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李碧妍博士就其新著《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和復旦歷史系副教授仇鹿鳴進行了一場對談，對唐朝安史之亂以后中央政府如何應對藩鎮割據的危機有精彩的討論（詳見澎湃新聞相關報道）。在活動中，李碧妍博士亦分享了自己寫作博士論文并最終成書的歷程。

我從大三開始做唐代藩鎮的研究，當時對藩鎮這個問題的認識還很模糊，后來的研究中我不斷受到各種各樣的啟發，累積起來才呈現出這本書現在的樣子。

這本書最早完成的部分是第四章“江淮：新舊交替的舞臺”中的《韓滉與鎮海軍時代的來臨》那一節。那時候我正在讀大三，當時有個契機，是上海博物館舉辦了一場“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其中有一幅很有名的作品就是韓滉的《五牛圖》。后來在完成“隋唐歷史與文化”專業課的作業時，我打算寫唐代中晚期南方社會經濟的問題，看史料的過程中發現韓滉這個名字很熟悉，回想起來他是一個畫家，才知道他其實是唐代歷史上很有名的節度使。這就和我們常識性的觀點有差異：談到藩鎮時我們往往先想到河朔地區桀驁的北方藩鎮，不會想到南方其實也會出現強藩，南方藩鎮的節度使也會對政局產生大的影響，這就促使我繼續研究這些問題。

非常幸運的是，在研究韓滉這個人物時，你會發現史料中關于這個人物的記載很微妙，但這種微妙又不像兩《唐書》記載的張巡那樣有顯著的差別，而且不同史論對韓滉的評價也判若兩人。這些問題對于大三時剛開始學習論文寫作的我來說是很困擾的，再加上當時的歷史基礎也薄弱，不過我很感謝我能遇到這樣一個研究對象，一則他還沒有被別人系統研究過，不管我研究得如何，我都可以盡自己所能去感覺和發現一些問題，沒有什么已有的研究思路會框縛我（當然，也因為如此，一開始的研究是會走一些彎路的）。另一方面，也正是遇到了這樣一個人物，在我剛開始研究生涯的時候，我對文獻就產生了一種敏感，非常注意文獻彼此間敘述語句細微的差別，而唐史的研究是有兩《唐書》、《資治通鑒》、《冊府元龜》、包括《文苑英華》、《全唐文》或各類碑志、筆記小說中的資料可作比較的，這是研究唐史的一個先天的優勢，也影響了我個人寫作的一種寫作方式，就是我基本不用孤證，所以如果我發現史料之間有些有敘述上的出入，包括敘述語氣的不同，我就會特別留意，而且在研究中基本我都會追溯史源。這種寫作方式當然與我個人的性格有關，但確實從一開始就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所以一個研究者倘若能遇到一個好的研究對象或課題，其實是很幸運的，作為研究者，并不總是我們在操作或成就研究對象的，實際上這是一個彼此成就的過程，在這一點上，我很感謝韓滉這個人物，因為他成就了我未來的研究方向、思考問題的一些方式。

在寫完有關韓滉這個人物的本科畢業論文后，我的碩士論文很自然就想寫韓滉所在的江淮地區的鎮海軍這個藩鎮。于是我開始關注韓滉的后任、另一位重要的浙西節度使李锜叛亂的問題。當時有一個插曲，我在暑假寫完初稿，放了兩個月，又花了兩三個月陸陸續續改了五稿，基本利用了所有現存有關李锜一事的史料。后來有次想查《唐研究》某一期中關于浙東節度使薛兼訓的殘志，突然發現陸揚先生幾年前就已經發表了一篇有關李锜叛亂的研究論文。這一驚不小，因為我原以為像韓滉一樣，沒有什么人會研究李锜這個南方藩帥的。讀完全文我當時是更加絕望了，我覺得李锜事件被陸揚先生寫到這個份上，我這篇文章還有什么寫作的必要呢。

當然痛苦歸痛苦，畢竟已經定好了碩士論文的方向，不能不寫啊。于是我就分析陸揚先生的這篇文章，我感到在李锜和中央的關系這方面，我能想到的陸文都想到了，我沒想到的他也想到了，還有些地方是讀了陸文后發現自己原來的想法是錯誤的，所以確實已經沒有什么寫作空間了。但是我的文章著力關注的李锜手下的軍團構成問題，卻是陸揚先生那篇文章不需要關注的一個層面。于是妥協的結果就是，我得再充實后者，而前者當然不能不碰，因為這個事件所反映的李锜和中央的關系必須作為背景有個交代，那我就主要引用陸揚先生那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吧。后來回過頭來看，這真的是繼韓滉一文后又一段很寶貴的寫作經歷。

