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下半年，上海發生了兩樁轟動社會的暗殺。被殺者都是政治人物，前者為海上聞人張嘯林，后者是偽上海市長傅筱庵。兩案相距不足兩月，性質又相似。所以多認為兩案有所關聯，更有人直指兩案是“軍統”所為。社會上傳聞異辭，加上傳媒又“風聞奏事”，于是關乎兩案的信息就有很大的混亂。

這帷燈斧影，是耶，非耶？讓人恍惚迷離。在此，且先說兩作案者的案后遭遇不同，用以解釋作案者幸與不幸的社會因素。

殺張嘯林者是林懷部，林后來在法租界被判無期徒刑，抗戰勝利后獲釋。他曾托人找杜月笙的大管家萬墨林，希望萬先生能向中央推薦，讓他分沾地下工作人員的光榮。但萬墨林婉拒了。萬墨林《滬上往事》記了這事：

林懷部因為連殺二人被判長期監禁，抗戰勝利后他獲得釋放。他認為自己殺了大漢奸張嘯林，有功于國家民族。所以托人來請我代向中央推薦，讓他也分沾一點地下工作人員的光榮。對于林懷部的要求，我唯有婉言拒絕。因為杜先生（按：指杜月笙）和張大帥是結拜兄弟，我不能攬上這個罪名。再則林懷部與地下工作根本無關，他殺張大帥和吳金桂，純粹出于發泄私忿，并未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或囑托。充其量只能說：“漢奸國賊，人人可以誅之。”一時激起義憤，鋤奸報國而已。

萬墨林這番話，分析入微，進退有據，足令進言者知難而退。這可證明：林懷部和“軍統”根本沒關系，從此，林懷部沒再出現。

反觀朱升源之殺傅筱庵卻成了英雄，得享大名。加上他案后悄然引退，消失于眾人眼前，這反而引起社會對他的疑問：作案者是義士、俠士、“軍統”？“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又恰是古俠士的作風。社會大眾可以去自由解讀。朱某本來不求名而得名，可說是“不虞之譽”。

但事情是人干的，人總是“私念”和“公義”的“相合”。而社會卻只夸說事情的“公義”，似乎隱蔽了事件的個人目的。這連后來“軍統”在上海區的區長陳恭澍也有所覺察，他在回憶錄中有這樣的疑問：

傅案之發生，還有一個特點：表面現象，只不過是傭工殺了主人而已，絲毫看不出有什么政治色彩，奇怪的是，所有新聞報道中，無論其立場如何，均異口同聲說是重慶分子干的、“藍衣社”干的、愛國志士干的，沒有人懷疑到尋仇報復或圖財害命上面去。我想這也就是“聲威”吧！

陳恭澍只對現象有所感觸，但對當日朱某的聲名，陳恭澍本人也是參與“催谷”的。因陳是上海淪陷時期的“軍統”負責人，他手下分管第一分隊、第二分隊，是專管“鋤奸”的部門。據說朱某之進入“軍統”的視野，是緣于朱某在鄉人杜某座上有做過“插標賣首”的表示?！　　　?/p>

“醉語”與“居奇” 　　　　

朱某“插標賣首”的醉語該是在遭到傅家驅逐之后發生的，據上海名中醫陳存仁在戰后發表的回憶說：

一天，他（傅筱庵）沒有應酬，悄悄地提早回到虹口住宅，不料當他跨進內室，見到一個內眷，正和他的廚師阿朱睡在床上。傅筱庵當時很鎮定地默不出聲，阿朱反而不好意思，向傅筱庵求情說：“老爺！我實在沒有面目再做下去，可不可以給我一些錢，讓我到別處去做小生意?！备刁汊之斖砭湍贸鲆还P錢，說：“這錢就送給你，但是你要若無其事地再做一個星期，等我幾次客請好之后再走?！卑⒅飚斎淮饝耍焯烨逶缟喜藞鲛k貨，晚間督廚做菜。到了第六天，這天是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十日，早上五點鐘，阿朱忽然烈性大發，手執菜刀，闖進傅筱庵房中，那時傅筱庵獨居一室睡得正熟，阿朱提起菜刀，像宰豬一樣把傅筱庵殺死了，阿朱走出房門時，還將房門帶上，到廚房中拿了幾個菜籃走出大門，當時與門前的幾個守衛人員還含笑招呼，然后踏上腳踏車若無其事地揚長而去。傅筱庵竟是如此下場。（《抗戰時代生活史》）

