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498年達·伽馬到達印度，完成東西方新航路開辟的第一步之后，葡萄牙人的大帆船繼續東航，越過次大陸，穿過馬六甲海峽來到了大平洋水域。在遠東這片古老的文明世界，海洋貿易網已經存在一千年以上。這一貿易網以中國東南沿海為中心，北起朝鮮、日本，南達東南亞諸地，與以希臘－羅馬為中心的古代地中海貿易網和以阿拉伯－印度為中心的印度洋貿易網并稱為古代世界三大海洋貿易體系。當葡萄牙船隊載著對黃金和香料的無限渴望駛入馬六甲海洋之時，古代三大海洋貿易網終于自西向東連成一體，勾勒出了近代全球海洋貿易體系的雛形。在這一過程中，東方古老的封建帝國與西方初生的商業帝國完成了第一次相遇與碰撞。

占領馬六甲：中國海上門戶洞開

葡萄牙人于1510年攻下印度果阿后，繼續沿著東西方香料貿易路線向遠東進發了。馬六甲城位于馬六甲海峽北岸，扼印度洋與太平洋咽喉，是東南亞香料的主要中轉站。早在1508年，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就指示要與馬六甲建立商業聯系，并派出了迪亞戈·洛佩斯率領船隊出使馬六甲。1509年9月，船隊駛入馬六甲港，見到這座港口里停泊著數不清的船只，既有馬來人的艦隊，也有阿拉伯人和中國人的船隊。

馬六甲蘇丹對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的殘暴行為早有耳聞，假意熱情接待，暗里隱藏著一個陰謀：將葡萄牙人一網打盡。放松了警惕的葡萄牙船員紛紛下船，進入馬六甲城的集市里玩樂，只留下幾名船長和少數水手。成群結隊的馬六甲人以送貨的名義攀上葡萄牙船只，不久，蘇丹皇宮的方向升起了“攻擊”的信號煙柱。登上葡萄牙船的馬六甲人與岸上埋伏的人立即行動起來，殺死了大多數的葡萄牙人，只有少數船員突出重圍。在僥幸逃脫的葡萄牙人中有一位叫費爾南多·麥哲倫的水手，未來還有更重要的事業等著他。

葡萄牙人遭受襲擊的消息傳到剛上任的印度總督阿爾布克爾克耳中，此時他在印度的征服事業正春風得意。聽到消息，他立即大整軍備，要為葡萄牙人復仇。1511年，他率領18艘艦船開赴馬六甲。對于印度人、緬甸人和爪哇人等，他好言撫慰，保證不侵犯他們的商業利益；對于阿拉伯商人則予以沉重打擊。分化瓦解的伎倆使得葡萄牙人最終攻克了統治馬六甲城。

葡萄牙人為了鞏固對馬六甲的統治在東南方的海濱建立了一個堅固要塞。這個要塞三面環河，一面朝海，地勢險要。墻厚2.44米，當時的大炮也轟不開，上面還有7個炮臺。要塞里面有總督府、教堂、禮堂和醫院，成為葡萄牙帝國在東方僅次于果阿的統治中心。這里的駐軍不多，一般約300人，但卻能夠抵御上萬敵人的進攻。

占領了馬六甲等于掌握了搖錢樹。從1513年起，葡萄牙人轉運的香料開始主宰歐洲市場，每年經葡萄牙人直接轉運的丁香就達30多噸，肉豆蔻達10噸。葡萄牙人不僅由此控制了香料貿易，而且通過控制這里實質上控制了整個馬六甲海峽，他們強迫進出海峽的船只必須到馬六甲貿易，并派軍艦日夜巡航，向商船征稅。對于不從者，沒收貨物，甚至強迫船員為奴。在1544年以前，馬六甲港口的稅收每年達1.2—1.5萬杜卡特，自1547年起，稅收提高到每年2.75萬杜卡特，到1600年甚至高達8萬杜卡特。

控制了馬六甲，葡萄牙人實質上打通了遠東航路，把傳統的阿拉伯－印度海上貿易網與西太平洋貿易網連接起來。闖進太平洋水域的葡萄牙人迫不及待地完成他們夢寐以求的兩個目標，第一個是找到香料群島，從源頭上壟斷香料貿易；第二個就是要同馬可·波羅描繪的富庶的中國開展貿易。在馬六甲被攻破之時，作為與中國有朝貢關系的王國，馬六甲曾向大明政府求援，由于路途遙遠，當使者來到中國時，馬六甲已經被攻占。明政府收到求援也并未派兵為其復國。根據《明史·滿剌加傳》記載，嘉靖元年，明政府發布一條毫無意義的敕令：“敕責佛郎機，令還其（滿剌加）故土。”馬六甲落入葡萄牙手中后，中國南方的海上門戶洞開，失去了屏障。新舊兩大帝國的碰撞始于此。

