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蘇兩大集團間的冷戰，最終使得戰后德國被一分為二。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一方，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于1949年10月7日正式成立。東德成立之后，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它——如何能讓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的美、英、法三國，承認東德是一個擁有完整獨立主權的國家，而不是將它視作一個只是由蘇聯軍隊占領的德意志地區。因為只有這樣，東德的安全才能得到國際法的保障，而不是僅僅依靠蘇聯的軍事力量。

但對東德來說，想要獲取國際社會的承認并不容易。到1958年為止，東德只是與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各個兄弟國家以及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讓東德的執政黨——德國統一社會黨更加難以忍受的是，在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竟然還存在著一個“資本主義的毒瘤”——西柏林。對于想要過上更好物質生活的東德老百姓來說，當時只需要搬往西柏林，就可以投入西德的懷抱。大量的人員流失，特別是技術工人、專家、知識分子的出走，嚴重影響到東德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面對事關東德政權能否得以穩固的大問題，赫魯曉夫提出了蘇聯解決西柏林問題的建議，并且在1958年11月27日向美英法三國發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在六個月內西方三國拒絕就西柏林問題與蘇聯達成協議，那么蘇聯將單方面與東德簽訂對德和約，把蘇聯在柏林的職權交給東德，以后西方三國就不得不與東德政府交涉柏林問題、過境問題和運輸問題。“第二次柏林危機”就這樣爆發了。

東德想和印度做朋友

赫魯曉夫的建議似乎使東德看到了曙光，因為一旦獲得蘇聯在柏林的權益，那么西方國家就不得不同東德政府打交道，這樣它們就不得不承認民主德國的國家地位。所以統一社會黨領導人們為此感到歡欣鼓舞，覺得這是一個大好良機。為了開拓東德外交空間，他們感到有必要主動出擊，首先就把目標放在那些倡導“不結盟運動”的第三世界國家，希望能夠先爭取到他們的外交承認。

1959年1月，民主德國總理奧托·格羅提渥率領政府代表團先后訪問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伊拉克和印度三個國家。這是東德政府的總理首次訪問非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國家，而在這三個國家中，尤其對印度寄予很大的希望。首先，東德希望能夠和印度就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開展對話；其次，希望能夠把原先設在新德里的東德貿易代辦處升級為領事館。

但是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對此并不感興趣，格羅提渥希望印度可以承認兩個德國，與民主德國建立外交關系，尼赫魯卻表示這個問題需要權衡利弊，他認為和東德建交對于印度來說是弊大于利的。于是格羅提渥就建議，既然不能立即承認東德，那么兩國的外交部長能不能先就外交承認的問題做一些研究準備活動，尼赫魯對此也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認為，如果讓兩國外長討論這個問題，就意味著對民主德國的實際承認。至于對于把貿易代辦處升級為總領事館的建議，尼赫魯也予以拒絕，認為現在印度對于民主德國的關系還不能有新的調整。

所以，格羅提渥的印度之行雖然氣氛友好，但實際上對東德的外交而言沒有獲取任何具體實際成果。結束對印度的訪問后，格羅提渥來到北京，他當時就對毛澤東說，他的印度之行只取得了一些道義上的成就。然而，即便是這些“道義上的成就”對于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人來說也是彌足珍貴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尼赫魯已經東德視作一個可以對話的伙伴了。

相較于印度之行，格羅提渥隨后對中國的訪問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友好關系在1959年達到了頂峰，而格羅提渥1月底的訪華則是它的開端。在北京的這次會談中，中國同意繼續擴大與東德的貿易，并準備與東德簽訂一個長期貿易協定，而且在柏林問題上也得到了毛澤東的明確支持，東德還在上海設立了總領事館。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東德的重要盟國、兄弟國家；印度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但從當時東德追求外交承認的角度來看，印度是一個需要花更多心思去努力爭取和公關的對象。

1959年6月10日，德國統一社會黨外交委員會向政治局提出建議，認為應該采取措施加強對印度的政治文化宣傳，希望能夠讓印度的輿論明白，與其建立外交關系的必要性；在可見的一段時間內必須采取一切手段加強東德在印度的地位，爭取改變印度對于德國問題的態度。這些措施似乎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尼赫魯在8月10日曾經給格羅提渥寫過一封信，他表示有興趣與東德就和平解決德國問題以及其他問題開展一次實質性的討論。

總理發言不慎，惹怒印度

就在這個時候，中印兩國軍隊在朗久地區的馬及墩爆發了軍事沖突。但東德的領導人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一沖突帶來什么負面影響。他們一開始對于這個事件沒有立即做出反應，對于印度還是繼續之前積極爭取的態度，并且打算在1959年底東德貿易代表團訪問印度期間，繼續向印度提出外交政治上的要求，改變印度對德國問題的態度，力求在新德里的貿易代辦處升格為總領事館。不過很快，東德就發現中印邊界沖突的爆發將給他們帶來了不利影響，他們擔心印度會因為這個事件改變過去不結盟的外交路線；而且由于邊界沖突的爆發，“民主德國”這個外交課題在印度被邊緣化，這就讓東德對印度的外交工作更加難以展開。

