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生于1908年，逝于2009年，整整活了一百歲，幾乎經歷了整個二十世紀。列維-施特勞斯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人類學家之一，《“親愛的二老”》是他1931年到1942年間與父母的通信，標題出自他幾乎每封信的抬頭：Chers tous deux，“親愛的二老”。這本通信集由列維-施特勞斯的遺孀莫妮卡·列維-施特勞斯整理出版，同時她還精心選擇了家中珍藏的同時代照片來配合書中文字。該書信集覆蓋了列維-施特勞斯人生中最動蕩、最艱難但也最為重要的十年：這十年間，他與蒂娜·德雷福斯（Dina Dreyfus）結婚又離婚，參與了蒂娜在南美的考察，從一個只有法學和文學背景的青年變為世界知名的人類學家——這十年堪稱他人生最關鍵的時期。但這些我們從這本書中只能隱約看到影子，因為在寫給父母的家書中，列維-施特勞斯并未提及太多自己的觀察和思考，主要在敘述人事和家長里短的瑣碎日常——這是整本通信集的基本特征。

如果讀者是對列維-施特勞斯的學術思想感興趣，希望從中獲取這方面的私密吐露，這本書的價值可以說不是很高，甚至可能會感到面對瑣碎日常的失望。但這本書有其另外的價值，其一，通過它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過去的世界”，三十年代的法國，巴黎和外省、軍營的軍事生活、普通中學教師的教學生活、在美國的交游，這些都算是頗有價值也頗具趣味的史料；其二，在列維-施特勞斯的著述中我們基本只能看到作為“人類學家”的列維-施特勞斯，而這本書信集則讓我們得以窺見作為人的克勞德。很多時候，為了讓遠方的父母放心，身為人子的列維-施特勞斯不得不夸夸其談甚至吹牛，因為他的父母一直覺得雖然自己的生活很窘迫，但異國的兒子一定更加困難。當然，這也導致列維-施特勞斯的文風比較夸飾。

即便是在法國的書信，列維-施特勞斯也時常表現得頗為高傲輕浮、言語刻薄。例如他初到中學教書，就稱學生看起來像白癡，甚至說有兩個學生像是塞進罩衫里的大象；而同事雖然基本都和他一樣通過了授課資格考試，在他看來也言語舉止粗俗，像一群修理工，他表示自己大概不會跟他們有什么來往。這種姿態和列維-施特勞斯自小窘迫的家境有關，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自尊心反而更強，甚至頗為倨傲。列維-施特勞斯在美國部分的書信是1984年他母親去世后在父母家中發現的，他2002年為這些書信寫過一個說明序言，他回顧了父母在二戰中的窘境，以及與他們的朋友卡恩一家的交往。卡恩一家頗為富裕，所以每年列維-施特勞斯的父親就負責幫卡恩一家找一處別墅租下來，列維-施特勞斯一家就免費住在那里，和卡恩一家以及其他賓客一起度假。作為交換，列維-施特勞斯的母親每天都要幫他們做家務。鑒于別墅中住客的數目，這絕不是什么輕松的工作，而且這種依賴性讓列維-施特勞斯的父母和正處于青春期的列維-施特勞斯本人越來越感到尷尬。這些珍貴的回憶對我們理解列維-施特勞斯這個人非常有幫助。

就結構來說，《“親愛的二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法國期間的家書，全部在戰前；第二部分是二戰時期的家書，全部來自美洲，截止時間是1942年日本襲擊珍珠港，美國參戰，至此美國和法國乃至歐洲大陸的通信被切斷。戰時的書信審查也限制了列維-施特勞斯的書信內容，但從他一貫的家書風格來看，影響不算太大。

其中與著名超現實主義畫家安德烈·馬松（Andre Masson，如果你現在去ODEON劇院看戲，抬頭就能看到馬松畫的穹頂）的相遇非常有意思：列維-施特勞斯最初和父母寫信說要和友人一起去一位畫家家里住幾天，覺得很不耐煩，表示這位畫家雖然名聲很大，但在他看來不過是唬人，作品沒有什么價值；等到他真的到了馬松家里，和畫家談笑交往，他的想法又改變了，這時他寫信告訴父母，馬松先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而且他的藝術也很真誠，很有意義，他覺得自己理解了馬松的創作和追求，甚至非常喜歡馬松的作品。這段偶遇趣聞其實很能反映列維-施特勞斯的心性，盡管他很多時候頗為自負，但真正面對交往對象，還是會懸隔先前的偏見，親身觀察，然后做出判斷。當然，并非這樣一來就萬無一失了，但這確實是田野調查最基本的品質，就此而言，列維-施特勞斯的性格并未影響他的人類學工作。

因而，這本大部頭的書信集（厚達六百頁）雖有其價值，但關注重點在大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的私密家書、一個“過去的世界”等特點上，學術意義反倒有限，即便在同一系列（“二十一世紀圖書館”系列，所收基本是學者在自己專門領域之外、運用自己學識進行的或公共或私人的思考）的書中，學術性也不算太高，對比列維-施特勞斯本人在同一系列中的《我們都是食人族》一書以及Loraux等學者在這一系列中的著作，這本書顯得過于私人，少了一些思想的魅力，不過其中反映的風土人情和社會情況是大思想家的私人記錄，雖則瑣碎，倒也彌足珍貴。

不過書中還是有一些對理解列維-施特勞斯學術思想的發展有幫助的內容，有些甚至列維-施特勞斯自己都已經因為時間的沖刷而喪失了記憶，多虧這些書信才讓他想起自己其實早在1941年就已經開始關注用邏輯-數學的方法處理親屬關系。他甚至忘記了，自己當時向一位比利時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尋求幫助，但最終出于某種原因，兩人的合作沒能成功。直到三年后，他才在當時任教于芝加哥大學的邏輯學家安德烈·維伊（Andre Weil）的幫助下真正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此外，列維-施特勞斯還發現，早在遇到雅各布森之前，就有一個美國同事給他啟蒙過音位學，但沒有成功。六十年后他才明白，這第一次親密接觸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自己當時期望用音位學來系統整理他獲得的語言學方面的資料，但他當時并不知道，他獲得的素材太少，而且一個少小離家的印第安人時隔五十年之后向他披露的語言素材樣本量根本不夠，況且這門語言之前無人知曉，在資料如此有限的情況下，實在無法達成他所希望的系統整理，所以他當時失敗了。和雅各布森相遇之后，他才明白，音位學不一定要用來增強他的語言學能力，他可以把從中獲得的教益運用在人類學領域——這樣的創造性使用最終真正開花結果，幫助他完成了對結構人類學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