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劇《大小謊言》中，女主之一Jane酒后被性侵，成為單親媽媽，經歷了漫長的精神折磨和社會困境。/《大小謊言》

阿里的一位女員工的自述帖又讓我們看到了女性的艱難發聲之路。

為什么女性的發聲會如此艱難？

為什么我們不應該把重點放在所謂“酒桌文化”和“大廠文化”？

為什么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女性，她們對正義的尋求都面臨著巨大的阻力？

?作者 | 程遲

?編輯 | 蕭奉

兩日前，一位在阿里巴巴的女性員工在內網的一則自述帖再一次把這家大廠推上了風口浪尖。

在自述帖的開頭，這名女性員工說道：“被男領導強制要求去出差，被灌醉后，在酒桌上被男商戶摸胸、摸腿、摸私處，且被男商戶帶到其他無人包間進行猥褻；男領導當夜更是帶著避孕套四次進入我房間對我進行侵犯！”

緊接著，她寫道，這是一個“讓人恐怖、害怕、無助、無奈的噩夢”。

9日凌晨。阿里公布了內部的處理決定：涉事男員工被辭退，并且永不錄用、相關事業群領導和HR引咎辭職、首席人力資源被記過處分。

警方仍然在案件調查的過程中，但輿論的高度關注已經說明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過去以“酒桌文化”為借口、違背當事人意愿的親密行為，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對當事人的侵犯。

此事發酵至今，很多討論都圍繞著“酒桌文化”“大廠文化”來進行，但如果把焦點放在所謂“文化”背后，這些“文化”可能會成為了另一種對侵犯的擋箭牌。

應該說，不管在酒桌還是辦公室，不管在大廠還是小公司，在沒有取得他人的“同意”下的情況下，都不應該在言語與肢體上發生不恰當的親密行為。這不是什么“過度親密行為”，而是一種侵犯，甚至是犯罪。

“知曉誰姓名”

酒后、無意識、被侵犯，此類事件從來不是新鮮事。

2015年，一位1992年出生的美國女性在斯坦福大學校園里被性侵。在侵害發生的當晚，她被發現在垃圾桶旁邊衣衫不整，一個男生在她的身體上方?；謴鸵庾R時她已身處醫院，在醫院檢查之后她被告知被侵犯了。侵害她的是當時的大一新生——斯坦福大學游泳隊的新星布羅克·特納。

她的人生就此被改變。很長一段時間，她在媒體上的名字是“無意識的女性”或者“強奸受害者”。直到2019年，她的自傳《知曉我姓名》出版后，人們才知道這個勇敢的女孩是個華裔，她名叫“香奈兒·米勒（Chanel Miller）”，中文名是“張小夏”。

在《知曉我姓名》里，張小夏這樣描述她恢復意識時的狀態：

“有什么東西從你身上溜走了。我去過那兒了。什么被奪走了。一種被寂靜吞噬的恐怖。從一個是非分明的世界中脫離。這一刻并非痛苦，并非歇斯底里，亦非痛哭流涕。而是你的內臟變成了冰冷的石頭，是純粹的困惑伴隨著一絲察覺。慢慢成長的奢侈已經逝去。由此開始的是殘忍的覺醒?！?/p>

張小夏提到，她在醫院里收到了一本《事后反應》的小冊子，里面列出了性侵受害者會經歷的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0-24小時；麻木，頭暈，不明恐懼，休克。

第二階段，2周-6個月；健忘，疲憊，內疚，噩夢。

第三階段，6個月-6年或者更久；孤獨，記憶觸發，自殺念頭，無法工作，藥物濫用，人際關系困難，孤獨。

用張小夏的話來說，這是一張“心碎的陌生人的時間表”。在阿里事件中的受害者，也進入了這個時間表里。她在自述帖中陳述了自己“生不如死”，并且因為痛苦而試圖自殘。但張小夏和這位受害者應該都知道，除非自己勇敢地站出來，否則自己的“生不如死”狀態，并不能讓正義得到伸張。

2016年3月，法院對侵害張小夏的特納進行了判決，特納被判處六個月的監禁、緩刑三年執行。法院對特納的寬容引起了人們的憤怒，對這個結果最為失望、憤怒的當然是張小夏。她在媒體BuzzFeed上發表了一封寫給特納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引爆了輿論，公布四天內就有110萬次點擊，并且被其他主流媒體轉載。

