命因此得以生生不息;前歷史教師武元甲則表現出了過人的軍事才能。他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雖然沒有在參謀學院或戰爭學院讀過一天書,但他對游擊戰術運用和常規部隊的指揮,都堪稱大師。最終,他的軍事實力使戰場上的法軍和美軍都無比羞愧。

1946年底,法軍和胡志明的談判破裂了。沖突開始席卷整個越南,尤其在北部。一開始,這是一場由專業的法國軍隊發動的戰爭,法國巴黎政府拒絕向越南派遣應征入伍的士兵。不僅如此,在戰爭的第一年里,美國對殖民政府懷有敵意,拒絕向法國提供重要的軍事援助。這是一場法國無法負擔的戰爭,也是一場很快就不被法國國民和世人認可的戰爭。然而,就如同柏油娃娃一樣,法軍發現他們已經騎虎難下了。
在對抗伊始,法國裝甲部隊和步兵部隊迫使越盟起義軍從海防港和河內相繼撤離。在這場直接的常規戰中,越盟毫無機會,但武元甲已經證明了他有著一流的軍事頭腦,他開始發動一場“打了就跑”的戰爭。他的第一個目標是取得農村地區的控制權,由此越盟在農村地區的控制范圍也越來越大,而法軍則占據了適合軍隊部署的城市和城市周邊地區。1949年,雙方軍力關系開始發生變化。隨著中國蔣介石政府的垮臺和毛澤東的部隊抵達邊境沿線,越盟得到了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廣泛軍事援助。越盟邀請中國軍事顧問團赴越協助指揮。到1950年夏末,越盟第一支訓練有序、裝備精良的軍團,通過奪取高平要塞和諒山要塞,已經在邊境地區向法軍發動了進攻并取得一系列的勝利。
越南戰場的轉機
似乎,法國在越南的日子屈指可數了,但后來發生的兩個重要事件卻阻礙了這一進程。在東亞北部,朝鮮戰爭爆發。戰爭的爆發改變了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態度。華盛頓的許多政客迅速得出結論,認為法國發動的戰爭是為了阻止共產主義的蔓延,如果越盟取得了勝利,那么東南亞其他地區將會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陷入共產主義的旋渦。之后,朝鮮爆發戰爭,中國派遣志愿軍入朝參戰,抗美援朝,因此對胡志明和武元甲的援助在短時期內減少了。然而,武元甲犯了一個錯誤,高估了越盟的實力。1951年伊始,由于武元甲認為他的部隊能和法軍開展面對面的直接常規戰役,他便針對紅河三角洲沿線的法軍陣地,發動了3次主要進攻。但是,中國對越盟的援助減少了,而美國對被圍攻的法軍的援助,卻有了明顯增加。
也許最重要的是,法國陸軍元帥讓·德拉特·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自偉大的拿破侖之后法國最有能力的將軍之一,抵達了越南,擔任了法軍指揮官。德塔西尼在抵達的時候,對助手們說道:“我的出現,價值不亞于一個師。”從一定程度上講,他是正確的。在極短的時間內,他重振了法軍的士氣。利用美國提供的飛機和其他裝備,德塔西尼的軍隊在3次主要戰役中對進攻的越盟發起了反擊,第一次在1月,第二次在3月,最后一次在1951年5月。但是,德塔西尼在越南的時間很短暫,他于1952年1月就去世了。繼任的法國將領們幾乎沒有像德塔西尼那樣的干勁兒,更別提像他那樣的軍事能力。

與此同時,戰爭仍在繼續。武元甲認清了一個事實,他的軍隊還沒有能力與法軍硬打硬拼進行常規戰斗。于是,他集中節省兵力,重點打擊分散的法國駐軍,逐步削弱法軍在農村地區的政治和軍事控制力,特別是在紅河三角洲地區。同時,作為對法軍進攻性打擊的回應,武元甲撤出了紅河三角洲周邊的防御陣地。法軍的進攻就好像打在了枕頭上,因為越盟撤退進了深密的叢林地區。此外,在越盟控制的茂密叢林地區,法軍發現找到目標是比較容易的,但是回撤則較為困難;因為武元甲集中后備部隊,迫使法軍且戰且退,一直退回到了紅河三角洲。