上述有關朱某“個人的感情”，敘述者陳存仁是當年上海名中醫，是慣為上海上層人家“外診”的。其穿房入舍，見聞甚多，且往往是傳媒所不敢公開者。陳氏是稔知法律的人，自然也深知傅筱庵在上海的勢力，他之直書，當有所本。據此，讓我們知道朱某的緋聞被發覺僅六日而“殺傅案”發。而我們所欲知的是這六日中發生的事。最重要者是這六日中，朱某人在鄉親杜某的“小酒店”的“醉語”以及“醉語”引起與“軍統”間的互動。

為什么斷然說是“六日中”的事呢？就因為前引陳氏所記的：傅筱庵撞破阿朱的丑事之后，仍留阿朱再做一個星期。結果是到了第六天，就發生了殺傅案。

另外，萬墨林在《滬上往事》里記載詳細，當中也有“然而不出幾天”的說法，這和陳存仁的引述也正好吻合。萬氏的文章說：

杜月笙先生的一位保鏢老張，山東人，身胚結棍，頭腦靈活，杜先生赴港以后他便跟我，做事認真負責。有一天，他跑來問我說：

“萬先生，有一樁生意，要不要接過來做？”

“什么生意？”

“傅筱庵?！?/span>

哈！做掉傅筱庵，刺殺大漢奸，這種大快人心之舉，為什么不做？當時我心中很歡喜，但是我聲色不動，我淡淡的問他：

“有什么門路？”

“巧得很，”老張雙手直搓的說：“我的一個同鄉，名字叫朱生，他是傅筱庵的保鏢。這樁生意，是他自己跑過來兜的。”

我一聽，就曉得這事已有七八成的把握，因為傅筱庵當了漢奸，他也自知難容于國人，所以他經常戒備森嚴，如臨大敵。他住在虹口，公館附近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平常老百姓一腳都踏不進，何況跑去將他刺殺？但如他的保鏢要下手，那便是近水樓臺，方便多了。因此當時我再問一句：

“那個姓朱的有什么條件？”

“簡單得很，”老張聳聳肩胛，“事成以后，他要兩萬塊錢。”

“閑話一句，”我拍拍胸脯，“你去叫他相機行事，事情辦好，問我拿錢?！?/span>

老張去找朱生了，我也并不怎樣把這樁事放在心上。然而不出幾天，縱使敵偽方面把新聞封鎖得很緊，但是我們仍舊得到消息，傅筱庵被刺殞命，兇手逃逸無蹤。——朱生確實逃逸無蹤，因為他始終不曾來領過我那兩萬元的賞格。

而陳恭澍是軍統高層，是經管這“卷宗”的人物，據其回憶，也透露出當時時間緊迫。正因為這種緊迫感，他連請示也來不及了，于是破了例，未經請示即答應了第二分隊的“要價”。

而這六天內，朱升源說過些什么呢？我想過，朱某是山東人，軍統在傅家附近開設小酒店的老板杜氏也是山東人，這小小的賣酒店，就是山東鄉親的聚腳點。而這次朱某的酒后醉言，大概像《水滸傳》第十五回阮小七跳起來說：“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那種豁出去的豪言壯語，自然會惹動五湖四海的注意。前引的萬墨林《滬上往事》所說即是一例。而對淪陷區的“軍統”而言，又何嘗不是？據“軍統”經理處處長郭旭的回憶：