當時東德政府還沒有對中印邊界沖突公開表態，但從各個駐外機構發回給外交部的一些報告中可以看出，這些評估報告基本上只是單方面參考并引述來自中國方面的觀點。考慮到東德與中國的親密關系，以及二者相同的意識形態習慣，對于中印邊界沖突，統一社會黨內部基本站是在中國這一邊的。

9月28日，正在訪華的政治局委員馬特恩在和聶榮臻的會談中就認為，中印邊界問題的實質是印度資產階級害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影響，“現在沒有第三條道路，尼赫魯在找第三條道路，實際上當然是在走資產階級道路。”

就在同一天，格羅提渥參加了在柏林舉行的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他在大會發表了一個講話，談到有關中印邊界沖突問題時，他講道：“最近一段時間內發生在中印邊界的事件是由印度軍隊無故侵入中國的領土造成的。我們很高興地從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聲明中獲悉，雙方愿意以相互諒解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格羅提渥的表態明顯是支持中國的，而在慶祝中國國慶的大會上發表這樣的言論，似乎也無可厚非。不過格羅提渥當時可能不會想到，正是這兩句話給東德帶來了極大麻煩。

格羅提渥的講話內容第二天就在《新德意志報》上被刊登了出來，當時并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但是到了10月21日，當中印在空喀山口再次發生武裝沖突后，印度方面可能是受到了一名西德記者的提醒，突然關注起格羅提渥的講話。印度的外交官找到東德駐印度貿易代辦處，要求對方提供刊登格羅提渥講話的報紙。印度國內的媒體則率先發起對東德的輿論攻擊，有一篇文章就嚴厲指出：除中國以外，民主德國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第一個公開指責印度的社會主義國家。

面對印度報紙的輿論攻勢，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人們感到措手不及。他們意識到，這種情況勢必會影響到12月底東德貿易代表團對印度的訪問，于是在公開媒體上不再對中印邊界問題發表評論，并向印度報紙發表聲明：中印邊界問題是中國和印度兩國之間的事務，希望兩國能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

讓東德感到尷尬的是，這一遭遇似乎并沒有得到其他東歐兄弟國家的同情。保加利亞駐印度大使直截了當地表示，中國的觀點在印度沒有任何群眾基礎，東德就不應該在任何報紙或者雜志里公開支持這樣的觀點。《真理報》的駐印度記者也表示，格羅提渥先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如此大程度地表明立場讓人難以理解。

為安撫印度，又得罪中國

為了平息印度人的不滿，格羅提渥不得不重新公開表態。通過答記者問的方式，他再次強調：民主德國政府認為中國和印度的邊界問題是這兩個國家自己的事務，他對在拉達克開火這樣的事件表示遺憾，他認為一切國際爭端應該通過和平協商的途徑求得解決。但是這樣的表態，并沒有讓東德很快從“印度困局”中解脫出來，反而陷入到新的“中國困局”。

因為格羅提渥在新的表態中提到“他對在拉達克開火這樣的事件表示遺憾”，這是站在印度立場的表達，在中國方面看來，事實上是印度軍隊入侵中國領土內西藏西北端的空喀山口以南的地區，而不是“在拉達克開火”。格羅提渥使用“拉達克”這個詞就意味著他支持印度方面的說法，中方自然無法接受。而且中國懷疑東德之所以改變立場，是受到了蘇聯的影響。

11月13日，格羅提渥主動約請中國駐東德大使王國權吃飯，他很想向中國同志解釋自己的苦衷。他對王國權說，尼赫魯對他的講話很生氣，這是西德故意在挑撥印度政府反對他們。王國權則略帶不滿地回應道：“資產階級對我們原來就是生氣的，現在你講它幾句，自然就更生氣了。”并且強調，格羅提渥總理“在我國國慶慶祝大會上講的話是正確的。話雖然不多，但很有分寸。”格羅提渥則無奈地表示：“我們信賴中國朋友們的智慧……這個問題，讓他過去吧！”

其實，中國對于東德這種前后不一的立場變化是非常不滿的。外交部副部長曾涌泉11月28日在與東德駐華大使汪戴爾的會談中就不無嚴厲地說道：“對兩邊都施與同情是不可能的，必須要搞清楚，捍衛誰，反對誰。……中方從來不會允許那種雙方都有錯誤的立場，只會堅決地支持進步的一方，反對反革命的一方。……我們在任何事上都不會采取中立的立場，因為中立的立場就是資產階級的立場。”

總的來說，東德本來在外交承認問題上就有求于印度，但由于格羅提渥的不慎表態觸怒了印度，東德與印度加深外交關系的可能性完全化為了泡影，而為了安撫印度，格羅提渥后一次公開表態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罪了中國。讓中國感覺到東德并不是一個立場堅定的盟友。東德在1959年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的表現，真是應了中國的俗話：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