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梁曉的家庭故事，對我自有一些特別感受。梁曉是中學比我高三屆的同學。在我印象中，他在學校以機敏、頭腦靈活、反應快出名，還有，他傳奇的“出身切換”被全校傳了個遍。在“文革”初期對“出身”最敏感的時刻，他從一個革命干部子弟，突然變為“反革命子弟”，原因不是因為通常發生的干部父母被“打倒”，而是革命干部的養父母和他“劃清界限”、中斷了領養關系，他被迫墮回了“壞成分”的親生父母家庭，領回了一個“壞出身”。“出身”多重要？舉個例子：梁曉同屆的中三五班，在“文革”開始前一年（1965年）升高中時，班里就有四個學習優秀的學生，因為“出身不好”，不僅被這個市重點中學踢出校去，而且不能被任何學校的高中錄取。梁曉的故事在學校有驚秫效應，因為到了“文革”初期，“出身”，即父母的職業，對一個青少年已經是“準敵我界限”了。

若是梁曉不寫出自己的家族故事，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時代大潮是怎樣捉弄和撲倒善良的家庭、善良的人們。

梁曉寫的回憶錄《從梁樹到山陰路》是作者和生父兩部分的回憶合成。梁曉的生父梁立言恰好出生在辛亥革命使清朝變為民國的1911年，梁立言的大哥志高比他年長二十歲，差不多是長了一輩的年齡。回憶錄簡述了梁志高早年的政治活動，前半部書就涵蓋了從辛亥革命后到“文革”結束的父輩記憶；后半部分是梁曉自己的回憶，他恰巧出生在又一個改朝換代的年份，那是由民國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949年，所以，回憶錄后半部又覆蓋了生在紅旗下的一代人從1949年后，直至改革開放后的經歷。它既是兩代人的故事，又折射了中國近代大環境變遷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影響。

作者大伯梁志高政治生涯的開篇，不論是卷入孫中山在南方的活動，還是出師北伐，都和我祖父的經歷相近。而青年梁立言從外省執意前往上海讀書和之后諸多情節，又和我父親的經歷差不多。這讓我想到，表面上，一個個的個人在做出自己的選擇，而在背后，那是個人意志難以抵擋，被推著、擠著走到一起的一波波時代大潮：辛亥革命、北伐、匪患四起的社會動蕩、新政新學對社會觀念的沖擊、西方的左右翼思潮對古老帝國中走出來的新青年群體的撕裂……而更大的大潮，是壓倒一切的抗戰洪流。有時候，個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身不由己，會在左右分流的岔道口，無可選擇地必須非左即右，尤其是所謂“有志青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日的國難當頭，只要選擇從軍報國的，幾乎只有國軍和共軍兩種選擇，而大多數從軍抗日的年輕人，只知報國，并不認為進哪個部隊，日后竟然會被看作是一個極具意識形態的個人政治選擇；也不會料到，如果他作戰英勇或是能力超強而獲得的軍階，未來會被彼方看作是政治反動程度的明證。而這種事情偏偏發生在梁曉的父輩身上。

梁曉與親友同學在新書發布會合影。

作者生父一家的命運，具有偶然性中的必然，他們的命運是“家鄉”的位置決定的。盡管在青年學生時期，梁立言被左翼吸引，參與了全國救國聯合會和全國學聯工作。可是，他的家鄉就是李宗仁的家鄉，他和大哥最終如小溪流水，自然就匯入了桂系一派的滾滾河流，也就順理成章地隨此路人馬進入抗日戰爭的各種努力和各種顛簸。回憶錄的細節，不僅讓我們對民國社會有了生動的感性認識，如當時的女子體育學校和戲劇社對青年體魄和精神的培育；私立大學全面開花、富家子弟留日的普遍、日本侵華前的社會景觀；更有作者對歷史背景作了深入淺出的介紹，融入了家人、親戚、朋友在歷史大場景中的細節參與，包括從軍、辦報等經歷，以及梁立言回憶中生動描繪的周圍一圈桂系人馬的人生百態、桂系和蔣介石的中央乃至和共產黨的交叉。民國史中的桂系一支，馬上變得有血有肉起來。