為什么這樣說呢？現在大家的研究各自的點都很小，彼此對話的機會其實是很小，有些甚至是很有限的，因此當你遇到這樣的機會其實是鼓勵你學習用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問題。大約四五年后，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的導師周振鶴先生在出差日本的時候遇到了陸揚先生，就把我的文章請他評閱，那時我已經讀博士了。陸揚先生當時又指出了幾個我沒有意識到的問題，在這之后我們關于這個話題又進行過幾次交流。你會發現，兩個人用同一批材料研究同一個問題，但切入的視角不同，看到的面向是不一樣的，而且有時候你也會看到對方疏忽的一些盲點，而經過這樣的寫作，李锜事件本身的面貌卻因此越來越清晰和全面了，對研究本身而言，這必然是一個進步啊。

事實上在我此后的研究過程中，比如奉天之難、神策軍、河朔藩鎮、永王之亂等，你會不斷遇到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者和他們的研究，你會越來越發現這真的不是一件可怨的事情，恰恰相反，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這些先行研究不是你研究中的路障或跨不過的里程碑，它們是一個平臺，幫助你得以站在他們的肩上看到一些更遠的風景。而從我個人的性格來說，我是比較喜歡有前輩學者帶一程的研究方式的，就好比你小時候去的那些公園，我的研究風格是我不會選擇大家都會走的那些公園主干道，雖然那里有公園最顯豁亮麗的風景，但人很多比較鬧，我會選一些小路去開辟或領略其他游人不太關注的別致小景。但是，這不是說主干道是無用的，事實上正是因為它們的存在你才不至于迷路或走歪路，而且當你領略完曲徑通幽處的風景再回到主道上時，整個公園的丘壑走勢、景致安排就能了然于胸了，那個時候的你心胸一下子就變得開闊了。因此你說你能不感謝這些前輩學者的優秀研究嗎？

回到寫作的過程上來，我覺得做研究要做有延展性的課題比較好，比如本科寫一個人物或一起事件，碩士寫一個藩鎮，博士寫一群藩鎮和一個時代，這樣一點點學習，從小到大地駕馭，知識基礎、史料文獻也會打得更扎實一點。這中間，我很感謝榮新江老師的《歸義軍研究》這本書，我覺得研究者如果要想寫好一個課題，不妨在剛開始時選一個和自己的研究理路、對象比較相近的一本優秀作品作為范本來學習。我寫鎮海軍的碩士論文時，在規劃布局論文結構的時候就是學榮老師這本著作的。雖然很多人會把這本書當作敦煌學研究的典范，但在藩鎮領域，這絕對是我迄今讀過的最優秀的藩鎮個案研究了，主體結構和細節考證都很精彩。當然，通過之前這些學習研究的經歷，我個人也逐漸發現自己的研究特長在政治史領域，邏輯推理和對細節的敏感是我的長處。我覺得做研究一定要找到和自己性格特質契合的研究路數，比如有些研究別人做得是很好，但這種路數或這個領域不適合你，你學不來的，那就不要勉強自己去做。一個研究者若能發現自己適合做什么樣的研究，有時候比你研究做的究竟是什么更重要，因為只有揚長避短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

就好比后來我進了復旦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讀博，起初我是不準備再做藩鎮研究的，因為之前我所做的藩鎮研究是以時間為線索，是純政治史的研究。當時為了使自己今后的博士論文更像一篇典型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專業論文，我最初選擇的博論方向是唐宋時期的鎮戍研究，準備做唐宋時期基層軍事、行政區劃，這也是歷史地理學比較傳統的關注對象。其實當時也已經搜集了不少資料，開題報告和中期考核也都通過了。但坦率說，制度史和宋史的研究并不是我的強項，心里更想做的還是唐代政治史研究，但又擔心這和歷史地理方向有出入。其實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周老師把我之前寫的藩鎮的文章推薦給了陸揚先生，我當時也沒有想到，但陸揚先生讀過我的文章后卻是建議我一定要繼續走藩鎮研究這條路。這當然是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但那個時候我還是很猶豫的，畢竟留給我的時間只有一年半左右了。

