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爆發的蘇德戰爭，是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大戰，其耗時之長、參戰兵力之多、戰場涉及面之廣以及對于世界局勢影響之大，超過了以往的戰爭。蘇聯和德國與同時期中國戰場的各方勢力關系密切，因而戰爭的走向對中國抗戰具有重大影響。中國內部各政治派別對于蘇德戰爭均非常關注。

就國民政府而言，其內部許多成員對這場影響中國命運的戰爭保持著較大的熱情。蘇德戰爭本身的戰況和走向是國民政府諸人觀察的重點：黨、政、軍大員基于駐外機構不斷傳回的情報，對蘇德雙方的進退攻守勝敗持續關注，反復預估蘇德戰爭的趨勢和結果。他們的研判是否合乎戰局的實況，是否提出過有獨到的見解？

蔣介石本人對1941年的蘇德關系尤其是蘇德開戰的種種看法，顯示出過人的判斷力。不過開戰之后，蔣介石能否繼續準確預判局勢發展，其各種判斷的根據何在，尚待考證。如果以蔣介石某個“高光時刻”的表現為例，評判他戰略眼光的高低優劣，或可能以偏概全。而他的各種看法，若屬于集體智慧的結晶或是來源于某種巧合，則蔣介石本人的水準，也有再行評估的意義。

蔣介石

一、速決戰還是持久戰：國民政府高層關于蘇德戰局走向的討論

蘇德戰爭爆發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多方權衡，做出了“聯蘇反德”的決策。但具體如何聯蘇、反德要反到怎樣的程度，仍要取決于國民政府對蘇德戰局走向的判斷。少為人知的是，此番蔣介石并未試圖憑借一己之力解決這一難題，而是選擇在其高層之中組織一場討論，試圖以集體智慧做出解答。

6月26日，蔣介石向各戰區司令長官和各省政府主席發出密電，詢問他們對蘇德戰局的看法以及日本的動向和中國的應對。隨后，國民政府高層對蘇德戰局的走向展開一系列分析，數十位高級文官和軍事將領電呈了他們的意見。其中，德軍“閃電戰”是否還能奏效，是參與討論者不約而同感興趣的話題。

德國自1939年閃擊波蘭之后，在軍事上屢獲奇功，而此次突然襲擊蘇聯的最初幾日里，又獲得了巨大的戰果。按照常理，絕大多數人應該更傾向于德勝蘇敗的速決戰判斷。然而事實上，在眾多意見中，更為主流的意見是既承認德國在軍事上的巨大成功、蘇聯處于嚴重的威脅之中；又重視外部因素對戰局的影響，進而斷言蘇德戰爭將演化成持久戰。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辦公廳主任蔣鼎文明言：“德蘇戰爭，蘇不免失敗，惟英美必援蘇，使戰事延長。”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的看法稍有區別：“蘇雖初次失利，但戰爭延長化，英、美、蘇可平衡對德，但結不成聯盟。”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提示：“英國爾后之攻勢，再與美國將來之參戰”，均會使德國“在戰略上陷于兩面作戰之不利”，最終“第一次歐戰之國際形勢有歷史重演之趨向”。這些意見帶有明顯的國際視野，而后來的事實證明盟國提供的援助確實大大幫助了蘇聯。

另一些討論者則更看重蘇聯自身的潛力。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稱：“德對蘇戰事初期雖占優勢，但決（絕）非短期間所能了結，勢必曠日持久，雙方消耗。”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夏威說得更加明確：“初期蘇將失利，但蘇聯地大物博，宜于持久”，而“持久以后對德不利，自是意料中事”。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勛的分析甚具戰略眼光：開戰初期“蘇似力不敵德，然蘇有雄厚之人力物力及嚴密的蘇維埃組織，德欲速決恐不可能”，而且龐炳勛敏銳地看到蘇德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之間的相似性：“蘇之對德戰爭，將亦如我國之對暴日。”可見，這幾年中國的抗戰經驗，也為將領們提供著思想資源。