陳（恭澍）派一姓杜的特務（忘其名）在傅家附近開設一爿小酒店，伺機勾引傅家的人作內應。朱（升源）性嗜酒，常到傅家附近軍統特務開設的酒店飲酒，特務們見朱上門，殷勤招待，常備佐酒佳肴，請朱暢飲攀談。經過幾個月的交往，朱認為酒店老板杜某是知心朋友，結拜為兄弟。有好幾次朱酒后失言，流露出對主人當漢奸不滿的情緒，杜乘機進一步勾引，要朱再勸傅辭偽職，如傅不聽從，則把傅搞掉，為民族除奸，做一個好漢。

朱因小時受過日本人的打罵虐待，有自發的民族正義感，曾勸傅不要再當漢奸，辭去偽市長職務。

這回杜姓特工與他打開天窗說亮話，朱為杜所動，再次勸傅辭職，傅仍不聽，朱就和杜密商殺傅計劃。朱不會使用手槍，且恐槍聲驚動門首偽警，不能逃脫，于是決定由朱乘傅睡熟時，用刀把傅砍死，杜在外策應。1940年10月10日深夜，朱趁傅睡熟，用刀把傅砍死后，從容逃出傅家，在約定地點，乘杜事先備好的汽車，避居于法租界。

上段文字，有些是無可佐證的浮詞。但朱某嗜杯中物，有時候多飲兩杯，吐露不滿傅附逆，則具體可信。

“插標賣首”扯上了“軍統”

如鷹如犬的軍統，對朱某醉言“招標”豈有不知，事必有人去接近，但酒后論交，醉語不清，歸而誤記為“朱升”，則容或有之了。

最先知情者是當時上海的第二分隊，他們首先是壟斷消息，要以朱某人為“貨”而作“居奇”。他們先向上層邀功和講價錢了。

陳恭澍在回憶錄就清楚地說出，“第二行動大隊”在“事先就有書面報告，報告中具體地陳明，已‘打通’了傅某身邊的傭人，名叫朱升者，正待機行事中”。

陳又說道：“朱升也表示希望事成之后，能夠得到五萬元的獎金，第二隊也同樣的承諾了。這件事也就是這樣‘敲’定的?！?/p>

又說：

傅案最大的特點有二：其一，是事先要求發給獎金，這在我所指揮的行動工作中，應屬首次……

更又說：

在第二隊的報告中，特別為這一點請示，我鑒于該隊已作承諾，也就權宜地答應下來了，當時并沒有考慮到，萬一上級不準該當怎么辦？可是那又為什么不根據第二隊的請求原案轉請上級核示呢？我怕失去時效，又唯恐節外生枝，如果對上級直書此人要求事成之后發給獎金五萬元一節，總覺得事無前例，不知道怎么說才好；另一方面，多少也帶點表示自己有決斷、有擔當的好勝心理。當然，我也有個估計，一旦真的能夠成功，上級支持我們已作的承諾，不致有問題。

按：第二隊的“壟斷”、“居奇”、“買空賣空”，于此可見。后來“殺傅案”真的發生了。我們試看看第二分隊又是怎樣的一個表現。

據陳恭澍回憶說道：

傅筱庵被殺的事，發生于十一日清晨三點多鐘，早報上好像都還沒有，晚報上全登出來了。而且有些報館，早在中午時分就在各馬路沖要地區貼出了“號外”。這件事千真萬確，已無疑問。下午四時許，第二隊的報告也來了，這是陳默同志把朱升同志護送到浦東安頓好了回到租界之后，口頭上報告過趙圣隊長（按：吉震蒼的化名），再由趙圣用書面轉到區本部來的。書面報告上所說的，和報上所刊載的大致相近，其細致處，報上所描繪的比報告中所述說還要詳細。 陳恭澍更說道﹕“第二隊的報告內容非常簡單，主要的是說朱升已完成使命，刻已安全脫險，正由陳默同志等護送至浦東途中，等到達安置后，再為詳報。”

