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世界上最藏污納垢的場所……”蘇聯遠東通訊社駐北京分社社長霍多羅夫曾如此刻薄地評價這座“東方巴黎”。在他眼里，“上海是奸商、密探、假紳士和騙子出沒的城市”。租界華界分治、華洋各色人等雜處的情形使上海必然成為一座遍布權力真空地帶的魔都，也理所當然地成為各方特務樂意光顧的“間諜之都”。

任何一部以那段上海諜影歲月為主題的著作都無疑是吸引人的。

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華百納（Bernard Wasserstein）的《上海秘密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諜戰、陰謀與背叛》（Secret War in Shanghai）便是這么一本書。誠如華百納在書中開宗明義所寫的那樣：“1930至1940年代的上海，充滿可怕的罪惡、野蠻的犯罪和陰險的政治，地球上沒有一塊能比這里更適于展開秘密戰爭了。”（第1頁）而他則希望能在此書中通過上海的所謂“秘密戰”來反映“國家之間在全球范圍內互相角逐的微觀世界”（第1頁）。

不過，如果想了解二戰前后中外各方情報機構如何在上海灘斗法，那么讀完本書后恐怕會略感失望。盡管本書詳細描寫了英美情報機關在上海的活動經過，甚至也披露了納粹德國特務在魔都鮮為人知的蹤跡，卻并未描繪一場如書名那般激動人心、跌宕起伏的秘密戰全景。雖然花費了近半本書的篇幅來鋪陳歐美各國“情報人員”的身份背景以及彼此之間錯綜復雜的江湖關系，然而故事發展到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時，讀者便可以忘了這一切。

理由很簡單。因為這場所謂“秘密戰”尚未進行，便已宣告結束了。

例如華百納在書中惟妙惟肖地講述了英國特勤部“東方行動”在上海各類活動的來龍去脈，但此項草草執行的行動剛開始便一敗涂地，以至于讓整個情報組織一蹶不振。作者在書中也承認，隨著“東方行動”的失敗，英國早在1942年初便已失去了在上海直接搜集情報或從事地下破壞活動的可能性（140頁）。之后，隨著上海外僑社群逐漸土崩瓦解，大部分英國情報人員都迎來了各自難以避免的命運——搜捕、拘禁、逼供以及嚴刑拷打。無論是“包打聽”式的記者、混跡四方的江湖郎中與流氓惡棍，還是洋行大班、冒牌的印度公主，均無一例外會被列入日本各類反間諜部門的“黑名單”。無論之前的經歷如何傳奇乃至顯赫，此時此刻全都不值一提，在日本人統治的上海也都將一無是處。此外，自佐爾格在日本被捕后，日本人對滯留上海的德國人同樣防備日嚴。

相較于書中對英國各類情報組織事無巨細的敘述，對蘇俄情報機關在上海乃至中國的活動情況卻并未多提。由于數量龐大的俄人社群，上海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便成為蘇聯在遠東最重要的情報中心之一。蘇聯方面潛伏于上海的情報組織繁多，既有共產國際的，也有紅軍情報總局（即“格魯烏”）與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即克格勃的前身“格別烏”）的。這些情報組織又常與中共在上海的各級組織建立聯系，開展工作。抗戰全面爆發后，甚至與國民黨軍情系統進行合作。抗戰初期，蘇聯成為給予中國抗戰實質性援助的惟一大國。除了軍事援助領域的合作外，中國與蘇聯在情報方面的系統合作甚至要早于英美。1938年5月，雙方簽訂了《中蘇情報合作經費負擔議定書》，決定設立一個共同對日進行情報偵察的特別合作機構——“技術研究所”。中方相關事務由軍統直接負責，首任所長則是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祖。該機構亦設有上海組，負責調查日軍在華中的軍事部署、政治策略以及物資運配情況。至1938年底，上海組至少已截獲日方二十份重要軍政文件，其中不乏蘇聯情報人員提供的情報。此外，蘇聯情報部門還負責培訓軍統特工的文件偽造技術、密碼使用技巧等“專業技能”。

當時日本軍方對久居上海的俄人群體確實非常警惕，始終防備蘇聯情報部門趁機滲透，通過各種方式排查他們眼中的可疑人士。比較有趣的一個例子就是1941年時戴笠的親信文強，奉命潛回上海負責策反與情報工作。他所搭乘的輪船開出溫州后沒多久便被日軍扣留檢查。結果，日本人真正要抓者并非文強，卻是這艘船的俄裔船長。可惜的是，本書對蘇聯人在上海“秘密戰”中的表現著墨非常少。此外，書中對日本各類軍政情報組織的描寫大多都是依據英方資料從英國情報人員角度來出發，卻未見系統、客觀的解析，亦是遺憾。