還有一部分人對蘇聯頗具信心，在蘇軍處于被動之際，依然認為德國無法戰勝蘇聯。山東省主席沈鴻烈直言“德國將重蹈覆轍”，暗示希特勒將遭遇拿破侖在1812年的命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則認為：“蘇俄除非國內有重大變化，德國速戰速決之企圖斷難達到”，待到形勢進一步對蘇、英、美有利，則“希特勒政權走向崩潰之途”。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對于蘇聯最為樂觀：“如德之閃擊奏功迅速，亦難征服蘇聯”，甚至戰爭會出現“蘇聯擊潰德國，而有威脅歐陸之可能”。二戰結束后隨即爆發的美蘇冷戰，證明了余漢謀的驚人預見。

國民政府高層關于蘇德戰局走向的分析，其主流意見是，德軍速決戰的鋒芒最終會被持久戰的泥淖所吞沒。因而國民政府整體上對蘇德戰爭的初期走向持謹慎樂觀的態度，認為蘇聯不至于迅速崩潰。以后見之明觀之，不得不承認國民政府的高層頗具洞察力。

此次討論中蔣介石始終未曾表態，說明至少在蘇德開戰之際他對戰爭未來的看法尚未成型，傾向于以集體的力量去預判“勝敗誰屬”，并且也取得了較為符合學理的答案。就這一點而言，他的行為體現出了足夠的胸襟。但在開戰最初的十天里，他本人對于蘇德戰爭尚未提出過超乎常人的見解。

二、長期化戰爭：國民政府對初期戰局的觀察

在戰爭的最初兩個月，國民政府駐外各相關機構開始高速運轉，其不斷傳回的報告反復沖擊著蔣介石等核心成員的神經，幸好他們尚保持著較高的戰略定力，通過對莫衷一是的情報進行反復剖析，仍然堅持之前做的判斷。

6月23日，德軍初戰告捷的消息即已傳回。國民政府對蘇軍初戰失利或有心理準備，但德軍的捷報與他們關于持久戰的看法相左，自然令其無法輕松。不過，國民政府很快便有人發現來自蘇德前線的情報可信度并不高，需要進行甄別。而且，身在柏林的桂永清和駐蘇副武官張培哲搜集的情報也常常相互抵牾，須待一段時間后才可分辨真偽。如此“霧里看花”的情況本在情理之中，但客觀上增加了分析戰局家的難度困擾，使他們國內的人們無法確定蘇德戰爭長期化的判斷的真實狀況。好在駐外使館傳回的報告中仍可提煉出相當數量的寶貴信息，比如外交官齊焌、學者周鯁生、駐美代表宋子文等人均傳回過支持持久戰觀點的情報。

國民政府內部許多人對海量情報進行分析后，終究沒有改變“持久戰”的判斷。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職的王子壯在7月7日分析：“蘇方雖損失若干土地，而其關鍵則在蘇能長期抵抗而不潰，必能獲得最后之勝利，因德軍雖精，以人力財力論，不堪長期之消耗也”；“德軍果有所獲，亦不能不經過相當之犧牲，故蘇軍之潰敗尚需時日”。7月14日，孫科在蔣介石住處午餐時宣稱：希特勒“與蘇聯戰，遇見強大陸軍，復有英美海軍為敵，不免戰敗”。8月4日，即將升任軍長的丁治磐相信：即便德軍在軍事上暫時占優，亦“因經濟市場關系絕難持久”，將“歩西班牙、葡萄牙之后塵，而與英、法相繼沒落”。8月20日，軍令部會報斷定推定：“蘇德之戰勝負未分，蘇聯武力之表現頗足驚人。”8月21日，新任外交部次長錢泰告訴交通部部長張嘉璈：“蘇德戰事，如十月前，德軍不能獲勝，此后更難有把握。”8月27日，林蔚更是直言：“就全局觀察，蘇對德作持久戰爭。”這些看法在當時似占主流，亦頗多見地。