又：

電報發出后，不數日，戴先生復電到，全案發給獎金七萬元。其中除朱升五萬元照發外，另給獎第二隊兩萬元。對事先未經核準一節只字未提?！吧虾^”除將五萬元獎金轉發第二隊妥交朱升本人簽收外，另兩萬元亦照一般規定發給第二隊分配后報區備查。陳默把這五萬元獎金交付朱升后，并安排他搭乘漁船出海，預定在鎮海一帶登岸，再轉道前去大后方。至于朱升是否到了重慶，以及其后行止如何，筆者已無所悉。這件事也只能到此為止了。

前面所說的“軍統”，是指淪陷區的“軍統”，由于他們所處是“地下”狀態，危險性高，所以上級的管束頗為寬松，碰到這樣的機會，自然是靠山食山，靠水食水，所以像陳恭澍這樣的長官也不便多問，以免生事。于是第二分隊處理朱某的事，幾乎是在他們壟斷之中，長官陳恭澍也是莫奈伊何。但他們萬萬料不到的是：朱某竟能到重慶，更料不到后來朱某能親向戴笠投訴。

朱到重慶后的情況

朱到重慶后的情況有郭旭回憶文章說：

朱到重慶后，軍統局發給他獎金偽法幣三千元，并要上面所說那個姓杜的特務的本家杜醇（當時任重慶市公安第六分局局長）照顧他的住宿，月給津貼偽法幣一百元及實物。朱領到這筆獎金后，在重慶張家花園開了一爿小型手工卷煙工廠。朱的津貼原來由我（當時任軍統局會計室副主任）發交杜醇轉發，后來朱每月親來找我領取。有一次，朱來找我領取津貼，我詢問他的家世和刺殺傅筱庵的經過，他把上面所說的情況告訴我，并說他到重慶前，并不知道杜是軍統特務，當他離滬時，杜送給他一筆路費，只叫他到重慶找杜的本家杜醇，直到抵重慶后才知道軍統局這個機關。最后他還痛哭流涕地說，他對不起老主人，辜負了老主人的囑托。

到此，知道朱升源在重慶確是窮無所歸。而軍統之能給予幫助，幾等于無。

但重慶的“軍統”似乎和淪陷區的有所不同，他們用不著在錢眼上轉，他們頗忙于為“刺傅案”開展覽、演話劇，是要注重聲威和假象，是“貪天功以為己力”，讓世人知道他們是許多事件的幕后首功。曾任軍統第八處處長的沈醉回憶說：

中美所本身并沒有外勤行動組織，完全是依靠軍統所領導的大大小小約八十個左右的行動總隊、行動隊、行動組和各種名稱的破壞隊、組等單位進行工作。戴笠把這些單位的“成績”，一方面由軍統局向蔣介石報功請獎，同時也由中美所向美國去匯報成績，請求增補武器炸藥等物資。梅樂斯多次受到獎勵和不斷得到升級，與這個組的工作成績也是分不開的。當時軍統一些在敵后和前線工作的行動單位，除了經常搞一點破壞鐵路和公路的交通工作外，還經常在上海等地刺殺過一些像上海偽市長傅筱庵等漢奸的活動，也同樣列為中美所的成績。（見沈醉《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內幕》）

而“軍統”經濟研究室主任鄧葆光《軍統領導中心局本部各時期的組織及活動情況》一文則說：

特務處擴大為調査統計局的第二年。為慶祝，決定舉行特務處成立八周年紀念大會（規定每年4月1日為成立的紀念日）。局長林蔚代表蔣介石來祝賀，全國各單位由負責頭頭親自帶領人員參加。大會展覽各地各單位工作成績，檢討各地工作情況，討論當前問題與今后辦法等等。外訓班學生，還依照當年上海區暗殺漢奸維持會長傅筱庵的經過，編成話劇，登臺表演，宣傳特務機關暗殺技術的“機智”。（載《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六輯）