這封公開信中，張小夏提到了自己面對的困境，首先是模糊不清的“同意”，在派對舞會上的簡單交流可以被特納認為是女方展示了好感。

更讓人絕望的是庭審過程。從身高、體重、飲食習慣到事件發生時的細節的一個個問題被扔到她面前。她的個人生活、愛情生活、過去的生活、家庭生活都被一一剝開。這些空洞、瑣碎的問題用來被證明她前后不一致、她瘋狂、她酗酒。

在后期，特納方更把焦點轉向了“校園飲酒文化”。他說他要“公開反對大學校園里的飲酒文化和隨之而來的亂交風氣”。于是再一次，張小夏成為了只是參與“酒后亂交”的一員，而特納則成為了不良風氣的受害者。特納說他想讓人們知道，一夜酗酒可以毀掉一個人的生活。

張小夏在公開信中發出質問：“你絲毫沒有意識到校園性侵、強奸，或者學習識別什么是同意才是我的目標。你意識到了嗎，有酗酒問題和酒后強行同別人性交是不一樣的？男人要做的是如何尊重女人，而不是如何少喝酒……。校園性侵，這才是你的第一張幻燈片應該討論的。”

是的。我們不要討論“酒桌文化”，我們需要討論的是，什么是“同意”，什么是性侵害，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無論中外、無論東方與西方都在發生的類似事件，背后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機制在發生作用。

“不只是厭女，也是權力的表演”

2015年4月，日本著名記者伊藤詩織在與日本TBS華盛頓分局長、知名傳記作家山口敬之就餐時遭受性侵。這是日本當代女性主義運動的標志性事件，伊藤詩織關于此事的回憶錄《黑箱》記錄下了她與整個系統對抗的過程。

伊藤詩織在最開始就被告知，性侵案件的發生現場，因為是隔絕、私密的空間，所以被稱為“黑箱”（相比起來，有目擊證人的張小夏甚至可以說是“幸運”的）。在相對保守的日本社會公開性侵細節是無異于“自毀前途”的操作，但是伊藤詩織還是對這樣的系統發出了挑戰。

在《黑箱》中，伊藤詩織寫道：

“擁有權力與頭銜的人發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會響徹人間。然而，那些孱弱細小的聲音卻不一樣，它們無法抵達國民或世人的耳中。成為傳遞這種聲音的橋梁，或許才是新聞報道的使命。對細小的聲音，側耳傾聽；對巨大的聲音，保持質疑。應該為了什么而報道什么？對待這個問題，我們要時刻思考，不斷思考?！?/p>

伊藤指出了問題的核心，讓性侵發生的，是權力的運作機制。受到侵害者往往處于權力場中的弱勢一方，因此TA們尋求正義的道路也異常艱難。

什么是“權力”？研究過19世紀監獄、醫院等公共設施的誕生史的?？略谡勗掍洝稒嗔Φ难劬Α分械母爬赡苁亲罹珳实模?/p>

“權力并不完全屬于某個單獨可以對他人實施控制的個人。這是一臺巨大的機器，每一個人，無論他是施展權力的還是被權力控制的，都被套在里面。我認為這就是19世紀確立的社會的特點。權力不再是某個個人憑借他的出身而擁有和實施的東西，如今沒有一個人能夠單獨擁有它。當然每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某人可以占據處于優勢的地位，具有較大的影響。階級的統治依然存在，但是權力與個人的能力越來越分離。”

如果我們把權力當做一臺機器，就能夠更好地理解全世界女性都在面臨的困境。她們被侵害后所受到的來自公眾和制度機器的嚴格審視、她們被污名化以及被孤立的境遇，就是父權制機器所制造的。

物理學家帕斯卡在他的《思想錄》中提到：“作用的原因——欲念和強力是我們一切行為的根源：欲念形成自愿的行為，強力形成不自愿的行為?！彼€說：“人們不能使公正的事物變得強大，但卻已把強大的事物樹為公正?！庇盟囊暯茄由欤灰嬖趶娙醯牡胤?，權力就開始發揮自身的作用了。

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她的著作《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更直白地指出了父權制社會為何物：“廣義上的父權制就是將權力分配給年長男性的體制?！?/p>

而這種父權制的必然結果就是催生出一種厭女的文化。在這樣的秩序之下，無論男人女人，無人能逃離厭女癥的籠罩?！皡捙Y彌漫在這個秩序體制之中，如同物體的重力一般，因為太理所當然而使人幾乎意識不到它的存在。厭女癥的表現形式在男女身上并不對稱。在男人身上表現為‘女性蔑視’，在女人身上則表現為‘自我厭惡’。”