從梁立言的回憶，可以看到國民黨節節敗退的原因之一。它似乎掌領龐大的軍事資源，上層卻是包括桂系在內各路力量競爭的巨大內耗，每一路力量中，精英也不乏相互競爭的內耗，不少左翼乃至彼方情報人員混跡其中，意識形態松散。這種內部競爭大多是柔性的，過程中可能此消彼長，但結果還是相互抵觸地共存。而我們已經知道的是，彼方內部卻是剛性競爭，最后唯剩堅硬內核的團結一致的力量，意識形態也越來越強化。

這不是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軍隊的狀態，而是整個民國的狀態。它是松散的、各自為政的，給民間回旋留下了巨大空間。民國的梁立言、大哥及其朋友，很多人并不是意識形態上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或許“誰的同志都不是”。他們只是懷著報國之心，也懷抱個人在事業上獲得社會認可的期待。在那個年代，他們若是遇到麻煩，避一避就過去了，有時，都不用避遠，有個幾十里路的距離，找個親戚朋友躲過風頭就沒事了。當1949年改朝換代、規則全新的時候，如此生存習慣就著實害慘了他們。他們明明知道，那個與他們服務的政權敵對的在野黨，將要執政了，他們可以遠走高飛，卻因為以往的人生經驗和社會經驗，不認為自己非離開不可。可是，1949年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改天換地的年頭，一個剛性、非黑即白、無法變通、疏而不漏、無可遁逃的時代。因為史無前例，所以他們措手不及地栽了。

梁曉恰在這一年出生。

所以就有了梁曉獨特的家庭故事。大伯死刑、生父入獄，同時，“出身”眼看著成為一個孩子前途的同義詞。生母為了梁曉的前途，讓妹妹、妹夫收養了他。在冷酷年代的梁曉故事里，其實，還有許多的善良在閃光。不僅有他的養父母對姐姐一家歲月漫長的照顧，對梁曉視如己出的撫養；還有，在梁曉的養母一次次向“反革命家庭”伸出援手的時候，需要上級批準，也有一個善良的上級，每次都批準了她。只是，黑白分明的剛性社會越演越烈，最終，到了極致的“文革”。當年我們都是孩子，我們其實應該想到的，梁曉的養父母承受了怎樣的逼迫，才會別無選擇地做出放棄收養的決定。

即便在那樣的年代，也有善良的人。在最強調“出身”的年代，梁曉竟然有機會成為“工農兵學員”，過來人都知道，這個幾率低得不能再低，換個地方、換個“招生”的人，或許就沒有可能。而梁曉也承繼了前輩的善良，他敘述的中學“文革”故事很簡單，誠實描繪了自小受到的教育形成了怎樣簡化激進的思維方式。我讀的時候想，那些故事我相信永遠不會被后代弄明白了：事實上，1966年，在這個中學恰是稱為保守派的學生組織，因為人多勢眾和順應了主流，能夠掌握生殺予奪的權力，所以也成為校園打殺的主力，而激進的少年梁曉“文革”初期在自己的中學創建的那個叫做“造反”的少數派，卻聚合了一群反對和抵御迫害、毆打同學和老師的學生，也在可能救援的時候解救了他們。梁曉有自己良知的底線，雖然在大局勢下，這樣的救援非常有限，有很多被鐵定為“敵人”的老師救不出來，但是，局部的救援已經極為難能可貴。這些，只有經歷過的我們一代，才會記得和明白。我希望在這里記下一筆。

梁曉父子兩代的回憶，最可貴之處，是時代感。梁立言的回憶，完全保留了民國的原汁原味，梁曉竭盡誠實、毫不掩飾地寫出當時自己身上折射的時代和教育。這讓我們看到了真實的歷史演進。民國遠非一個完美的年代，它脫胎于一個帝制古國，加上辛亥之后的兵患、匪患，天災人禍。但是它是自然發展的、豐富的，有社會探索和演進的巨大空間；1949年后的一段路，恰是簡單地追求觀念簡化和社會純凈，沒有給民間社會和社會探索留下空間。而“文革”后的撥亂反正，正是在試圖恢復一個豐富的社會并容許探索。

這個故事的結局似乎是大團圓。其實，大動蕩時代的小人物的殘酷命運，恰恰在于大家的標準是降低到了“活著”。假如你活下來了，周圍所有的人都會認為：你所經歷的一切，你曾經是“怎樣地活著”，都可以忽略不計了。

我想，梁曉認真書寫和記錄歷史，正是因為，他有著比“僅僅活著”更高的生命追求。

(梁曉著《從梁樹到山陰路》即將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