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11月10日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時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17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上強調，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

“供給側改革”最近成為經濟學領域的熱詞。事實上，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供給創新”已被寫入——以微觀活力支撐宏觀穩定，以供給創新帶動需求擴大，以結構調整促進總量平衡，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面對經濟新常態，“供給側改革”將釋放哪些新紅利？與“需求側”相比，“供給側”有何新內涵？

為何強調“供給側改革”

當前，世界經濟低迷不前，中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環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需要豐富宏觀調控的智慧，提高宏觀調控的水平。在財政學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看來，從供給端入手推動制度創新，是有效化解“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通過需求側改革的思路實現，重點強調擴大由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凈出口增長“三駕馬車”構成的總需求。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更注重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以此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指出，過去的高增長主要由需求拉動，重點解決市場“有沒有”的問題；現在需求平穩，要重點解決供給“好不好”的問題。“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需要實現供給和需求在新條件下的對接和平衡。更注重加強供給側改革，體現了發展理念的變化，將牽引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到集約的轉變。”張立群說。

賈康認為，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需要用新的動力源對沖下行因素。只有通過新的制度供給的龍頭把創新因素激發出來，才能成功應對經濟下行，看到中國經濟巨大的發展潛力、韌性和回旋余地。

“供給側改革”有哪些新內涵

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新供給”被寫入“十三五”規劃建議。其中明確，培育發展新動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加快實現發展動力轉換。

在賈康看來，當前必須在供給方面考慮不同的要素，塑造新的動力。供給方面大致有五項要素：勞動力、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創新力量、制度機制安排。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前三項的動力作用非常明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更需要強調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

賈康認為，提升有效供給必須有一系列改革的重點考慮。比如，簡政放權必須結合體制框架的改造，指向大部制、扁平化，才能真正轉變政府職能，減少信息不對稱，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激發潛力和活力。

周天勇近日在其撰寫的《為什么要實施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一文中也強調，宏觀調控應更注重供給側管理。需求側的管理辦法在經濟蕭條時擴大赤字，經濟膨脹時收縮赤字。而供給側管理強調減稅，通過減稅擴大生產、刺激創業、發展小微企業、增加就業、增加制造業的利潤和收入。

“兩端發力”如何更“精準”

注重供給側結構改革并非不談需求側。

張立群指出，短期來看，宏觀調控的重點首先還是穩住需求，如果沒有穩定的需求，供給就沒有意義。過去幾年的穩需求政策，其實也在為供給側調整創造條件。保持必要的需求增長水平，才能讓經濟增長穩定在中高速水平，為經濟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在“穩”的基礎上才能求“進”，而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將為經濟中長期持續增長注入新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要使生產適應當前的市場需求，在此過程中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一過程，需要完善我國的產權保護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構造對產權有效保護的制度，并在此基礎上支持企業轉型升級。

賈康認為，適當擴張需求的同時要處理好供給管理問題。他強調，供給側改革要注重“八雙”——“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雙擴”，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合，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投資規模；“雙轉”，盡快落實人口政策的轉變、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雙進”，推進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在“混合所有制”的概念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PPP模式，尋求共贏；“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積極推進金融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