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中國真能走出來的一條路，一定是世界人類都能夠接受的路

由北京大學世界倫理中心、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和長江商學院聯合主辦的“儒商論域2015：良知·價值重塑·企業家”論壇近日在京舉行。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世界倫理中心主任杜維明教授在會上所作的演講，上周在網絡熱轉。

其中那句“我不認為我們有一條只是中國能夠走出來的路，中國真能走出來的一條路，一定是世界人類都能夠接受的路，我們現在要走出的路應該是未來人類共同需要的一條路”，尤其獲得眾人點贊。

杜維明開宗明義，點出本次演講的問題意識：即在現今所處的一個凡俗的人文主義大框架中，如何重新建構“我們”——指文化中國，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以及散布世界海外的華人，當然也包括世界所有和中國雖無血緣關系卻關心中國問題的人——的價值。

他提出，從“五四”開始，中國最早接觸到自由人權的問題。后來因為中華民族170多年來所碰到的困境，突出了科學和民主。可以說，西方所代表的理性、自由、法治、人權和個人的尊嚴，成為了人類多半都接受的價值。然而還是沒有辦法面對人類中心、工具理性、征服自然、個人為主所造成的兩大困境：第一大困境是人和自然的關系，第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種族、民族、文化之間的關系。因此在世界各地，對于新的人文主義有一種特別的關注，需要有一個新的思路和方向，新的人生觀、宇宙觀、自然觀，來面對人類現代碰到的困境。

杜維明尤其強調自由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事實上得不到一定的尊重、重視，特別是在伊斯蘭世界突出的價值，就是正義，“justice”。這個觀念現在在歐美也被認為是極為重要的問題，這是全球的問題，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問題。

不過，假如沒有自由，只是注重正義、注重公正，又會異化成一種宰制性的權威，即“正義在我”，這樣世界上的沖突就很多。假如沒有理性，我們的同情成為溺愛，又不合情又不合理。沒有法律和法治自由，只有禮樂教化，也是不可能的。沒有個人的尊嚴，社會很可能變成“同而不和”的統治。所以這兩方面，自由、理性、法治、人權和個人尊嚴，和同情、正義、禮讓、責任和社會團結，都是人類需要的。

這些論述表現出杜維明對中國的現實關切。他認為，不是中國要走出一條中國道路，就特別突出責任而忽視人權，特別突出同情而忽視理性，特別突出禮讓而忽視法制，特別突出社會團結安定而不夠重視個人尊嚴，這兩方面必須同時共有。“因此我不認為我們有一條只是中國能夠走出來的路，中國真能走出來的一條路，一定是世界人類都能夠接受的路，我們現在要走出的路應該是未來人類共同需要的一條路。”

在演講的最后，杜維明提及聯合國2015年提出的“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其中有經過學者討論后一致認定的“共同分享的價值”，可以作為價值重塑過程的重要參考。這些價值包括：自由，平等，團結或者和諧，容忍文化的多樣性和他者，尊重并敬愛自然，共享的責任。

秦暉：儒學現在有幾個人是尊孔不頌秦的？

近日舉辦的東方歷史沙龍“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討論了清華大學歷史學者秦暉的新書《走出帝制》。出席沙龍的嘉賓還有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學者張鳴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學者周濂。

秦暉在發言中提及，新書是本文集，文章話題主要圍繞2011年辛亥百年和今年新文化運動百年。因此可以說，這本書主要是講晚清。他一直對中國歷史有一個宏觀判斷——中國歷史說穿了就是一頭一尾的兩場轉型、劇變：后面的這場是從晚清開始，即怎么走出帝制或者走出秦制的變化；前面其實就是走入秦制的變化，就是所謂的“周秦之變”。

所謂“周秦之變”，即從周到秦的幾百年間，當時有良心的人都覺得這個社會普遍地道德崩潰。因為秦制以前的社會是小共同體本位，是熟人社會。最簡單的小共同體是家庭，再放大可以說是家族。還有一些是沒有血緣關系的，沒有血緣關系，也是有非常穩定的人身直接交往，這一點不僅是中國這樣，世界很多民族包括西歐也是這樣的。而且那種時代社會不流動，這種依附關系往往是終生的，甚至是世世代代的。所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講“中世紀的關系是一種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

中世紀到近代，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在西方是受到資本主義的沖擊，在中國則是受到秦制沖擊。本來的社會有很多小主人，每個小主人有一批他們的依附者，雙方盡管不是平等的（從近代眼光看這當然也不是一種理想的關系，因為自由、平等肯定是談不上的），但是親情是有的。但秦制一開始，就有一個最大的主人把其他所有的主人都一掃而光，這個人成了全國百姓的共同主人。

秦暉認為，秦制的特點，簡單講就是唯一的主人用一些他受寵的奴才去管理那些不受寵的奴才。而受寵的奴才對于不受寵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兇得多。所以秦制一開始的道德基礎就是沒有的。唯一的基礎就是它有效。”所謂的秦制有效說穿了就是君子斗不過小人，文明人斗不過野蠻人，選擇手段的人斗不過那些不擇手段的人。”

