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15日，復旦史地所齊光領銜的西北史地研究青年創新團隊召集舉辦了“多語言背景下的西北研究”青年學者會議，來自中央民大、陜西師范大學、內蒙古大學、蘭州大學、寧夏大學、西藏大學、日本下關市立大學等高校的近二十位學者與會并發表報告。其中，多位與會學者能夠解讀滿文、蒙古文、藏文、西夏文等多語言文獻，在報告中呈現了相關領域研究的新成果。

談及多語言檔案在清代研究中的重要性，來自內蒙古大學的蒙古學專家齊木德道爾吉教授說：“清代是中國最后的封建王朝，是中國近代版圖的奠定者，也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因此形成了多種語言的檔案資料。這些資料的解讀無疑對正確復原中國歷史有重要作用，只靠漢文文獻是不可能完成的。”清朝留存的檔案文獻有滿、蒙、漢三種語言，乾隆朝時期還編寫過滿蒙藏回漢五種語言的文獻資料。道爾吉教授以黑水城文獻舉例說：“（那里有）中世紀的蒙古文、回鶻文、粟特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西夏文、巴思八文等多種語言文獻，資料內容也很豐富，然而中國無法獨立完成這個整理研究工作，需要和日本合作，因為中國學界缺少能夠解讀多語言文獻的學者。”

在會議總結階段，復旦大學的蒙元史專家姚大力教授同樣強調了民族和域外語言、文獻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說，目前在中國大陸以及臺灣地區，基于嚴格的語言學和文獻學訓練，能夠流利閱讀第一手文獻資料的學者很少。中國歷史研究目前的學術水準與它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是不相稱的，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及民族關系的研究水準與它作為一個多民族統一大國的地位是不相稱的。希望比較年輕一代人能夠向前走得更遠。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選擇介紹部分報告內容，以饗讀者。

兄弟宮斗：忽必烈為何先“征大理”，再“滅南宋”？

忽必烈進征大理國向來被描繪成是蒙古對南宋所實施的“斡腹”之謀。然而這一段歷史的記載卻有矛盾之處，有文獻記載，忽必烈是1252年（壬子年）從漠北出發征伐南宋，又有文獻記載，忽必烈是1253年（癸丑年）受命從河西出發攻打大理，兩個說法在時間、地點信息上都有抵牾之處，究竟孰是孰非？

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溫海清借助西方世界的另一部“元史”——伊朗史家拉施特所著的《史集》認為，傳統漢文史料之所以會出現相互矛盾的說法，關鍵是一個問題沒有搞清楚，即蒙古征服南宋的既定方略就是以川蜀為突破口，進而攻下南宋，所謂“斡腹”之謀并不是蒙古攻宋的深謀遠慮。傳統漢文史料中為何會遮蔽或忽略這部分史實，忽必烈為何選擇先“征大理”，再“滅南宋”？這些問題背后則另有故事。

溫海清認為，13 世紀中葉，蒙古人繞道甘川藏區進征大理國，即所謂的“斡腹之謀”，只是一種典型的模式化敘述。宋元之際的人們，以及后世歷史編纂者們，在講述這段歷史時通常認為，蒙古人當時已有假道藏區，先圖大理國而后再迂回包抄，以搗襲南宋的戰略遠謀。然而，這一廣為人們所熟知、接受的歷史敘述，并非歷史實情。

其實，經由漢中入川蜀而攻宋，才是蒙古長期以來所奉行的既定的滅宋戰略。1252 年，忽必烈受其兄蒙哥汗之命從漠北出發進攻南宋，次年，他即在南方展開一系列活動，熟悉掌握了南方的情形。但他發現按照既定路線直接攻打南宋難度太大，于是請求蒙哥汗改變計劃，先進攻大理國，再征伐南宋。最終，蒙哥汗同意了忽必烈的這一提議。但故事卻并未結束。

溫海清研究認為，蒙哥汗在登上大汗之位后，即將注意力轉向蒙古尚未征服的世界。南宋是蒙古的征服目標之一，蒙哥汗對弟弟忽必烈攻取南宋抱持很大的期望，而攻取南宋也確實是忽必烈的主要目標。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如何攻取南宋，兄弟二人卻產生了分歧，而且隨著矛盾的激化，蒙哥汗對忽必烈產生了極大的不滿，二人暗生嫌隙。