兵刃相接：葡萄牙叩關大明帝國

葡萄牙人攻占馬六甲之時，正值明朝正德年間，統治帝國的是著名的紈绔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朝廷之中，閹宦作亂，弄臣逢迎，幸得文官集團的鼎力支撐，大明帝國才得以繼續在千百年來固定的軌道上運轉。在此之前，明朝與東南海外諸國的關系是一種宗藩朝貢體系。明廷在廣州設有市舶司，管理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諸國進貢與互市，實行“貢有定期，防有常制”的對外政策。來華貿易的外國船只須攜帶明政府發給的“勘合”，每三年進關進行一次貿易，明政府抽取20%的關稅。葡萄牙人的到來對這種傳統的國際政治和貿易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戰。

葡萄牙人最早到達中國約在1513年。一個叫佐治·阿瓦勒斯的商人在馬六甲找到一艘中國帆船和幾名向導后，穿越南海到達廣東一處海灘上落腳，并搭建了據點——一個簡易窩棚。據傳，阿瓦勒斯還在窩棚旁邊樹立了一根石柱，這是葡萄牙早期探險中為了宣示占領權的通用做法，不過，這位可憐的“窩棚主”后來命喪中國海盜之手。

葡萄牙與中國正式的交往始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萄牙駐馬六甲總督阿爾布克爾克派裴來斯特羅來中國做先期考察。次年，又派托馬斯·皮列士和安特拉德率艦隊闖到廣州城下。葡萄牙艦隊在從首都里斯本至馬六甲的半個地球海域里所向披靡，氣焰沖天。托馬斯·皮列士在其游記《東方志》中表達了對中國認識上狂妄可笑的觀點：“他們（中國人）是軟弱的民族，沒有什么了不起……用10艘攻占馬六甲的船，能夠沿海岸攻占全中國”。他還對中國人使用筷子感到很驚奇，他說“他們用兩根棍子吃飯，左手把陶瓷碗放近嘴邊，用兩根棍子吸進去”。

1517年，葡萄牙艦隊開進珠江口，根據《明武宗實錄》記載，沿途“銃炮之聲，震動城廓”。不過，初來乍到的皮列士不敢造次，而是買通廣東鎮守太監前往北京晉見皇帝，試圖一探虛實。但另一批由喬治·阿爾瓦雷斯率領的葡萄牙人則來者不善，根據《廣州府志》記載，這伙葡萄牙人強占了廣東東莞的屯門島，“所到之處，硝磺刃鐵，子女玉帛，公然搬運，沿海鄉村，被其殺掠，莫敢誰何”?！睹魇贰し鹄蓹C傳》也記載了葡萄牙人“掠買良民，筑室立寨”的惡行。

1521年，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暴亡，結束了他荒唐的一生。他在臨死前對于明朝的對外關系留下遺命：“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蔽渥跓o嗣，他的堂弟興獻王朱佑杬的長子朱厚熜即皇帝位，即明世宗嘉靖皇帝。這位15歲即位的少年天子大整朝綱，誅佞臣，除弊政，清明一時。值此之時，又一支葡萄牙船隊來到廣東沿海要求與中國貿易，氣焰囂張。禮部和兵部奏稱：葡萄牙人假借通使，實則是販貨通市，并且強占廣東外海島嶼，圖謀不軌。嘉靖帝下令囚禁此前來華的葡萄牙使臣皮列士，并發兵驅逐在廣東驕縱的葡萄牙艦隊。

廣東海道副使汪鋐受命指揮中國水師驅逐廣東屯門島上的葡萄牙人。葡萄牙首領阿爾瓦雷斯率領艦船7艘盤踞于此，并在屯門島上修筑了工事。汪鋐率水師進攻葡萄牙大船，但在葡萄牙炮火之下損失嚴重，第一次進攻未能成功。汪鋐隨后制定火攻計劃，在船上裝滿膏油草料，用火船直撲向葡萄牙大船，同時派遣一支潛水部隊從水下鑿穿葡萄牙船。待葡萄牙人慌亂之際，汪鋐親率4000余名兵士登上敵船與葡萄牙人對戰。最終，葡萄牙人敗退，趁天黑駕駛剩余三艘船退出屯門島海域，逃回馬六甲。屯門海戰是新舊兩大帝國之間的第一次正面交鋒，也是中國與西方列強爆發的首次戰爭，以中國人的勝利而告終。

次年八月，另一位葡萄牙使臣馬丁·阿方索率領300余人分乘五艘軍艦抵達廣東。他來的目的是與中國談判，并奉命在中國沿海建立據點。然而，此時防守廣東的明軍已經得令，凡見到懸掛葡萄牙旗幟的船只一律擊毀。葡萄牙艦隊航行至新會西草灣時與前來阻擊的明軍水師遭遇，爆發了著名的“西草灣之戰”。葡萄牙艦隊面對洶涌的明朝軍隊，很快敗退。史料記載，明軍“生擒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明軍將領還繳獲葡軍火炮，“官軍得其炮，即名為佛郎機”，這些火炮后來被明軍用于西北戰場。另有數十名被明軍俘虜的葡萄牙官兵被梟首示眾。