可見，“刺傅案”早已由“軍統”上報邀功。他們“貪天功以為己力”，而且還嫌文字之宣傳不足，便繼之出以“話劇”，是把朱升源自發“殺傅”，當成是軍統特務機關暗殺技術的“機智”和“政績”了。對朱升源而言，這些做法和榮耀也是無可無不可，他不求名而得名，但卻像介之推一樣“弗言祿，祿亦弗及”，后來終于有機會得見戴笠。

這見戴笠的機會怎么來的呢？且看萬墨林《滬上往事》所記：

一直到抗戰勝利，杜先生（按：杜月笙）凱旋還鄉，他才吿訴我：朱生到達重慶，不言不語，什么人也不找。他自食其力，擺個香煙攤維持生活。某日被杜先生的司機鐘錫應看到了，報吿杜先生，說是朱生在賣香煙。杜先生連忙派車接他來，同時打電話通知戴笠先生。戴先生把他接過去，對于他的愛國熱誠和功成不居，大為贊賞，送了他五萬塊錢，并且給他找了一個工作。

就是這緣故，令朱某見到了杜月笙，杜月笙是路見不平，要幫他一把，于是故意讓朱某見戴笠，好借機投訴“冒功”、“冒領”的事。到此也要插話一句，朱某只是傅家的仆役，卻和杜月笙的保鏢老張、司機鐘錫應混得如此之熟絡，由此也看到朱某倒是個能“走動”的人。他該有他的氣焰。紀曉嵐詩“主人如虎仆如狐”，可以隱約概見的。

“朱升源呈詞”

不過萬墨林所記，又和后來朱某“呈詞”微有出入。據我所藏朱升源重慶求助的卷宗，所呈全文是：

竊升源山東德州人，素性忠誠好義任俠。于民國廿四年隨從傅逆宗耀字筱庵在滬。嗣因傅逆于事變后喪心病狂，認賊作父，出賣祖國，橫行無忌。升源視此情形氣憤填胸，思為黃帝子孫豈甘坐視國亡，群奸魔影蹂躪同胞，無所不用其極，更增升源敵愾之心，遂于民國廿九年十月十日上午四時，冒九死一生之險，毅然暗將該逆刺死以遂夙愿。旋因滬市情形復雜，環境特殊，思留此不死微軀再報效祖國，乃拋家別親，只身奔走南北，歷時七閱月，仍感無處容身。不得已赴浙，意圖轉往后方，以待時機。詎料于三十年四月間，行抵嵊縣時，引起地方民團誤會，曾被逮捕，轉送江西上饒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經再三審訊，始悉升源來歷。蒙顧司令長官惠給旅費三百元，并著憲兵沿途護送。于三十年七月底始抵戰都。不意八月三日轉送衛戍總部軍法處看守所（土橋王家祠堂），歷時兩月后獲訊明開釋。此升源來渝之經過也。升源此來雖歷盡艱苦，險遭不測，而不稍萌怨。尤憶以報國心切，壯志未籌（酬），深恐有負父母及黨國撫育之恩。且聞有不肖之徒曾假冒升源名義，請功領賞，似此情形至為痛恨。升源前曾據實呈核。當（嘗）蒙戴委員笠召見，垂詢甚詳，并賜給國幣壹萬元以資制作衣物之用。嗣蒙諭準月支生活費玖仟元（軍委會壹仟元、稽查處捌仟元）。惟在此生活高昂之渝地，領此有限俸金，實感生計無法維持，謹再據實赍呈，懇請鈞座俯念下悃，賜予適當工作，俾可盡忠黨國，藉蘇生活艱困。迫切陳詞，不勝翹首待命之至。謹呈秘書長吳（按：吳鐵城）。