時至1942年底，除中國外可能有多達十五家不同的盟軍情報組織在中國境內活動，但這些組織對戰爭進程實際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在日偽統治的腹地上海，尤為如此。怡和洋行大班、特勤部高級官員愷自威（John Keswick）曾無奈地表示：“我們在這場戰爭中在中國毫無獨立性可言。要建立一套這樣的體系，在和平時期也要花上好幾年的工夫。我們現在只能通過中國政府才能工作，換句話說，就是要看蔣介石和戴笠的臉色。”（228頁）或也因為此，以英國特勤部為代表的情報組織，似乎也失去了在上海重建組織的強烈意愿，只是通過中國情報機構——如王芃生執掌的國家問題研究所來獲取上海以及江浙地區的相關信息而已。在戰爭之后的歲月中，特勤部從未將上海視為其活動重心，反倒更關心英國在東南亞各處殖民地的情報戰。在與“中統”的合作過程中，便曾要求中國有關方面向馬來西亞秘密派遣大量情報人員從事地下工作。

顯而易見，如果想要知曉戰爭期間“上海秘密戰”的全貌，那么必然需要探究中國各方與日本、汪偽諸勢力在隱蔽戰線的亂戰。然而，華百納的《上海秘密戰》恰恰完全忽略了這場“秘密戰”的“中國要素”。抗戰時期上海最引人注目的“秘密戰”理應是日本、汪偽以及重慶特務部門之間的明爭暗斗。這幾方紛繁復雜的斗爭關系讓上海灘陷入血雨腥風的恐怖氣氛之中。自1939年6月起汪偽特務便在丁墨邨、李士群的指揮下在上海拉開了“暗殺戰”的序幕。而“軍統”除了暗殺各類通敵者，甚至一度授權其特工可在上海隨意刺殺日本軍人而“無須事前報備”。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在短短兩年時間內數百位上海灘“有頭有臉”的中外人士死在了各類組織的槍口與刀下。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軍政當局則利用諸如“七十六號”這樣的汪偽特務組織去滲透、影響乃至干預租界工部局。當時替周佛海打理上海經濟事務的孫曜東如此評價“七十六號”與日本人的關系：“那時候，日本特務機關和‘七十六號’分不了家。涉及外交方面，‘七十六號’就讓日本憲兵去搞，因為工部局沒辦法。其余的就是七十六號搞。日本人進租界，這個里頭很多事了，占中國銀行，恐嚇中國銀行，還送炸彈，這種事情發生過很多次。”（口述訪談）換而言之，若打算深入探討當時上海境內中外各界情報乃至特工活動，則無法避開“中日汪”而不談。作為“飛地”的租界縱然是一個“小世界”，但仍是“大上海”的一部分。

本書之所以選擇以歐美尤其是英國情報組織的角度來講述“上海秘密戰”的故事，或也與作者的學術背景有關。華百納素以歐洲猶太族群研究見長。2014年，其在哈佛大學出版最新出版的專著同樣是關于荷蘭猶太人的歷史。《上海秘密戰》可能只是他偶爾為之的一時興趣之作。除了情報、間諜的話題，華百納也饒有興趣地在書中描繪了當時猶太人在上海顛沛流離的生活狀態。可能是因為學術背景以及研究語言的緣故，作者在這本《上海秘密戰》中幾乎沒有引用任何中國、日本或蘇聯方面的史料及研究文獻。有趣的是，讀者若熟悉魏斐德的著作，也不由地會去猜想作者關于抗戰期間上海治安及動蕩社會局勢的認知多源自《上海歹土》（Shanghai Badlands）一書。

順便一提，本書編輯與翻譯質量均屬上乘，但還是留有一些略顯遺憾的小錯誤。在“縮略語及人物表”中似將曾為德國情報部門充當線人的厄本與米奧雷尼兩人錯記為澳大利亞人，而書里正文卻介紹這兩位是奧地利人。另外，書中提及的一個情報組織——“RII”（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 or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Institution）其實是王芃生所領導“國際問題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IIS”）的下屬機關，主要負責與英國對情報交流，這在書中亦有段落提及（231頁）。抗戰期間，此機構與英美情報部門多有合作。在英國特勤部或者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檔案中，“RII”、“IIS”的簡稱往往都是指代國際問題研究所。同樣在“縮略語及人物表”中，則將此情報組織翻譯為“中國調查統計局”，恐會造成讀者困惑乃至誤會，還可能與其他組織混淆。不過，這倒未必是編輯或譯者的疏漏，也可能是作者本人未厘清此間關系。

華百納早在序言里便表示：“本書定位在中國，但并非主要談論中國”，而是想講述“在上海這塊‘飛地’上離奇的微型世界大戰”（16頁）。然而，不得不提醒作者的是，若剝離中國各方勢力乃至日本來討論這場貫穿戰爭的“秘密戰”，那么剩下的可能只是一群西方基層特工在“東方巴黎”所經歷的冒險而已。

這場冒險剛開始就結束了，而且無關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