蔣介石的觀察也與眾人大致相同。7月3日，他在日記中記道：“俄軍不能久持之消息自在意中，然甚望其不致如法國之整個崩潰耳。”7月5日，他認為：“俄、德戰局，俄國尚能支持，不致如外傳之懦弱也。”7月19日，蔣介石聽聞斯摩棱斯克失陷，似乎稍有動搖。不過，8月1日，他再次強調：“德國攻俄并無如預期之順利，以后或停頓為陣地戰。”8月23日，蔣介石得知德軍在戈梅利俘獲大量蘇軍的消息，表示不相信，稱“無乃太過乎”。與既往研究的認知稍有不同，7、8月間蔣介石尚未放棄對蘇聯的信心，依然認為蘇聯能夠將局勢拖入持久戰。

此兩個月間蔣介石本人的見解仍不鮮明，他關于蘇德戰局的觀察與其他人的看法大同小異，這多少仍受到前述集體智慧的影響。然而以后事觀之，蔣介石內心關于蘇德戰爭的期待與國民政府中的很多人其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蘇德戰爭進入9月之后，一個戲劇性的情節突然出現，給關心戰局的人們帶來了不小的困擾，隨著戰局的推進，蔣介石與他人的觀點開始出現明顯的分歧。

1942年7月17日，斯大林格勒戰役爆發

三、蔣介石與幕僚們對于基輔會戰的不同預判

戰爭爆發兩個月后，希特勒進行了一次巨大的戰略轉向：“希特勒急于將烏克蘭、頓涅茨盆地，乃至高加索等富有經濟價值的地方拿到手”，而他“對莫斯科并不那么有興趣”。9月，希特勒指揮重兵集團將基輔包圍圈內的數十萬蘇軍圍殲，而基輔這座大城市也陷于敵手。有意思的是，此間國民政府內部關于基輔會戰的預判出現了明顯分歧，蔣介石對戰局的感受與眾人不復相同。

由于德軍統帥部決定改變進攻方向，德軍機動兵力開始向南方部署和調動，而蘇聯糟糕的道路情況導致進展一度緩慢，蘇德前線在8月下旬進入短暫的沉寂，而于9月之后才再度沸騰。情報的缺乏影響了中國駐外使館的工作，以致其傳回的基輔會戰相關消息，略微顯得滯后且出現較大偏差。直到9月20日，徐永昌才收到倫敦方面和哈瓦斯通訊社的報告，方知德軍完成了對基輔的大迂回；而遲至27日駐蘇武官張培哲才正式通報基輔淪陷。

受困于情報上的種種不足，不少人在基輔會戰時期的分析大大失準。張發奎在9月7日思考分析蘇德戰局，其關注的重心還在于“中路蘇反攻極得手”，并樂觀地估計蘇聯可能守得住基輔。分管情報工作的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在9月13日仍未覺察到德軍攻擊方向的轉換，依仍舊維持著既有判斷：“德蘇戰爭之始，德國宣傳三個月可結束戰爭，今三個月時期已快到，而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三城尚未攻下，可見德軍遭遇預期以上之困難矣。”王世杰在9月22日基輔城破之后，仍堅持：“聞基輔已被德軍攻陷，但蘇軍抵抗甚力，士氣仍甚銳。”很可能他此時還尚未得悉蘇軍此役損失了數十萬之眾的事實。

而當眾人得知實情之后，則難免有些沮喪。軍事委員會參議屈武在9月28日的講演中承認：“基輔陷落不可諱言是德軍的勝利，因為它可以基輔為據點，東進威脅哈爾科夫、羅斯托夫和克里米亞半島，相反地，對于蘇聯，則為一種損失。”10月3日，王世杰得知英國下院決定加強援助蘇聯時，方才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承認“蘇聯戰局相當危急”。國民政府內部日益彌漫的不安，既緣于此前“持久戰”判斷破滅后的挫敗，又滲透著對聯蘇反德既定方針的擔憂。