經過屯門和西草灣兩次交鋒，葡萄牙人見識到了這個東方大帝國與他們在非洲、印度和東南亞的對手都不同。論當時的國力，明帝國幾乎可以與整個西方抗衡；論軍力，僅在這個帝國邊陲的廣東省就駐有多達13萬軍隊，比整個葡萄牙全國的軍隊還要多。明帝國軍隊總數約120萬，超過葡萄牙人口總和。兩次交戰使葡萄牙人認識到用直接的武力擴張對付中國是行不通的。

無法在中國建立商業據點的葡萄牙人加入了中國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和海盜的行列。嘉靖十九年（1540）前后，葡萄牙人與倭寇及中國海盜李光頭、許棟等人勾結，在寧波的雙嶼建立據點，時常騷擾沿海的中國商人和百姓。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副都御史朱紈調遣都指揮盧鏜、副使魏一恭等率兵進攻雙嶼，終于將他們一網打盡，燒毀營房、殺死俘虜了葡萄牙人大部。部分逃脫的葡萄牙人又轉移到福建泉州的浯嶼（今金門），聯合海盜為禍漳、泉一帶。嘉靖二十八年，朱紈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喬合力進攻浯嶼，并在走馬溪一帶截住葡萄牙船隊，予以重創，海盜頭目李光頭等九十六人被打死。由于葡萄牙人的為非作歹，明廷嚴令中國沿海居民不得與葡萄牙人貿易，禁止向他們提供給養。

在中國建立殖民據點努力的失敗及在走私貿易中受到的打擊使葡萄牙人徹底認清了明帝國的實力，為了繼續開展對華貿易，他們徹底轉變了態度。葡萄牙國王若奧三世給遠東的葡萄牙人下達了新的對華指令，即“努力尋求和平與友好”，這埋下了“澳門問題”的伏筆。

出租的祖產：澳門問題的由來

在葡萄牙轉變對華政策的同時，明朝政府正經歷深刻的內外危機。1550年，北方蒙古鐵騎突破長城，一路燒殺搶掠，發生了著名的“庚戌之變”，1553年，蒙古軍隊20余萬再次南下寇關。同時，南方江浙、廣東一帶倭寇和中國海盜極其猖獗。在這種內憂外患的背景之下，明政府也轉變了對葡萄牙人的態度。正如學者費成康所說：“在北起長城南至廣東烽火遍地、危機四伏的險境中，有一股敵對勢力主動愿意和解，廣東官府直至明政府自然是極為歡迎的。”

葡萄牙人協助明政府抓捕海盜是兩國交好的重要表現。福建同安人林希元在《與翁見愚別駕書》中記載：“林剪（海盜）橫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則為我除之，二十年海盜，一日而盡，據此則佛郎機未嘗為盜，且為我御盜；未嘗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此事應發生在嘉靖二十六年( 1548年)前后，中葡聯合剿滅了浙江雙嶼附近的海盜。

兩大帝國的握手言和是澳門問題出現的背景。嘉靖三十二年，即1553年，一位葡萄牙的商人頭目萊奧內爾·索薩以謙恭的態度尋求與中國貿易。經過友好談判，廣東海道副使汪柏代表明政府同意了葡萄牙人的貿易請求。同時，葡萄牙人聲稱商船遇到風暴，要借澳門曝曬貨物，汪柏在收受葡萄牙人的賄賂之后準允他們上岸定居?！睹魇贰し鹄蕶C傳》上說：“自（朱）紈死，海禁復弛，佛郎機遂縱橫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鏡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肖者反視為外府矣?！?/p>

葡萄牙人對澳門的經營，使之成為遠東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和據點。澳門位居古代西太平洋海上貿易網的中心位置，在葡萄牙人的經營下，日漸成為遠東貿易航路的中心。澳門至日本長崎、澳門至馬尼拉、澳門至香料群島的航線成為葡萄海上商業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由于緊貼遠東地區最大的市場和原料產地——中國，從澳門出發的商船裝載最多的還是中國商品。澳門－馬六甲－果阿－里斯本航線成為是葡萄牙的經濟命脈，這條航路全長達19000多公里，繞地球半圈。

萬歷年間，明朝政府派官吏管理澳門，每年向葡萄牙人征收地租稅金。在清朝末葉以前，葡萄牙人與中國政府基本維持了和平友好的關系，從主權上說，雖然他們定居澳門，但從未享有主權，其與中國政府是一種租賃關系。在此期間，澳門的葡萄牙人還曾數次協助中國政府鎮壓兵變和剿滅海盜。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 ，粵東柘林兵變，廣州被圍，總兵俞大猷曾派人聯系澳門的葡萄人夾擊叛軍，“功成重賞其夷目”。萬歷年間，兩廣總督劉堯誨還曾聯合居澳葡人夾擊海盜林道乾，“賞賜銀牌，花彩緞如禮，與我師并擊”。不過，這一友好關系伴隨著清末中華帝國的衰頹而一度發生變化，直到1999年才徹底解決。 總之，澳門問題長期作為中葡兩國關系的縮影，成為16世紀中葡兩大帝國碰撞與交往的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