直到1953年,在越南的雙方軍力平衡陷入了一個僵局,但形勢有利的天平慢慢地滑向了越盟。雖然法國仍然占據著主要城市,但是武元甲的軍隊逐漸加強了對農村地區的控制。誠然,美國仍在持續不斷地提供援助,但是這樣的援助是要付出代價的——即美國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越南,對法國施加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確切地說,法國發動戰爭的目的恰是要阻止這樣的政治后果。另一方面,對法國前景來說,也許最危險的是這場戰爭沒有得到國內的支持。時間變成了越盟的盟友。
決定在奠邊府作戰
1953年5月,法國政府為這場戰爭任命了一名新指揮官——亨利·納瓦爾(Henri Navarre)上將。納瓦爾戰斗經驗豐富,1917年至1918年,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西線作戰;20世紀20年代初,他在摩洛哥打了兩年游擊;1945年,他在進攻德國的戰爭中曾指揮過一個團。但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他又在情報部門和參謀部任過職。此外,他未在亞洲服過役,對越南戰爭幾乎一無所知。令人震驚的是,這正是他被任命為指揮官的原因。一抵達戰場,納瓦爾就開始梳理法國海陸空三軍的組織結構和協作能力,但他很少對人員進行調整變動。在人員變動中,最重要的是他任命準將勒內·科尼(René Cogny,不久晉升為少將)指揮重要的越南北部地區,尤其是紅河三角洲地區。科尼將軍身高6.4英尺,相貌英俊,頗有女人緣,讓人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正如納瓦爾所發現的那樣,他也是一名老謀深算的家伙,如果事情出了差錯,他一定會想方設法將過錯推給別人。

法軍面臨的基本戰略難題是,他們試圖以最小的代價贏取最大的勝利。可是,他們的對手卻有絕對的自由,可以自由選擇在他們感興趣的時機,然后發動襲擊。1953年6月,科尼建議法軍對越南西北部丘陵地區的省會城市奠邊府發動一次深入的空中打擊。之后,他會聲稱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在此建立基地,利用當地居民展開游擊行動,攻擊越盟的大后方和后勤保障系統。納瓦爾認可了這個提議,但他把奠邊府視為一個攔阻陣地,既能阻止越盟進一步侵犯老撾,同時也能抵擋越盟的圍攻。
這兩種想法都試圖解決類似的問題,即如何通過威脅越盟的根據地,使越盟不能相對自由地調遣部隊展開行動。但是法軍的決策依賴的是兩個致命的假設:1.由于奠邊府四周環繞的可怕地形,武元甲和越盟缺乏戰略戰術和物資供應,不能發動長期的圍攻戰;2.在奠邊府,如果法軍的火力、炮火和空中力量優于越盟,如同發生在1951年的冬季和春季的戰役一樣,法軍就能夠擊潰進攻的越盟步兵,并能壓制住穿過越南西北部山地叢林地區的武元甲的炮兵部隊。法國指揮官們還希望他們能夠讓越盟陷入一場絞肉機般的戰役,使越盟損失慘重,胡志明就只好按照法軍的條件回到和平談判桌前。法軍選中奠邊府,是因為他們認為,和越南東北部的其他峽谷相比,該地區的峽谷足夠寬闊,駐軍能夠攻擊越盟的大后方。事實上,奠邊府四周群山環繞、連綿起伏,為越盟炮兵陣地提供了最佳的觀察地,但是法國人沒有理會這一點,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能夠控制整個炮戰。
