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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野孩子”:排練、吃面、踢毽子及其他

“我們早就說了,我們要占領工體”。“野孩子”樂隊二十周年演唱會在北京工體演出之際接受采訪時說的這句話變成新聞標題,聽上去非常聳動。
所幸他們大概是唯一一支即使被媒體以此為標題也不會招來冷嘲熱諷的樂隊。
二十年,小索(索文俊)去世也已經十一年了。然而無論在哪里,唱給誰聽,他們都像是一群人找一個夜晚聚在一起,問自己:“那大路上騎馬走過的人,蹚過的河,它有多少?”(《你可知道》)


1997年“野孩子”灌錄現場專輯《黃河謠》的時候,張瑋瑋還是樂隊的“小朋友歌迷”。他說自己聽得激動得不行,門票保留至今。
當時的主唱小索問臺下人:“你們坐過地鐵嗎?那我們就坐一次地鐵吧。”那時“野孩子”音樂里描繪的地鐵悠哉游哉,濕漉漉地蒸騰著水汽,是和北方黃河邊迥然不同的景象。而當年在下面喊“有”,或者“沒有”的朋友們,現在你們可曾嘗到過地鐵的滋味?

2004年,樂隊的靈魂人物小索因胃癌去世,河酒吧關張,大家四散。在各自奔散的日子里,小河變成彈阮參禪之人,繼續他的音樂實驗;宋雨喆在西北徘徊良久,最后拾起曼陀鈴;李鐵橋吹薩克斯,吳吞在離開“舌頭”的日子吹起自己做的尺八。而張瑋瑋背上琴開始樂手生活,直到2011年的西湖國際音樂節上“野孩子”重組,他才重新拿起心愛的手風琴,隨著吉他手馬雪松和打擊樂手武銳的加入,加上最初的張佺、張瑋瑋和郭龍,樂隊正式固定下雙吉他、雙打擊樂的經典配置。
11月27日,野孩子樂隊將在上海大舞臺舉行二十周年演唱會,嘉賓有老狼、小河和莫西子詩。
關于“野孩子”成員和他們河酒吧的朋友們對這支樂隊的回憶,《新京報》已經收集并呈現。所以換一個角度,用同一份問卷給張佺、張瑋瑋和郭龍。這份問題更加關注他們當下對生活、音樂、社會的看法,希望呈現這支“只知道排練、吃面、踢毽子”的樂隊今日的面貌。
遺憾的是,盡管張瑋瑋也想看“佺哥是怎么答這些問題的”,張佺還是因為不慣接受采訪拒絕了回答。“就讓一切消失在音樂里吧”,他大概是這么想的。
【對話】
澎湃新聞:“野孩子”是你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際遇,還有沒有與之相當的另一次重要的際遇?
張瑋瑋:我曾加入過其他幾支樂隊,譬如“IZ樂隊”和“美好藥店樂隊”,這兩個樂隊的主創“馬木爾”和“小河”是我至今最欣賞的音樂人,他們給了我很好的影響。
生活中的每段經歷都是唯一的,對于我來說都很重要。
郭龍:“野孩子”無疑是這生最重要的際遇,如果只說音樂我真想不出還有什么際遇比“野孩子”更重要!
澎湃新聞:你們已經不是“追火車的人”了,再也不用追著時代跑;更大的舞臺也可能意味著自由度較小的表達空間。這對你們來說是需要克服的一道坎嗎?對于這種狀況會有焦慮或者疑慮嗎?
張瑋瑋:野孩子樂隊在工體或上海大舞臺這樣的場館演出,不意味著我們就定型在那里了。我們樂隊還會有很多的LIVEHOUSE、劇場的演出,在云南我們每周還在小酒吧做免費的即興演出。
做音樂的人就是生活在各樣的舞臺上,如果被限制,那更多的是被自己限制。焦慮和疑慮永遠不會停止,它來自生活的每個方面,也是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郭龍:個人覺得“野孩子”并不存在這種問題,對我們來說,在路邊賣唱和在工體開演唱會沒什么本質上的不同,無論在哪里演,我們只是想認真地歌唱、表達,至于是誰在聽,我們并不關注。
澎湃新聞:西北農村勞作時候的歌,蘭州建筑工地上民工們唱的歌,河酒吧的歌,之后各種舞臺上的歌,由民間文化到精英文化的變化實際上有沒有發生過?二者之間的距離是很大,還是其實很小?從你們汲取養分的東西到你們做出來的東西,這個過程中你們舍棄了什么?加入了什么?
張瑋瑋:我曾去新疆牧區和哈薩克人學過民間音樂,后來再沒有那樣做,畢竟不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沒有那樣的氛圍和狀態,也就只能欣賞而已。
我們樂隊的成員都熱愛民族民間音樂,并從中獲取養分,但我們肯定不是“大自然的搬運工”。我認為這二者的區別很大,有自覺和不自覺的區別。
這幾十年來民間音樂的變化,可能比過去幾百年都要劇烈。我們用的還是現代音樂的手法,從民間音樂里收集有共鳴的素材,用來描述我們當下的生活和狀態。
郭龍:uu(表贊同。)
(這個問題張瑋瑋問了張佺,他說自己的問答與此相似。)
澎湃新聞: “野孩子”從前的音樂很有沖勁,現在越來越內斂,炫技也很收斂。這種狀態是樂隊成員們共同到達的嗎?還是有人到了,有人還沒到?