如前所述，忽必烈受命不久后，即感到攻取南宋之艱難，希望先攻打大理，再征服南宋，對此蒙哥汗表示同意。但是從1252年受命之后，直到1256年，忽必烈掌握軍事重權，卻始終未對南宋展開大的軍事行動，這令蒙哥汗十分不滿，他派人到陜西、河南等地對忽必烈進行“勾考”，意即檢查、考核。原本這期間，兄弟二人關系已有裂痕，而蒙哥汗這一舉動更是激化了二人矛盾。過去歷史研究認為，蒙哥汗、忽必烈二人矛盾是由于忽必烈經營漢地有方，暗中壯大自己的勢力，蒙哥汗嫉妒，心生猜忌。溫海清認為，這一解釋固有其合理之處，但忽必烈長期在軍事上回避正面攻打南宋，才是關鍵所在。

也正因為此事，而后蒙哥汗決定御駕親征南宋，而其親征之時，忽必烈已完全被排除在攻宋將帥的名單之列。關于此事，史籍中說，忽必烈因患腳疾，而留在了北方一個名叫合剌溫只敦的地方。

蒙哥汗御駕親征南宋，其選擇的路線就是蒙古既定的滅宋戰略：先攻川蜀、再打南宋。然而，蒙哥汗最終死在了征伐路上，未能實現征服南宋的宏愿。在此期間，對于蒙哥汗堅持既定戰略，忽必烈可謂是憂心忡忡，十分忌憚南宋。

為何《元史》等漢文史籍中有意或無意忽略了蒙哥汗最初下達給忽必烈的任務是直接進攻南宋而非大理國？溫海清認為，蒙哥汗最終死在征伐路上，對于蒙古人來說，這是一種挫折和失敗，在史書上回避之，并不奇怪。至于忽必烈為何在攻下大理之后轉而北上，則不得而知。或許，蒙軍出征大理，損失嚴重，是忽必烈抽身北返的一個重要原因。

外蒙為何撤治：1919年發生了什么？

1919年11月22日，中華民國大總統下令撤銷外蒙古自治。以往中國關于外蒙古的撤治，大多討論的是，推行撤治的陳毅和徐樹錚二人的政策得失、撤治與中國國內矛盾之間的關系等。而在蒙古國，撤治則被視為“蒙古革命”的序曲，并未有多少詳細的探討。

此次會議上，來自日本下關市立大學經濟學部的副教授橘誠認為，中蒙兩國對此問題的研究，其共同之處在于將這一歷史事件置于“一國史”（各自國家的歷史）的框架內加以認識和探討，而他的報告則將其置于世界史的視野下進行研究，著重考察東亞其他運動與外蒙古撤治之間的關系。

外蒙古撤銷自治的1919年，巴黎舉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和會，并簽訂了《凡爾賽和約》；在東亞，朝鮮的三一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及蒙古以統一蒙古民族、建立統一國家為目的大蒙古國運動都發生在這一年。

橘誠認為，威爾遜于1918年1月8日在“十四點原則”中談到了民族自決，即使其并未提及亞洲，但是民族自決主義確實給朝鮮和中國帶來了希望。那么，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主義是否傳到了蒙古？這與蒙古的大蒙古國運動，甚至外蒙撤治有何關系？

橘誠首先考察了威爾遜民族自決主義在蒙古的傳播史，最早出現威爾遜民族自決主義內容的蒙古語史料是波蘭人沃洛索維奇寫于1918年11月28日的一封信。沃洛索維奇出身波蘭貴族，旅居蒙古，是個稅務教官，他主張蒙古獨立。所以，在這一時期，外蒙古自治政府通過他對于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主義已經有所了解。而半年后發起的大蒙古國運動正是受了這一思想的影響。

一般認為，大蒙古國運動是日本利用謝米諾夫策劃的。橘誠分析了中文、日文、英文、蒙文等多語種文獻的記載發現，大蒙古國運動中所形成的決議文件中，其主導精神就是威爾遜主義，而且“威爾遜似乎從西伯利亞的美國代表那里知道了這封信”，蒙古臨時政府也曾試圖與威爾遜取得聯系。

然而就在大蒙古國運動進行的同時，巴黎和會上對于亞洲和非洲民族愿望的忽視，使得韓國、中國、埃及等國爆發了大規模抗議運動。在中國，段祺瑞政府因五四運動而陷入窘境，為挽回政府聲譽，一直希望奪回外蒙古，以實現恢復帝俄搶奪的失地。此時，外蒙古政府對大蒙古國運動毫不關心，持消極態度。中國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為了激起外蒙古自治政府的畏懼心理，企圖增強駐外蒙古的兵力，利用自治政府的內部矛盾廢除外蒙古自治。他拉攏部分蒙古王公，協議維護其特權，而作為交換條件，要求廢除外蒙古自治。而徐樹錚突然率軍進入外蒙古，囚禁陳毅的同時，單方面撕毀陳毅與蒙古王公商定的協議，強行撤銷自治。徐樹錚的暴行在外蒙古掀起了恢復自治運動，最終，1921年2月恢復了外蒙古自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