法軍在預測時忽視了一個問題:奠邊府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武元甲眼中一個極有吸引力的目標,因為它的守軍大部分是輕裝步兵,大炮和裝甲支援有限,法國必須從河內通過空中途徑對他們提供遠距離支援。而這個距離也會影響轟炸機和戰斗機對守軍提供近距離空中支援的效能。法軍還沒有認識到,越盟,法國大革命的繼承者,為了將部隊和所需的大炮轉移到環繞峽谷的山巒上,是愿意為此付出巨大代價的。
建立堡壘
骰子就這樣被擲了出去。1953年11月20日,第一批C-47運輸機從河內白梅機場起飛。第一批空降的傘兵來自第6殖民傘兵營,在具有傳奇色彩的軍官馬塞爾·比雅爾(Marcel Bigeard)少校的帶領下,開始在奠邊府作戰。直到11月22日,最后一批傘兵和空降工兵已經抵達并開始修建機場,該機場將成為逐漸增加的駐軍賴以生存的場所。然而,在工兵可能完成的任務和要讓奠邊府抵御越盟的主要進攻而需要完成的任務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距。簡單來說,工兵要花費很多精力才能修建兩個飛機場。從12月到次年1月,由于整個越南境內還有其他繁重的運輸任務,每天抵達奠邊府的空運物資只有150噸左右。

因此,修建橫貫峽谷的防御陣地的任務,就落在了士兵們的身上。然而,駐軍部隊大部分是精英部隊,他們根本不愿意將時間花費在挖掘地堡、戰壕或者架設鐵絲網上。只有在加布里埃爾要塞,吃苦耐勞的守軍(由阿爾及利亞人組成)修筑了兩條完整的防線。其他所有的陣地僅僅只有一條薄弱的防線。駐防的士兵們很快就清除掉了陣地上的大部分植被,一方面是為了建立火力帶,同時也是為了柴火之需;奠邊府因此變得極易受到攻擊。他們也沒有對陣地進行偽裝。造成的結果是,當越盟在3月發動攻擊的時候,他們能清楚地觀察到山谷里發生的一切,而本應保護主要陣地的防御工事區域,幾乎沒有發揮作用。
使防守峽谷的問題更加惡化的是,事實上,法軍在1月底才開始認真修建防御陣地,而這時越盟似乎已準備發起進攻了。12月底,非常明顯的是在奠邊府北部的叢林地帶,駐軍無法深入叢林實施突擊。實際上,至1月初,越盟對駐軍逐漸縮小了包圍圈。到1月底,法方情報部門發現在峽谷北和東北方向出現了3個越盟的主力師,第308師、第316師和第304師。科尼和他的參謀們本應該很清楚,要么將盡可能多的駐軍撤走,要么大量增加守軍。但他們什么都沒做,反而像一群心理學專業的新生一樣,看著老鼠在外邊圍著他們的籠子跑來跑去。納瓦爾拒絕考慮撤退,而科尼則將大部分的機動預備部隊派去執行其他行動了。
至3月中旬,雙方軍力對比已經到了對法軍非常不利的局面。在那個時候,越盟的后勤部門在能俯視奠邊府的群山上,已設法儲備了大量的炮彈。武元甲的部隊穿越叢林,將火炮運輸和拖拽到了山上。然后,在環繞奠邊府四周的群山斜坡上,越盟挖了山洞,他們的武器就藏于洞中。他們能輕松地將武器推出、開火,同時又能在法軍反炮兵射擊回應前,很快地將武器拖回山洞。此外,越盟帶來了28個步兵營,總兵力約3.7萬人;此外,武元甲又將另一批共計一萬人的后備部隊投入了戰場,其中很多士兵都沒有經過足夠的訓練。
和越盟的士兵數量相比,法軍只有10814名士兵,包括步兵、坦克兵和炮兵。其中,1412名士兵來自法國本土;2969名士兵來自外籍兵團,其中北非人2607名,非洲人247名(幾乎都是炮手);還有3579名是越南人和山地部落居民。幾乎所有軍官和多數士官都是法國人。整個戰役期間,法國空降到奠邊府的援軍士兵為4291人,而其中680名空降失敗。

法軍戰敗