張瑋瑋:是共同達到的,這和年紀有關系。內斂是知道自己的不足,收斂是因為無技可炫。即便再喜歡馬拉多納,我們也得承認,個人英雄主義泛濫的足球隊,并踢不好足球。
郭龍:一個樂隊在舞臺上表達出來的氣質取決于每一個成員,“野孩子”所透出的內斂來源于大家相近的世界觀和審美還有每個成員的成長,并沒有刻意為之,所以不存在誰到誰沒到的情況。
澎湃新聞: 過去一年印象深刻的一本書/一張CD/一部電影/一場演出。
張瑋瑋:書——《耶路撒冷三千年》
CD——Richard Galliano的《Tango》
電影——《金氏漂流記》
演出——烏鎮戲劇節的《物理學家》
郭龍:書——《天才在左 瘋子在右》
電影——韓國片《辯護人》
演出——舌頭樂隊在長沙草莓的演出
澎湃新聞:只能訂閱一個公眾號/APP的話,會是哪一個?
張瑋瑋:通訊類的APP,微博或微信之類。現在公眾號很多,關注過一些,后來也都不看了。實在是更新太快了,每天鋪天蓋地而來,更多的是信息而不是知識。
吉他的琴箱里如果塞進東西,就發不出好聲音了。這個時代不是不夠,而是太多,我選擇盡可能讓自己空一些。
郭龍:利維坦。
澎湃新聞: 近幾年有沒有交到特別好的新朋友/遇到特別有趣的人?
張瑋瑋:這些年住在云南,大幅度減少了社交應酬,主要和樂隊的人在一起。今年通過工作認識很多90后的小朋友,他(她)們的狀態很好,很穩定也輕松,不像我們年輕時那么糾結。
最近會發現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變了,也會發現老朋友還有自己很不了解的一面,原來結論是不存在的,還有很多驚喜值得自己去發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我交友還是很懷舊。
郭龍:個人認為現在這個年齡段已經很難交到真正的朋友了,但這些年在大理認識了很多有意思的人,也學到很多。
澎湃新聞:最近有沒有一個問題一直在反復琢磨?(音樂之外的?)
張瑋瑋:最近要裝修,在琢磨水泥玻璃涂料以及勞資關系,還有人為什么費勁找煩惱。
郭龍:身體和健康的問題。
澎湃新聞: 對于“野孩子”,或者自己的音樂,最近有沒有新的想法?或者有個點一直在思考?
張瑋瑋:我前陣去烏鎮戲劇節看了些戲,回來找了些戲劇類的書補課,延伸的想了關于音樂敘事性的問題。
一首歌不一定非要五分鐘左右、主歌副歌循環,或許可以更自由一些。音樂其實還有更值得關注的功能性,不用具體的旋律反而能營造更復雜的空間,做音樂的人應該多向戲劇學習。
郭龍:樂隊有很多新的想法,還在一步步實現當中,在思考的主要也是怎樣突破和超越曾經的成就。
澎湃新聞:為何會選擇長居大理?會不會太過舒適?
張瑋瑋: 我2002年第一次來大理,當時大理還是那個彩云下的嬉皮士之國,從那后我幾乎每年都在大理住段時間。后來野孩子樂隊重組,需要大量時間密集排練,我們和張佺選擇了大理,就徹底移居大理了。
大理這幾年旅游業興旺,當初的世外感蕩然無存。這沒有辦法,就像一個美人,我們希望她永遠那么美,可她也要奔波生活,也會變得蒼老。
大理的空氣很好,是個修養生息的好地方。但好空氣并不能完全成就一個人,它缺乏城市的文化多樣性,精神上的活躍和感召。
什么地方一直待著都會沉悶,不論北京上海還是大理,還好我們很多時間都在各個城市巡演,更像是游牧部落。
郭龍:說過很多關于這個問題的話了,你覺得去一個地方生活,有時并不是某一個原因,而是很多方方面面因素的綜合,一定要說的話,那就是大理有我們需要的陽光、空氣,還有淳樸的大理人,如果你說的舒適是懶散的話,我想稍稍了解“野孩子”的人都知道,我們沒有這個問題,在哪里都一樣。

張瑋瑋:踢毽子不受場地和器械限制的,我們經常外出,不能帶太多東西,毽子不論在機場酒店,或演出舞臺休息室都可以隨時展開,這是選擇它的原因。
有朋友這樣形容我們樂隊:就只知道排練、吃面、踢毽子。其實說得很準確,為了一碗牛肉面,我們可以餓著肚子去四十公里外的西北飯館,對一路所有的飯館視而不見。
以前總是不能準確解釋自己的鄉愁,蘭州和白銀,是我越來越不想回去的地方。那里面目全非的街道,根本無法和記憶里的家鄉對接,還不如我想象著更完整。
只有那碗面,到哪里都清清楚楚,永遠也不會變。再臟亂的城市里,西北飯館里還是勤勞干凈的老實人,用和祖輩同樣的手法,做出簡簡單單的一碗面。它安慰著漂泊的心,裝著我們的鄉愁。
郭龍:選擇毽子是巧合,在大理我們有些朋友很喜歡踢,而且踢得很好,我們一開始旁觀,然后想自己試試。沒想到上癮,剛好大家現在都到了注意運動的時候了,而能在我們排練間歇做的運動不多,毽子是個不錯的選擇。如果要找一個除了音樂外大家都持之以恒的事,那肯定是“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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