這似乎是故事的結局了。這呈詞，是該案第一手資料，呈文中，沒有邀功，沒有要求踐承諾。只有無奈地申訴，被人冒領獎金，但又無法確指。他逃亡路上歷數省長途，歷時七個月，而戴笠召見垂詢也只給國幣一萬元以資制作衣物。

但這和郭旭所記稍有不同。郭旭的回憶文章說：

1946年夏，杜醇由重慶調任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局長（上海解放前夕調任黃浦分局局長，后似逃往臺灣)，朱升源將他所開的手工卷煙工廠結束，隨杜來滬，由杜介紹到某卷煙工廠工作（廠名我不知道）。同年10月間，偽軍統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因縮減編制經費，朱升源的津貼即予停發。朱到南京領資遣費時，曾到我家看我，適我不在家。從那以后，朱和偽軍統即無關系，他后來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了。

在郭文所記當中有最動人的一幕，郭氏記下了朱某人那一聲哭訴：“他對不起老主人，辜負了老主人的囑托！”

“軍統”中的地下黨

故事到此未完，翻讀上海市地方志革命烈士傳記（卷二十）中陳默小傳，內云：

陳默，（1913-1949年）字冰思，……上海淪陷后，任國民黨別動隊大隊長，曾率部屬處決上海偽市長傅筱庵，被日軍通緝，旋赴重慶參加軍統組織。民國三十二年，秘密返回上海。次年任抗日先遣總隊總隊長，發展部屬四百余人，至浦東地區活動?！悢M將部隊拉往四明山區，借舊交欲策動國民黨上海海巡大隊長封企曾反正，被封密告出賣。民國三十八年2月帶隊從魚市場碼頭出發去浙東時被逮捕，解往國防部保密局。同年4月27日被秘密殺害于上海。9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證明其為中共正式黨員。1950年追認為革命烈士，遺體葬于虹橋公墓，后移葬于上海烈士陵園。

至此方知當年軍統第二分隊隊長陳默是中共地下黨員。此小傳所云為諸詞典所無，得此令陳烈士事跡大白，誠為快事。唯當中有“上海淪陷后，任國民黨別動隊大隊長，曾率部屬處決上海偽市長傅筱庵”，此數語似應商榷。大概開國之初，諸事草創，匆匆要為烈士作追認，事屬難能。而作調查的人，大抵是聽了當時“軍統”的“鋤奸”宣傳而受誤導，于是有“率部屬處決上海偽市長傅筱庵”的說法。這頗似近時國內的抗戰神劇一樣不可思議了。

至于當年的“冒功”、“冒領”，這些事只能是集體作弊。陳默是隊長，不能辭咎。但也不能全都歸咎于他。他是中共地下黨員，要是不依“潛規則”，處處立異，把隊員的衣食斷了，那日后的重要工作就難以展開了。但陳恭澍提到陳默時是這樣說：

“第二大隊”有一個分隊長名陳默，我在職的時候因為他工作表現好，所以記得他的名字，可是并不認識。后來我有難逃到浦東，恰巧投奔到由他指揮的游擊總隊?？箲饎倮笏谏虾：艹鲞^一陣風頭，可惜好景不長，為了一樁很不值得的事，只落得厄運當頭，以身殉法。他如果不是剛巧陷于一陣整肅旋風里，當不致死。

引用資料說明

朱升源的生平和“殺傅案”的梗概說過了，雖然是斧影帷燈的不大分明，但限于文獻之不足征，該說的都說了。但資料的引用，似乎有向讀者交待的必要。

陳恭澍的回憶錄《上海敵后抗日行動》，1984年由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內地有2010年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簡體版，易名為《軍統第一殺手回憶錄（貳）》）。陳是當時軍統上海區的主持人。陳氏之文基本據實作錄，雖然他自詡：其辦理傅案是“層次分明，雖然有些遺漏了的細節，但卻一無矛盾”，但究其實不只是層次有不清，而且段落結構也有失去連接之處。陳文只著重于上海，對于朱某到重慶后的事就闕如。