考慮到越盟已損失慘重,武元甲決定撤退,轉而采取一種窒息策略。戰后他這樣說道,他的目的是“將我們的進攻和包圍線向前推進……逐漸加強我們的控制,從而完全攔截增援部隊和物資供給……利用戰壕向前推進直到他們能接觸敵人陣線,也就是逐片蠶食敵人的戰術”。然而,越盟的損失在繼續增加,而包括越南傘兵在內的法國軍隊卻還在堅持。但是科尼不愿意派遣大量的增援部隊,這對法軍的堅守非常不利。值得注意的是,當法軍寄望于戰斗機和轟炸機給越盟帶去慘重損失時,奠邊府惡劣的天氣狀況,以及距離河內的遙遠距離,使法軍最初期待的依靠空中力量獲勝的愿望根本無法實現。
截至4月21日,越盟已經占領了于蓋特要塞的大部分和機場的北部。法軍可用的傘兵和外籍兵團數量更少了,反攻的效果越來越差。數以千計的士兵在戰斗中陣亡。但是,越盟的損失也同法軍一樣巨大。到4月24日,武元甲的部隊已經奪取了于蓋特最后的陣地。這場在一連串的稻田上進行的戰斗(一位法國軍官的嘲諷說法),讓越盟損失了3個團,讓法軍損失了500名士兵。但是,越盟能承受這些損失,而法軍卻不能。然而,動搖革命道路的危險信號正在出現。武元甲之后寫道:“我們的部隊還不能避免被大量殺害,這要求我們迅速進行重組和增援……在我們的干部和戰士中出現了消極右傾傾向,其表現為害怕大量殺戮,害怕承受意外,害怕面對疲倦、困難和物資匱乏……”
5月的第一個星期,戰斗結束了。
越戰的泥淖
法軍在奠邊府的失敗導致了巴黎政府的垮臺。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領導下的新政府同意將越南一分為二:北部由越盟控制,南部由新建的獨立政府控制。不久,吳庭艷就控制了越南南部。吳庭艷雖然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但也是一個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當法軍快速離開越南時,美國卻很快轉向支持低級別官員和軍官主張的一個關鍵戰略要素,即防止東南亞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淪陷。然而,越盟在奠邊府大敗法軍,這不僅是北越盟共產主義政權獨立的一個催化劑,同時也是南越政權獨立的催化劑。在廣義上,它標志著新的沖突、新的戰爭模式和新的力量平衡的興起,其影響力一直延伸到了21世紀。
通過拒絕派遣軍隊去阻止法軍在越南的失敗,艾森豪威爾政府表明了它的決心:美國沒有必要將金錢和士兵的生命花在越南的防御上面。10年后,另一屆美國政府卻不顧其戰爭推演得出的結果,做出了一個相反的結論。1964年,戴高樂認為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政府堅持干涉南越是為了壓制日漸成功的暴動,于是把法國政府的最高機密、奠邊府戰役失敗的分析報告,發給了五角大樓,內容包括戰役的原因、法軍的錯誤和取得的教訓。美國國防部的官僚們甚至沒有花工夫將報告翻譯成英文,就直接將報告轉給了國家戰爭學院的分類圖書館。國家戰爭學院至今仍保存著這份報告。
也許更加令人沮喪的是,在1972—1975年的慘敗后,美軍認為參謀和戰爭學院不值得再去對暴動進行研究,包括美國的越南戰爭。因此,幾乎完全準備打一場常規戰的美軍,在伊拉克自由行動的“后沖突”階段,不僅最終重復了法軍在越南犯下的每一個錯誤,還重復了自己曾犯下的每一個錯誤,似乎在越南的兩場戰爭從未發生過。正如美國著名哲學家約吉·貝拉(Yogi Berra)曾說過的:“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情形”,但是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美國年輕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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