這種如“重力”一般存在的權力秩序也正是讓遭受侵害后的女性維權無比艱難、需要付出不對等的成本的原因。不管是美國的派對后、日本的共進晚餐后，還是中國的“酒局”之后，所有發生過性侵的權力場都全方位地壓制著女性。

張小夏受到性侵后需要面對法庭上的律師及陪審團對私生活的全方位審視；伊藤詩織要面對日本國內輿論的惡意與民眾的流言蜚語；阿里的受害女員工在事發后十多天內多次溝通無果，只能通過在食堂用喇叭喊話、發傳單的方式“鳴冤”。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此種系統性的壓迫下，討論什么是“同意”都變得如此艱難。

“不同意”的艱難

在張小夏和布羅克·特納在法庭上對峙時，特納一方曾如此辯解：“我們都喝醉了，我不能做出合理的決定，她也不能?！?/p>

張小夏在公開信中反問：“在這個房間里的每個人都曾后悔在某個夜晚喝了太多酒。后悔喝酒和后悔性侵是不一樣的。我們都喝醉了，不同的是我沒有脫下你的褲子和內褲不當地觸碰你，然后再逃跑，這就是區別?！?/p>

特納的辯解是許多當事人常用的辯解手段，這種討論用喝醉后不能做出合理決定讓性侵變得“合法”。

羅翔教授早年的研究著作《刑法中的同意制度》里提到，“同意”在法律界也是討論的熱點。同意可以是“肯定性同意”，即在沒有自由地、肯定性地表達同意的情況下，性行為就是非法的。在此種情況下，被害人的沉默在法律上就應當被當做對性行為的拒絕。在張小夏、阿里女員工的案件里，男方利用女方的喝醉、昏迷或熟睡等狀態攫取性利益，由于女方沒有肯定性的表示，這種行為就是犯罪。

這種“肯定性同意”在我們的社會中卻遭受很大的困境，因為女性很少公開談論自己的性愿望，社會也不鼓勵女性在性行為前有“同意”的過程。

但是羅翔教授緊接著在后文中提到，我們絕不能以男性的幻想和偏見來要求女性，即所有的男性都認為女性的消極反抗只是裝模作樣，這種錯誤認識也不能為法律所縱容。雖然法律不能激進地改變社會習俗，但是法律至少要在最低限度上推進男女平等的理念，實踐對基本人權的保障。

法律應當把女性看成有理性、有尊嚴的人。男女平等本身就是法律追求的目標。即使再多的男性認可男尊女卑的社會現實，但是也不能說在就業、勞動、薪酬、升學等社會生活中對女性進行歧視就是正當合理的。

張小夏在法庭上面對過這樣的問題：“你什么時候喝的酒？你通常喝多少？……你為什么要去這個派對？你說你是派對狂？你有過幾次喝得失去意識？你跟你男朋友是認真的嗎？你和他有性行為嗎？你劈過腿嗎？你有劈腿的歷史嗎？……”

這些關于張小夏隱私問題的窺探，再次深深地傷害了她。這些問題呈現在法庭上，本身就足以讓張小夏的形象大打折扣。什么是“厭女”？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受害女性需要面對這樣的隱私審判，就是“厭女”。

同樣是在《刑法中的同意制度》里，羅翔也提到，司法部門對于性侵犯的被害人總是表現出深深的不信任。人們害怕女性撒謊、報復而使男性受到冤枉。人們認為性侵案有50%可能是虛假的，但美國的研究卻表明性侵犯的虛假報案率從來就被高估了，只有5%是虛假的，和其他案件的虛假報案率是一樣的。如果女警參與的話，性侵的虛假報案率只有2%。

改變這種不信任當然不是朝夕之間就能完成。但是我們能夠做什么？在面對“復雜、稠密”的權力機器時，普通人應該如何做？

或許我們可以從認識到什么是“同意”開始?！安痪褪遣弧睉撌菓覓煸诿恳粋€人心中的一個標準。更進一步的是，提供系統性的服務與社會的支持。張小夏“斯坦福性侵案”后，她被送到醫院及時做檢查，專門處理性侵事件的醫生與警方是她得到的第一個支持。雖然受害的事實無可挽回，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緩慢建立起來的系統性可以發揮比想象中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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