郭旭的回憶《漢奸傅筱庵之死》見載于《上海文史資料文庫》。郭旭當時為軍統局會計室的副主任，故朱升源在重慶時得以多次和郭相見并談及案情。后郭氏洊升至國防部保密局重慶辦事處處長。郭文只詳朱在渝的情況，在滬之事只屬耳聞，往往不實，甚而把違反常識的事都摻進去。如說到朱升源曾屢勸傅筱庵勿當漢奸等語。稍具常識都知為不可能。試想，十歲開始當童工，而沒受過教育的雜役朱某，不受責罵已經難得，竟能出言屢勸比他大二十多歲的主子不要再當漢奸？這長袖善舞且又新為上海市長的傅筱庵，無論知識、智慧、經歷、地位、年紀都和朱某懸殊，能有相勸的資格嗎？這是比國內的抗日電影還要“神”的情節。哪怕是出自朱某口述，但郭氏執筆，還是應加過濾的。

《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內幕》作者沈醉，時任軍統第八處處長。文中透露出軍統做假樣板的目的和手法，其中兩句重要的話是：“除了經常搞一點破壞鐵路和公路的交通工作外，還經常在上海等地刺殺過一些像上海偽市長傅筱庵等漢奸的活動，也同樣列為中美所的成績?！笔擒娊y冒功的證明。

《軍統領導中心局本部各時期的組織及活動情況》，作者鄧葆光亦是軍統高層。是他在文中透露：“還依照當年上海區暗殺漢奸維持會長傅筱庵的經過，編成話劇，登臺表演，宣傳特務機關暗殺技術的‘機智’。”

《上海市地方志》，載有陳默小傳。此傳雖然有商榷處，但大醇小疵，它昭示的一些事實，為諸書所無。

萬墨林著《滬上往事》，1973年6月由臺灣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2013年臺灣秀威版易名為《諜戰上海灘》）。萬是杜月笙的表弟和侄女婿，又是抗戰間杜駐滬代表兼大管家。從事滬上抗日地下工作。萬雖不通文墨，但記憶力極強，所記“刺傅案”翔實可靠。

陳存仁著《抗戰時代生活史》，是唯一揭露朱某“個人的感情”的記錄。陳是當年上海名中醫，慣為上層人家“外診”，見聞甚多，且往往是傳媒所不敢公開者。

“朱升源呈詞”，這是朱升源唯一的本人記錄。且具見其本人照片及政府各部門的批語。對研究“刺傅案”是必不可少的資料。以此更可更正許多不盡真實的訛傳。

“刺傅案”令朱升源不求名而得名，但也“不言祿，而祿亦弗及”。他“五步流血”，接下來數千里的逃亡，而關山險阻，牢獄隨之，正合了“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這句老話。最后到了重慶，景況也很差?！按谈怠比绻闶枪?，但功勞早已被“上海第二分隊”的人冒領，賞格自然是取消了。這事情當是小酒店的杜某介紹他到了重慶找他的鄉親，經由這鄉親為之查證了告訴他的。他靠賣香煙為生，結果讓杜月笙的司機認出，導致杜月笙帶他見戴笠，但慰誨有余，而實惠不足。他憋不住，要向當局呈詞，這呈詞就成了他留給世上的唯一證物。英雄失路，就是這樣子的。人說秦瓊賣馬、楊志賣刀，但朱升源連刀、馬也沒有了，最后消失在人海……朱升源的故事到底是出于公義抑或私憤？郭旭的話、軍統的宣傳、朱升源的自白，都是出于公義。但公義和私憤并不矛盾，是可以兼容，也可以合一的。我看朱升源的故事就有很大的“個人感情”的成分。但“公義”說之鋪天蓋地，他也樂于屏隱了自己的感情，不想當個“沖冠一怒為紅顏”的人而已。要是他日有人能把這故事拍成電影或電視劇集，也該會很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