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安土重遷的國家，移民對于中國歷史來講，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學者葛劍雄等中國移民史專家所說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典型的移民史。然而在這樣一個歷經漫長歲月且有多次巨大規模人口流動的國家，歷史上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又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如果按照中國歷史上移民的方向和決定因素來看中國歷史上的移民趨勢大致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分別為先秦（公元前220年前）、秦朝至元末（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368年）、明初至太平天國革命（1368至1850年）和太平天國革命至20世紀上半葉（1851至1950年）這四個階段。

在先秦時期，人口總量還比較少，最多不超過3000萬，而且大部分人口居住在黃河流域，人口密度較低，此時基于人口壓力而進行人口遷移還基本不存在。而不多的遷移活動多數是政治因素的移民，如殷商時期一系列的遷都活動、西周遷徙商的遺民活動、分封諸侯國時造成的移民等。但由于當時生產力條件較低，特別是農業生產落后和糧食儲備條件較差，移民規模和遷徙的空間距離受到較多限制。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個世紀里，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最重要的移民大事件都發生在最后三個歷史階段中。

繼先秦以后，在從秦朝至元末這1500多年的時間里，北方人口壓力與持續不斷的統一分裂戰爭以及農耕與游牧兩大文明的沖突成為這一時期人口遷移的主要動因。首先，隨著秦漢時期北方農業經濟與政治中心地位的確立，北方人口得到快速增長，成為中國的人口中心。根據《漢書.地理志》中的漢代人口記錄估算，超過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秦嶺淮河以北的地區，其余的五分之一人口則分布在廣袤的南方地區。而在隋朝，北方人口的優勢依然十分突出，北方地區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75%左右。人口的不斷增加和土地數量的相對穩定，必然導致北方人口密度增加，人口壓力較大。

例如，在宋代，北方地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69人，比漢代每平方公里46人增加了50%。這一人多地少的生存壓力，迫使部分北方農民開始向南方遷移。其次，從秦代以后，統一與分裂的政權斗爭以及農耕文明與游牧民族之間的沖突構成了這一時期的主要歷史旋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鐵律與因天氣沖擊而導致的民族沖突社會動蕩使北方人口生存受到較大威脅，大規模人口開始向南方遷移。這里較為有影響的人口流動如晉代“八王之亂”、唐代“安史之亂”以及宋代“靖康之難”后的大規模移民活動。作為此時期大規模移民的結果，人口重心也從北方轉移到了南方。到14世紀時，僅約20%的人口生活在中國北方地區，其余80%人口生活在南方，這與秦漢乃至隋唐時期的人口分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而在接下來明代之后的兩個階段，人口流動又呈現出了新的變化。此時，南方人口變得稠密，原來由北向南的移民過程不復存在。而且即使面對太平天國戰爭這樣造成至少7000萬以上人口損失的歷史沖擊發生，以往由北向南的大規模移民也未發生。此刻，由統治者主導的邊疆移民成為大規模移民活動的主要內容，如明代邊疆地區屯田活動以及近代東北移民“闖關東”等。此外，晚清以后隨著近代工業化的發展，大量城市移民不斷涌現，這也成為這一時期人口流動的重要特征。

歷史上大規模移民的一個結果是“文化擴散”的產生，即文化伴隨著人口的遷移在不同地區或人群之間相互傳播，比如宗教、技術、語言的擴散等。就中國歷史而言，例如作為中國文化最典型代表的儒教，雖然在春秋時期源于山東、河南地區并且在秦漢以后進一步在北方地區發展，但是到了宋代“靖康之難”之后，隨著北方移民（特別是北方知識分子）的不斷涌入南方，儒家的中心從北方遷移到了南方，并形成了新儒學。據統計在明代超過76%的新儒家思想家都是來自東南四省份（包括福建、江西、江蘇和浙江），僅僅16%的新儒家從北方四省（河南、河北、山東和山西）產生。這與早先孔子弟子 95%均來自北方形成了鮮明對比。可見，戰爭和社會動蕩引起了文化的流動，從而改變了儒家思想在中國地理上的分布，地區間的文化差異也被改變。此外，從不同地區之間的語言距離變化來看，在晉代以前，中國漢語言的邊界以秦嶺、淮河為主要分界線，但是在晉代以后的三次大規模移民后，這一邊界遷移到了長江中下游地區。這也反映出地區間文化差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演變。

那么在大規模移民基礎下形成的地區之間文化差異的改變，對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發展有何影響呢？首先，大規模移民引起的文化擴散（特別是技術的擴散）促進了不同地區之間農業耕作技術的交流與傳播，農業生產力獲得顯著提高。如東漢以后北方農民南遷改變了南方水稻粗放經營的局面，提高了水稻的產量，而且促進了北方作物特別是小麥在南方的種植。

又如明代從美洲引進的美洲作物，特別是玉米，在中國內陸的傳播過程，也是移民所引起技術擴散的重要結果。其次，大規模人口移民引起的文化擴散對地區之間學術傳統與教育產生重要影響，而這些又為后來經濟發展提供了保障。如永嘉之亂以后，大量文人遷移到了南方，從而使東南地區學術文化鵲起。特別是隨著新儒學在南方的發展，文人數量不斷增加，而作為中國傳統社會制度結構重要組成部分的書院在南方地區也廣泛地建立和發展起來。特別是隋唐以后，科舉考試得以確立后，從北方移民到南方的大宗族，定居之后馬上興建私塾，從而更進一步促進了教育在地區之間的傳播。而且近期一些實證研究也發現，自宋代到明代之際，地區之間的文化差異變化對地區之間的科舉人才差異有較強正向相關關系。如果兩地之間文化差異增加一個單位，宋明時期兩地之間進士數量相差2.8%左右。再次，大規模的邊疆移民不僅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統一和地區穩定，而且有效地促進了邊疆地區制度建設，進而為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證。如清代雍正皇帝對西南地區大規模的“改土歸流”改革，將原來的土司制度轉變為流官體制。隨后大規模的內陸人口遷移，特別是漢族的遷移對西南地區的商業制度的建設貢獻良多，大量會館的建立不僅方便漢族商人在西南地區進行商業活動，也為當地后續經濟發展奠定制度基礎。

綜上所述，移民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移民活動不僅使遷移者通過流動獲得了新的發展生存機會，而且在中國傳統社會通過流動促進了文化在不同地區之間擴散與傳播，而這種擴散與傳播不僅為在政治上建立一個大的統一的國家提供了條件，而且與此同時，也為地區之間平衡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