蔣介石在此間的反應不同于國民政府中的其他人，他對蘇德戰局的變化表現出了驚人的直覺，而基輔陷落后，他對蘇聯前途的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面對情報的缺失，蔣介石對戰局的動向卻早有不良預感。8月23日，蔣介石就在日記中提到德軍在“南路進展尤速”，斷定蘇聯雖“不致急敗，然亦不過時間問題”，理由是“以現代戰事守者，終不易久守耳”。受制于消息不暢，蔣介石在8月31日亦還未得知基輔可能陷于巨大的包圍之中，但他仍感覺到“俄勢亦危矣”。待到9月20日左右，他關于基輔會戰的不良預感得到證實，蔣介石隨即斷定情況不妙，感慨戰事有“小敵之勁，大敵之擒”的即視感。更重要的是，此間蔣介石對蘇聯的信心持續下降，至基輔淪陷后他已暗自放棄此前做出的蘇德戰爭“停頓為陣地戰”之看法，接連數日都判斷列寧格勒危急，恐怕無法保住，嘆道“基輔失陷以后，俄國戰局益危”。蔣介石與其他人迥異的表現，背后隱藏著他與眾不同的邏輯，尤待分析。

戰爭頭兩個月的結果似乎給了國人一個感覺：蘇德戰事已經進入穩定和膠著的狀態。國民政府成員不免深陷其中，缺乏足夠的警惕。加之德軍變陣相對隱蔽，前方傳回的消息又不夠及時、準確，無怪國民政府內部出現大面積失察。

那么，蔣介石在8、9月之間對基輔會戰近似“未卜先知”的預判，是否證明他所具有的戰略判斷力呢？恐怕未必。蔣介石的預判很可能出自他內心深處的戰略藍圖——他雖與旁人一樣同樣堅持聯蘇反德的戰略方針，但他與他人的區別在于蔣介石更執著于日蘇之間開戰、從而使國民政府所受到的重壓得以減輕。而他認為誘使日本北上攻蘇的重要因素，正是蘇聯須在對德作戰中失利。當所有人基于尋常思維和失準的信息進行分析和推理時，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期盼漸漸主導他的思維，促使他悄然摒除來自國民政府其他成員的集體智慧，在主觀上做出蘇聯業已受挫的猜想。換言之，蔣介石關于基輔會戰的正確預判，較大程度上是一種巧合。

在情報不甚確實、戰況撲朔迷離的時候，依托個人對局勢的感受進行戰略預判，是合乎情理的選擇。政治家自身的直覺甚至執念，的確可能幫助他們預知機遇和風險。但這畢竟多依賴于運氣，難以一再復制。更重要的是，過度執著于某種主觀設想和期待，容易使一個人無法冷靜地對待客觀形勢的變化，并常常忽視身邊其他人的智慧。基輔會戰后，蘇德雙方在莫斯科外圍展開廝殺。而這次蔣介石關于蘇德戰局的研判，就頗失水準。

四、莫斯科會戰的逆轉與國民政府諸人的感受

盡管蔣介石和幕僚們關于基輔會戰的預判存在分歧，然而基輔的淪陷對他們造成的心理影響倒非常趨同。他們關于持久戰觀點的立論根據受到質疑，對蘇聯贏得戰爭的信心大大減弱。此后，對蘇聯感到失望的情緒在國民政府多數人心中擴散，并陪伴他們進入蘇德戰爭的下一個階段。驚心動魄的莫斯科會戰，牽動著國民政府要員們的心弦，使其情緒隨之跌宕起伏。蘇聯軍民的不懈堅持逐漸導致戰局出現艱難逆轉，國民政府的多數觀點亦變為蘇德戰爭的特征依然是持久戰，而且蘇聯終會獲得勝利。然而令人費解的是，蔣介石卻視而不見莫斯科會戰的逆轉，他關于蘇德戰局的解讀更是難以理喻。

10月初，規模空前的莫斯科會戰拉開帷幕。這場所有人預料之中的會戰實無多少秘密可言，因而駐外各機構很快恢復了過去的效能，延綿不斷的消息傳回重慶，國內對會戰的動態一直較為了解，同時也持續進行著研判。會戰之初德軍在維亞濟馬—布良斯克地區大量包圍大量蘇軍，并最終將其殲滅。不同于基輔會戰時的情況，此次作戰的動態在第一時間就被送回國內。宋子文、駐英使館、駐蘇使館、蘇聯駐華武官傳回的資料都提示著會戰初期德軍占據優勢、蘇軍相對被動的事實。