但有一句話說得好，在最恰當的時間遇到最恰當的人，如果改換一下套用在我的博論寫作過程中，那就是在最需要的時候遇到了最需要的書。因為就在那個時候，我讀到了讓我徹底下定決心依舊走藩鎮研究之路的一本書——李峰先生的《西周的滅亡》。我當時一開始讀這本書就被它吸引了，不僅是它的內容非常完整生動，展現給了我一副相當精彩的西周政治生活面向，是我以前完全沒有想到的，關鍵是整部書對各種類型材料的結合運用，尤其是結構邏輯、寫作方法、問題意識都非常契合我的研究理路。其實在剛讀完李峰先生的序之后我就被感動并有點開竅了。繼續往下讀的過程，感情是很糾葛的，一方面你覺得它寫得很好，你很想學，而且你已經感到藩鎮研究似乎也能寫出這個味道，并且就像這本書一樣，能將政治問題和歷史地理結合得很好。但另一方面你又覺得你已經定了博論題目，已無改換選題的可能，很難過。于是就這樣糾結了一陣子，終于有一天我對自己說，與其這樣糾結，留有遺憾，那還不如試試看自己能不能寫呢。于是我花了兩三周的時間讀史料，準備先從安史之亂開始時的河南寫起，于是就寫了張巡的那篇文章。其實寫完后，包括對河南史料的爬模，我基本上已經有信心把河南的問題梳理清楚了。再加上之前已有江淮的研究，雖然當時關中、河北的情況還不清楚，但至少我心里已經不怵了。

于是那天我拿著張巡的文章去見周老師討論換題的事情，那天下著很大的雨。我告訴周老師我想換題以及換題的原因，其實只講了半小時不到，但周老師聽完后是非常支持的，并且告訴我，對一個博士生來說，如果你選擇了一個研究問題，就要努力把這個問題做到最好，假如你都沒有做好的信心，那為什么還要讓自己來研究這個問題呢。那次談話結束后我的心情真是一下子豁然開朗，相當開心，以至于我坐電梯到光華樓一樓，走出去看到外面下著大雨才想起把雨傘落在周老師辦公室門口就這么出來了。后來我就花了一年時間把四章正文、一篇附錄、一篇代結語寫完了，緒論部分中的綜述在碩士論文時就差不多寫好了，增改的地方不多。

所以說，做研究的過程有時真不僅僅是寫一個題目、作一篇論文的問題，它是一個在你與史料、研究、周遭學人互動的過程中不斷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甚至塑造與提升自己性格，當然也是各種因緣際會與體會人生美好風景的過程。其中的開心與難受，與寫作時的興奮或壓抑一并構成了非常寶貴的人生經歷和回憶。這些都是值得珍視和感謝的，而這些都是多年來一直進行藩鎮研究所回饋給你的，因此能找到這樣一個研究對象我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

其實現在可以跟仇鹿鳴老師說一件事，就是他在剛開始介紹時說我的書中有一處引述了他在一次閑談中提到的看法，那次閑談實際上是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讀到我碩士論文中寫的“劉展之亂”那篇文章時給我提出的評閱意見中寫的話。這篇文章后來就是參考了仇老師的意見，經過大的改動發表并成為博論和本書中現在的樣子的，而這個事情同樣是發生在我準備更換選題的那段時間，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仇老師也是促成我最終能寫出《危機與重構》這本書的鼓勵者之一。所以在這里也要謝謝他。

我的這本書有一個主標題和一個副標題，副標題叫“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顧名思義說明我要研究的對象就是藩鎮。而從主標題“危機與重構”來看，這本書是有比較強的問題導向的，正因為我剛才說的，我在之前的研究中一開始就碰到了一些與常識性認識不一樣的現象，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有很多定式化的理論都是需要重新反思的。比如安史之亂，你可能也要對它的一些固有觀點進行思考，我們長期接受的諸如反叛、異族和漢族的對立等范式都要不斷反思。比如，藩鎮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樣驕橫跋扈呢？我在研究藩鎮時給我印象很深的事，就是仇老師說的，如果安祿山叛亂是一個很大的事件，藩鎮是把唐帝國帶向沒落的罪魁禍首，那為什么唐帝國在安史之亂后還能有這么長時間的生存？另外唐朝滅亡也不是亡于藩鎮，而是亡于黃巢起義。所以我就開始思考安史之亂究竟給唐帝國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

當然，這個主標題也是可以適用于很多時代、很多情況下的，宋代、明代也可以用。所以在這本書中你就要寫出，從藩鎮的角度看，唐代的危機是什么？怎樣重構？它的危機與重構的特色表現在哪里，或者說區別于其他時代的藩鎮時代的特色表現在什么方面。至于研究的角度，由于我博士讀的是歷史地理學專業，所以第一反應想到的首先是要把藩鎮的空間結構體現出來，這也是大家比較容易看到的一個層面。而另一方面呢，正因為我本科、碩士做的都是唐代政治社會史的研究，所以除了空間結構外，我還想展現出一些其他方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