而近代文明之所以值得珍視的一點，是一直到近代，才確實有了文明人依靠他的創造性勝過野蠻力量的機會。

秦暉在講座中還提到反思“五四”，認為不僅是代表新文化運動的這一面，他們的“荊軻刺孔子”是值得反思的；反過來，那些聲稱自己是儒家的人，他們頌孔子是假，頌秦王是真，這一點也必須反思。“‘五四’時代為了對抗新文化所謂的儒家，其實真的不像是什么儒家，比如最典型的就是現在被一些人捧得很高的康有為。”當然康有為的思想有一個發展過程，在戊戌時代和譚嗣同區別不是太大，講三代如何好、秦制如何壞，但到了民國初年發生了變化。秦暉認為陳獨秀對康有為的批評是非常對的，尊孔都是假的，康南海就是想當大官。

“儒學現在有幾個人真的是尊孔不頌秦的，哪些人表面上尊孔，其實一直在頌秦，一直到現在。最近有臺灣新儒家和大陸新儒家的一場筆墨官司，實際上就是為這個打起來，海外港臺的新儒家認為大陸新儒家都在頌秦王，而他們是反對頌秦王的。”

張鳴在回應中表示認同秦暉的“周秦之變”基本大框架，但中間有一些環節他認為是有差距的。自從從秦二世滅亡到漢宣帝以后有了變化，不是說官吏就是得寵的奴才，因為那時候有儒生了，皇帝自己也說“共天下”，很少有皇帝說天下是我的，都是和這些人共天下。只有元朝和清朝的時候，官吏才變成皇帝的奴才。其他的時候，這些儒生們有修身治平的抱負，他們最高的理想是當帝王師，可以教導皇帝，盡管我們說儒表法里，儒不一定是真的落下來了，但畢竟要有一個表。周秦之變，后世很難把秦制原封不動地灌下去，靠嚴刑峻法來統治。所以落到鄉村的時候，就是一個小政府，什么事不管，什么修校補路、救濟都不管，就管三件事：一個是訴訟，一個是所謂的教化。當然儒家憲政，但是儒生的抱負并沒有完全被消滅。

周濂則從秦制聯想到霍布斯的《利維坦》。在《利維坦》當中跟秦制有一個結構上的相對應，那個絕對的、不受約束的主權者所面對的不是小共同體，面對的是原子化個體，這種一盤散沙式的個人主義、原子化的主體跟不受約束的主權者，他們彼此之間相得益彰，相互支持。

他由此強調了區分兩種個人主義。陳獨秀在1920年特別認同個人主義，覺得中國缺的就是“個人主義”。但1921年時，也就是一年后，就說個人主義不好，認為中國人簡直是一盤散沙，每個人都懷著狹隘的個人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而是貪污賣國盜公肥私。1920年陳獨秀所向往的個人主義和1921年所批評的個人主義是兩種個人主義。后面的個人主義就是秦制或者絕對主權者特別喜歡的那種個人主義，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會上不說會后亂說的自由散漫分子，講究個人利益至上，沒有權利觀念更沒有責任觀念，當然也沒有共同體觀念。與此相反，自由主義或者真正的個人主義要確立的不是自由散漫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不是“我喜歡我愛”的個人主義、不是個人利益至上的個人主義，而是要確立一種個人的權利和責任相對應的個人主義。

周濂還提及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當中也談到，任何一個極權統治都要斷絕人與人之間的一切聯系，讓他們進入到無法溝通、自我懷疑、相互猜疑的原子化生存狀態。他認為從《利維坦》到《極權主義的起源》，可以看到一個關于恐懼的完整敘事：為了躲避自然狀態中無所不在的全面恐懼，相互猜疑的原子化個體選擇進入利維坦，而為了確保利維坦的穩定，則必須繼續鞏固和強化這種孤立無援的原子化個體的生存狀態，最終制造出新的全面恐懼。

教育部擬要求高校輔導員必須是中共黨員

據人民網消息，教育部日前在官網公布了《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的修訂情況，并向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及部屬高校征求意見。與原規定相比，新規對高校輔導員隊伍建設的要求和措施更加具體，對輔導員隊伍的政治要求更嚴格，要求高校輔導員必須是中共黨員，并且“不得有損害黨和國家利益以及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的言行。”

原規定是2006年9月1日起頒發施行的，已經實施近十年。

新修改的規定在政治上對高校輔導員提出了更嚴格要求。新增加了“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綜合運用教育教學、實踐養成、文化熏陶、研究宣傳等方式，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實到學生日常管理服務各個環節，形成高校學生的日常行為準則，使高校學生自覺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新修改的規定明確提出，高校輔導員應當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新規定還要求高校輔導員，積極學習和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構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陣地，加強與學生的網上互動交流，圍繞學生關注的重點、難點、熱點進行有效輿論引導，豐富網上宣傳內容，努力把握網絡輿論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及時了解網絡輿情信息，密切關注學生的網絡動態，敏銳把握一些苗頭性、傾向性、群體性問題。

新規定要求，建立國家、省級和高校三級輔導員培訓體系。確保每一名專職輔導員每5年參加1次國家級或省級培訓。各高校負責對本校輔導員的系統培訓，每年開展不少于4次的校級培訓，積極選送輔導員參加校外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