基于已傳回的多數消息，蔣介石的幕僚們對蘇軍面臨的局面普遍缺乏信心。國民政府中人普遍多采信傳回的情報，深信蘇聯將遭遇失敗并為中國聯蘇反德的立場感到擔憂。蔣介石的侍從唐保黃在10月11日指出：“如蘇軍不能造成第二馬恩河會戰之形勢，德蘇戰局恐難免急轉直下之變化。”同日，林蔚也為蘇聯擔憂：“蘇聯中路軍提摩監利（鐵木辛哥）元帥所指揮之部隊，大部被德軍包圍，此后作戰形態形勢似將漸趨險惡。”王世杰于10月12日記道：“德蘇戰事顯有新變化”“距莫斯科百余里之諸重鎮多為德軍所占或包圍。蘇軍形勢危殆”。10月13日，朱家驊告訴翁文灝：“蘇必不支，蘇敗后，德將對我提和議。”齊焌則認為希特勒勝利后“我方終吃虧”。陳誠在10月15日致電蔣介石：“德蘇戰局急轉直下以來……德國或企圖于年內攻下莫斯科，從速結束戰爭。”并重提他在6月29日的觀點：“蘇聯于首都失陷后，或繼續抗戰，或仿效十月革命時代之故事，與德中途妥協。”王子壯于10月18日也感嘆：“最近德軍攻下基輔，猛力攻莫斯科，德軍聲勢復為大震。”

蔣介石自己的邏輯原本與他人不同，此際的心路更為復雜曲折。莫斯科會戰一開始他便感嘆：“俄國中路軍被德猛攻甚急，已有不能維持之勢，此乃必然之事，惟望其莫斯科能不失耳”，顯然他仍不希望蘇聯速敗。但是，他又絲毫不同情蘇聯的境遇，數日后他致電外交部部長郭泰祺稱：“蘇聯軍事吃緊，莫京日益危急”，判斷“烏克蘭既陷，莫斯科又危”，指示郭泰祺在與蘇聯談判中趁機提出對華有利的條款。在前述蔣介石的戰略藍圖里，莫斯科如果真的淪陷，則日軍北上犯蘇的概率會大大增加。此種趨勢甚至使令他暗暗興奮，稱日本“攻俄決心與準備皆已完成，只待莫斯科陷落，其必立即攻俄無疑義”。蔣介石對莫斯科會戰的大致看法與眾人的觀察貌似并無本質區別，但其觀點恐怕更多源于其戰略設想而非前方情報或他人意見。

然而，蘇德戰局的實際發展出乎眾人的預料。11月之后，戰局開始顯現拐點，國民政府的駐外機構敏銳地注意到此一現象，其及時傳回的情報不同程度地透露出德軍攻勢受挫的情形。桂永清、邵力子、張培哲等人接連發回電報，告訴陳布雷、徐永昌等人莫斯科會戰正在發生逆轉。

在大量提示著蘇軍已穩住戰線的情報面前，國民政府內部的多數人逐漸意識到德軍的頹勢，更在蘇聯扭轉局面后紓解了之前的憂慮。國內一些分析家甚至在駐外機構傳回情報之前就覺察到了戰局的變化。10月下旬齊焌從德國返回，告訴徐永昌他的判斷：“蘇聯不至崩潰”，但德軍可能在11月底攻至伏爾加河流域，“德雖無最后勝利，但英、美亦無打倒德國之可能，結果是對峙”。唐縱與齊焌交流后，認為“此次德國攻蘇所用閃電戰術已告失敗，于是不得不采用持重戰法，然德國實恨意大利矣”。譚延闿長子譚伯羽自德國返回，也向顏惠慶談到德國在人力上的窘迫，稱“今后戰爭還將持續很長時間”。待到蘇軍在莫斯科反攻得手的消息傳回，國民政府諸人對蘇勝德敗的走勢更為確定。12月22日，唐縱看完報紙后記道：“蘇聯反攻，德國形勢頗為不利，確在東線潰退。”同一日，徐永昌在看完情報后斷言：“此項戰爭新局勢業已開展，眾料德軍在蘇總崩潰即在今冬。”他們的情緒隨著蘇德戰局的逆轉而好轉，對蘇聯的信心也開始重建。

吊詭的是，蔣介石對上述一切變化始終持懷疑態度，國民政府內部其他人的智慧也似乎未能影響到他。10月31日他記道：“莫斯科形勢轉危為安，是乃全局一線之生機，甚望其能度過冬季，固守而不失敗”，此點評論大致不錯。但在11月22日，羅斯托夫被德軍攻陷這樣一個不太重要的失利，卻被蔣介石看得很過重，認為“羅斯多（托）夫失陷，則高加索油田受威脅更大，莫斯科形勢亦甚嚴重”。11月30日，他又強調莫斯科情勢危急，好在“尚能支持未失”。蔣介石的這些看法迥異于國民政府諸人的分析。更奇怪的是，12月以后蘇軍的凌厲反攻好像沒能勾起蔣介石的興趣，他在日記中對此只字不提。直到1942年1月，他才確認“德國在俄挫敗”的事實。蔣介石遲遲不肯相信蘇聯的轉敗為勝，透露出其希望蘇軍在莫斯科會戰失利的幽微心理。

與基輔會戰期間不同，莫斯科會戰的相關消息透過不同渠道，始終通暢且比較及時地傳回國內。當情報業已證明蘇聯的逆轉后，大多數人重拾對蘇聯的信心，屬于符合常理的表現。問題是，何以人人都看得到莫斯科會戰中蘇聯的逆轉，而蔣介石卻始終保持懷疑和回避的態度？這恐怕在于蔣介石戰略藍圖中關于日本北進的期盼，繼續仍極大地影響著他的判斷，以至于致他不愿接受莫斯科已轉危為安的事實。

或許在蔣介石看來，基輔會戰蘇軍業受重挫，若莫斯科再瀕失陷，日軍北上的可能性將進一步增加，而中國正面戰場的壓力有望如愿減輕；可蘇聯要是贏得莫斯科會戰，日本便可能放棄乘虛而入的打算。倘如此，他關于日蘇開戰的長久期盼，便自然化為泡影。正是誘日犯蘇、驅蘇克日的戰略設想，導致蔣介石此間的判斷大大失準，對國民政府內部多數人的意見亦選擇性忽視。蔣介石的主觀設想幫助他意外地“預測”到基輔會戰的結局，卻妨礙了他正確對待莫斯科會戰的走向。

1941年，德國士兵向蘇聯軍隊投降

五、結語

平心而論，國民政府對1941年蘇德戰局的研判，多數時候尚能見微知著，做出的預估雖不中亦不遠。這雖與聯蘇反德的國家立場相關，但依然體現出其在國際政治方面的專業素養和軍事戰略方面的分析能力。國民政府諸人所體現出的水準，首先得益于中國駐外機構和人員持續不斷的努力。其次，國民政府在多數時候能夠準確把握局勢，亦歸因于中國國內抗日戰爭的經驗：國際援助對支撐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的重要意義，軍、政兩界深有體會；而中國廣土眾民的特點對持久抗戰的積極作用，他們也有著強烈的感受。前述關于蘇聯局勢的各種分析中時刻滲透著這樣的觀念。

1941年蘇德開戰后，蔣介石關于蘇德關系和蘇德戰局的各種看法，相當一部分是國民政府各成員基于對可靠情報冷靜分析、反復推演后集體智慧的結晶。比如開戰之時關于持久戰的觀點，又如蘇德戰局初期的種種評論，皆是如此。蔣介石能夠準確估計形勢，離不開集眾的力量。蔣介石當然也有不少異于旁人的獨立思考。但如前所述，這與他關于國際形勢的戰略設想有關。將這場遠方的戰爭與中國正在進行的抗戰相互聯系，本是蔣介石在戰略上長于他人之處。可惜他過度沉浸于自己的設想之中，影響了他對時局的判斷。某些時候蔣介石基于此戰略設想做出了符合實情的判斷，可能純屬巧合；而某些時候蔣介石因為傳回的情報不符合自己的戰略設想而固執己見，于是出現了嚴重失準。

（本文原題為《國民政府對1941年蘇德戰局的研判——兼論蔣介石的戰略眼光》，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2期，作者陳默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作者對原文進行了刪改，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